暖人的热忱
——母婴“守护神”毕蝉琴教授
发布时间：2024.09.20
因为有你，我换了人间！
“我们要找毕婵琴。”位于金华一条小街的一间屋门前，站着三四个小青年。
房门应声而开，一个苗条的女青年走出来，问道：“有什么事儿？”
“我们是国立上海医学院的。”站在前面的一个男青年递过一张纸，说，“学校要我们来找毕婵琴。”
“我就是。”毕婵琴接过纸条，匆匆看了看，说，“啊，你们是39级的，看到你们有点儿眼熟，赶快进来。”
日本占领上海前夕，上海医学院教务主任兼药理科主任、教授朱恒璧临危受命，出任代理院长，1940年去掉代理两字。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上海医学院的大门站着日本宪兵，学生、老师进校门时要给这些宪兵鞠躬，并且不准老师和女学生化妆。这些无耻的规定让许多学生拒绝上课。朱恒璧决定学校西迁，还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给内迁去的学生申请到免学费读书，免伙食费。
上海至重庆，山重水复，交通不便，且一些地方，匪患时有发生，非一日之功也。不少学生家庭穷困，更没有经历过这么远的“长征”。学校既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费，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能只是定一个终点，而让学生自己去。漫长的行进路线，沿途一定要设置中转站或接待站。
朱恒璧首先考虑的是在金华设置一个中转站，既集结零星离开上海的学生，又可作为他们的一个缓冲带。来金华集结内迁的学生，每人发给2000元。同时联系沿途城市的上海医学院毕业而在当地就业的学长提供接待援助。
毕婵琴被选中到金华接待站负责接待任务。老师了解到她是个农家女，家庭穷困，吃得苦，从小学就靠编织挣钱读书，在班上又显出了不一般的组织能力。
1917年12月8日，毕婵琴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的一户贫苦人家。家里有五个孩子，她是老四。父亲是私塾先生兼替别人做账，但仍不能养家糊口，还要借贷度日。母亲帮人缝补和编织草帽赚取微薄的收入。毕婵琴心灵手巧，从小就向母亲学习编织。到后来，她把自己的童趣、梦幻、追求都织了进去，以致织出的一个个草帽、手袋别具一格，很受欢迎。随着岁月的逝去，她的年龄也增加，她渴望上学、获取知识、了解世界。父母也同意，母亲说：“你的学费你就编出来吧。”
母亲的一句玩笑话，激励了女儿，她利用小学、中学的课余时间进行编织，一路织进了浙江之江大学化学系，后因无法交学费而辍学，去小学执教。1938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父亲有意见：“如今是实业救国救家，你应该考个毕业后搞实业的学校呀。”
“爸爸，”毕婵琴抱着父亲的胳膊摇着，笑眯眯地说，“你和妈妈经常都在说，哪家媳妇生的小孩儿死了，哪家媳妇难产……女儿要在这方面走一条路！”
进了医学院后，对开设的每一门课、老师上的每一堂课，毕婵琴的认真劲儿，都远远超过当年在母亲教导下学习的编织。她要拿出比学编织还要加倍的努力和韧性，在未来的人生中编织自己看准的心中的医学梦。
学校派她到金华，她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无形之中有一种在和日本人对抗，为西迁的母校添砖加瓦的感觉。1941年5月，金华接待站的任务基本完成，毕婵琴离开，经广州、柳州、贵阳，长途奔波2个月，终于到达重庆歌乐山，走进了新建的简易学院开始了正常的学业。
这是1962年下半年。前几天，一个年轻老师给这个班的学生讲授“月经生理”。下课后，教室几乎炸了锅：“没有听懂”“照本宣科”。
班干部劝大家下来多看看书，结果越看越糊涂，于是，学生一致要求学校安排另外的老师重讲。
这批学生是1958年进校的，转眼就要毕业，很可能把进校四年来的一些想法集中到了这个老师的讲课上，借以出出心中的气。学校认真分析了这个意见，从积极的层面上看，这反映了学生的上进心。马上要毕业，没有学好，今后怎么工作？怎么面对患者？学校很重视，让重医附一院妇产科派个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去。司徒亮主任找到毕婵琴，给她讲了相关情况，说：“只有你去，才压得住阵。”
铃声刚停下，毕婵琴“噔噔噔”地大步走上了讲台。好多学生兴奋得合不拢嘴。他们听说过毕婵琴，是从上海医学院过来的，教学、医疗、科研都是一把好手。毕婵琴在重庆毕业后，就去了重庆妇产科医院工作。由于热爱文体活动，在抗日救亡的演出中，她和比她高一年级，在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工作的李宗明逐渐相知相爱，1945年1月6日，在重庆若瑟堂举行了只有两个亲人参加的婚礼。不久抗战胜利，二人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医学院。1946年，毕婵琴升为上海红会医院总住院医师，很快又升为主治医师，1956年任妇产科副主任、副教授。1958年，毕婵琴来到重医附一院，担任司徒亮主任的副手。事实上，副院长司徒亮更多的是做重医附一院的行政工作，妇产科就是毕婵琴在抓。
“听说你们‘月经生理’没有听懂，我今天来重讲一遍。我尽量讲清楚，你们也尽量记好笔记。”毕婵琴从包里取出讲义、图册之类，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教科书是有些简单，从文字上是不容易看懂、弄明白。”话刚说完，一张示意图就挂在黑板一角了。
有的学生从一些上海过来的老师那里听说过她，在上海医学院上课时，从三轮车下来，一身素色旗袍，看似袅袅婷婷，可是行走快捷，人还未到，脚步声就到了。听她上课完全是一种享受，声音清亮，生动活泼，没有人会打瞌睡。
“月经的生理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简单地介绍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她边讲边指着挂好的图，然后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
50分钟很快过去了。大家听得很入神，记得也很清楚，收获很大，晚上去图书馆整理笔记，比哪次都顺利。
学生们高兴，可是毕婵琴却高兴不起来。走在路上都心情沉重，教学医院的医生必须既是好医生，还是好老师，缺一不可。打铁先得自身硬，先从自己科室的医生抓起，决不允许再次出现学生要求重讲的状况。在妇产科的科务会上，她说：“学生是一张白纸，你不要说几句念几句就完了，你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体会他们能不能把你这个东西搞懂。我的体会是，医学教学其实就像挂彩旗一样，讲不清楚的就要用图来说明。50分钟以内，你挂得越多，学生就越能够懂。同时，还要学会画画，人体的每一个器官，甚至细胞，你画出来后，再加上讲解，形象就变得生动，听的人就更容易接受了。当然最好能够边画边说。”
就连从上海来的年轻医生叶之美，她都不放过，只要她接的新课，都要试讲。讲完后，她把叶之美叫到一边，说：“之美，你这个课讲得不错。你要记住，老师对所讲的内容，一定要搞得非常透彻。不透彻你就多看书，找参考书看。你透彻了，融会贯通了，肯定讲得更好。实际上这就是一碗水与一桶水的关系。”紧接着，她还介绍了自己的经验，讲课时怎么举例子，做到既恰如其分，又能吸引学生，使一堂课生动活泼，学生听起来不枯燥。
在毕婵琴辅导教学的过程中，叶之美获益匪浅。不仅是叶之美，来科室的年轻医生的教学很多都是毕婵琴这样辅导出来的。1975年，学校派吴秋萍去永川基地教学。毕婵琴放心不下，安排好科室的工作后，决定亲自陪她去。
20 多岁的吴秋萍，毕业的时间也不久，手里既没有好的教科书，年资又低，没有教学经验，觉得压力很大。毕婵琴对她说：“这正是锻炼自己的机会，丑媳妇早晚都要见公婆！秋萍，你好好准备一下。”接着给她讲了分娩生理的课程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要求三天时间，把教案整理好给她看。
吴秋萍如期完成教案，送给毕婵琴修改。毕婵琴一个字一个字修改后说：“你单独讲给我听，就像上课一样。”
面对毕主任这个学生，吴秋萍好忐忑，脸顿时红了：“毕主任，我好心慌！”
“慌什么？大胆地讲，我当初还不是这样过来的。”讲完后，毕婵琴说，“你板书时，应该做到一边写一边讲，不然就空堂了。”然后对图片展示的次序，对受精卵的分离、囊胚等等都一一做了指正。
到了基地后，毕婵琴审阅当地老师的教案，要求他们试讲，让吴秋萍也当着当地老师的面试讲，达到要求了，才允许上讲台。她语重心长地说：“学制缩短，我们讲授的知识可不能缩短。学生没有学好知识，怎么治病救人？”
1991年，学校安排吴秋萍给1987级讲授“正常分娩”。其实这课她在永川基地就讲过了，但那是小课。如今是一个年级的大课，吴秋萍没有讲过。毕婵琴仍然要求她先试讲，讲完后，对吴秋萍说：“你讲到骨盆倾斜度时，光是理论上一个图不行，你可以用手上的道具。什么叫作骨盆倾斜度呢？就是你把骨盆拿起，入口的那个平面和地平线的交界，就是骨盆的倾斜度。作为老师，要把内容吃透搞懂，然后变成自己的话讲出去。记住，50分钟要卡住，不能拖堂，拖了学生有意见；没到时间，只讲49分钟也不行，学生会瞧不起你，说你肚子没有货了。要恰到好处。”
于是，吴秋萍豁然开朗。这样形象地讲，学生肯定明白。“你讲的影响分娩的三大因素，可以举例来说明呀。”毕婵琴继续说，“比如说，这个娃娃是多少克，那个产力怎么样，骨盆怎么样，你让同学们去判断。比如，娃娃是 3500克，产力是正常的，骨盆稍微偏小，让同学去分析产妇能否顺产。这样，跟学生就互动了，而且学生对三大因素也会有印象。”
要讲“难产”这一课了。毕婵琴又不放心了，仍然要吴秋萍先试讲：“你知道，千百年来，中国有多少产妇、婴儿死于难产吗？我们讲好这个课，等于是培养一批批去与死神搏斗的战士。”
凡是没有讲过的课，毕婵琴都要吴秋萍试讲，试讲了“异常分娩”后，她对吴秋萍说：“你讲到Bishop评分，就是讲宫颈成熟度，成熟度有硬和软，硬的是0分，稍微软一点就是1分。可是，你这么讲太抽象化了，谁懂什么叫硬，什么叫软？软到什么程度，硬到什么程度？我建议你可以跟学生这样讲，如果硬的话，就像人的鼻尖；宫颈比较软的话，就像人的嘴唇。这样一讲，别人就不难明白了。”
不仅是对年轻医生如此，对年资高的医生，毕婵琴也一样严格对待。毕婵琴总是说：“医学就是科学，只能一把尺子。现在对学生负责，实际上就是对今后的病人负责。所以，不管年资高低，包括我自己，都只能一把尺子。这样，我们才问心无愧。”胡培华教授说：“我始终记得毕主任讲前置胎盘无痛性反复性的阴道流血时举的例子和深入浅出的解释，在自己的教学中反复运用了几十年。”
“毕主任，市卫生局通知我们，”重医附一院副院长司徒亮匆匆来到妇产科，对毕婵琴说，“卫生部下命令不准我们拿利凡诺引产了。”
“利凡诺不错呀，人家苏联用得这样好，我们也用得不错，为什么不准？”
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开始了计划生育工作。1953年8月，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要施行避孕及人工流产，一时没有很好的方法和药物、技术。普遍采用的“水囊引产”，感染率很高，常发生败血症。妇产科的医护人员心里很着急。一天，主治医生卞度宏在苏联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利用利凡诺引产的报道，很是兴奋。他拿着杂志，立即去找到毕婵琴：“我们可以照搬过来，先在兔子身上做实验。好不好？”
根据苏联的报道和实验的结果，用利凡诺0.1%100毫升即100毫克引产，开始在教学医院做，收到了好的效果。1965年，这个新的引产方法被某家基层医院知道了，也开始搞。可是，他们把0.1%看成了1%，结果造成病人肝肾功能衰竭。“司徒院长，我觉得这是因噎废食。0.1%和1%，10倍的差别呀！他们都不问一下，就马上判定这方法不行。”毕婵琴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可以继续研究，事实胜于雄辩嘛。”
一年又一年，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用利凡诺引产，成功率到达了99%。在四川省计划生育先代会以及1979年在重庆北碚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大会上，重医附一院都去做了经验介绍和推广，而且这一方法还写进了教科书，成为全国人工流产的首选，为计划生育技术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妇产科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断及防治，妊娠、分娩的生理和病理变化，高危妊娠及难产的预防和诊治，女性生殖内分泌，计划生育及妇女保健等。引产问题解决了，如何避孕又摆在了毕婵琴面前。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男性结扎，女性安环。新的节育环生产出来后，要去乡里推广。毕婵琴对黄德英说：“这是新产品，要去试用，你还要协助他们观察安环后的反应。”
“如果遇到有些妇女正好来了月经，怎么办？”黄德英问：“毕主任，我在那里要待十天半月呀？”
“假若有的来了月经，书上说，要等月经干净3—7天后，才能安噻。”
“不要管那一套！”毕婵琴说，“你想一下，如果等到月经干净3—7天后，子宫内膜是不是都很厚了？再去安环，阴道有可能会一直流血的。人家都是劳动妇女，天天要做事，多不方便！”毕婵琴双眼有些迷离，仿佛面前出现了一个个‘不方便’的妇女，声音也变得有些沉重，“我的经验是，月经干净一天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子宫内膜已经开始增生了，记住，照我说的做不会错。”
黄德英确实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没有不良反应。不光是月经干净了就安，还是生孩子后 （剖宫产、顺产），都可以即时按环。毕婵琴认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有利于避孕，又要有利于安环妇女的健康。通过我们的实践，可以做一个课题，提出新的见解。世界上本来就不只一条路。”
光靠安环还不行，应生产出自己的避孕药物。1979年，韩力力从中科院来到了妇产科实验室，毕婵琴正领导研制避孕1号。把研制的药品送给医院附近的汽车队的育龄妇女服用，然后取那些妇女的小便，检查是否怀孕，评估避孕药效果。她没有来以前，毕婵琴天天去那里收小便，和那些工人、司机家属热络得像一家人。做实验很原始，没有设备，只做动物实验。小白鼠要喂五天药，冬天天冷，星期天实验室没有人，小白鼠没人管就要饿死、冻死。于是星期天，毕婵琴就把小白鼠抱回家，放在灶台上取暖。小白鼠有一种气味，臭。韩力力说：“毕主任，很臭哟。”
实验室白手起家，建立激素正常值标准，需要志愿者 （年轻，激素正常），每个月经周期要献出至少10毫升血。实验室没有经费，志愿者没有酬劳，除了要收集志愿者的尿，还要抽取志愿者的血样，一般人肯定不干。毕婵琴亲自出马，一个一个地找志愿者。因平时她对所有病人都有求必应，热心帮助，所以她出面找人，大家就给面子了。实验室正常值的标本，全是她去找的志愿者提供的，其中还包括她的儿媳妇。
毕婵琴领导的妇产科团队推进的计划生育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不菲成绩，在重庆市、四川省都很有名声，医院每年都被评为市、区先进集体，1983年获卫生部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有的医生还被评为先进个人。
计划生育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优生优育，毕婵琴也考虑得很深入，她对自己带的研究生彭勤说：“你不要转专业，继续研究你喜欢的遗传。我去生物实验室给你找一个副导师，你平常多读一些国外的书籍杂志，有些国家已经走到前面了。”
彭勤是华西医学院1977级毕业的，看上了“胎儿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课题，报考了重医的研究生，没想到还没到学校，导师因病去世，就改由毕婵琴带他。
毕婵琴的特长是搞内分泌。重医附一院妇产科内分泌的研究、治疗从毕婵琴来了后就开始抓，而且抓得很紧，在西南片区算得上第一名。她最早研究了下丘脑—垂体性闭经，开了西南地区的先河，为此，还专门建立了妇科内分泌实验室，与重庆大学联合研究下丘脑性闭经的药物，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来治疗下丘脑性闭经。不管是闭经、闭经溢乳综合征，还是高催乳素血症、垂体肿瘤等方面，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妇产科来了一个20多岁的女青年，体胖，自述月经不正常，经多次检查，系垂体瘤压迫，抑制了第二性征。毕婵琴多次与脑外科的负责人探讨交流，决定用手术治疗。脑外科郑履平主刀，几家驻渝媒体的记者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全程观看了这次填补西南地区空白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女青年的女性性征恢复正常。
患者唐某某，从1979年开始，月经不正常，每次到医院都点名要毕教授给她看。经过精心治疗，她不但月经恢复正常，还怀了孕，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
毕婵琴去上海出差，了解到上医妇产科医院使用一种叫做尼尔雌醇的药物来改善女性更年期症状后，就去找长期研究和开发该药的陆湘云医生：“这是好药！我要带回去在西南地区推广，为广大更年期妇女做点儿好事。”
因此，彭勤应转内分泌专业才适合，可是毕婵琴不同意：“他选的这个课题是优生优育最需要的。”她到生物实验室找了专门研究染色体的老师做自己的副手，协助她指导彭勤。彭勤发现人工流产后的胎儿绒毛进行染色体检测，能检测出胎儿染色体是否正常。这就坚定了毕婵琴的信心：“朝这方面发展是对的，开拓一条路。”
做出染色体检测后，她专门去北京，找有关专家指导、鉴定。出乎预料的是，同步的改革开放，同步的学习外国的经验，而且几乎都是意大利某教授的同一篇文章，全国有好几家，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有关部门也根据这篇文章在做绒毛染色体检测。毕婵琴请教的这个专家也在做，看了检测的染色体后，劝道：“毕教授，你们是搞临床的，还是应从临床方面努力，搞点儿实际的胎儿诊断研究吧。”
这个专家做的跟毕婵琴拿去的几乎一模一样，后来，还得了国家科技奖。毕婵琴气得哭了一场，但她没有气馁：“彭勤，我们要敢于创新，继续做！有责任，我来承担！”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开始在真正的患者 （曾流产，或生过畸形儿，或反复流产） 中做试验。做了33例，8到10周就能够看出胎儿的性别，小孩生下后验证，准确率100%。然后又进行了胎盘绒毛胎儿出生前缺陷诊断的研究，成功后，在内分泌实验室开展了产前诊断，发现胎儿畸形，就及时终止妊娠，保证了优生优育。毕婵琴组织吴味辛、曹珍修等人总结产程图的临床应用课题，以后，又进行异常产程图的总结，在临床实践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她参与的《胎儿健康检查及遗传咨询门诊》《羊水细胞染色体G显带技术试验》和《妊娠早期绒毛膜细胞直接制备染色体方法的研究》等获得重庆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四川省科技进步奖。
“快点儿来，黄德英、吴秋萍，你们都来听一听。”毕婵琴人还没有走进逼仄的办公室，声音就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像敲鼓点儿。
大家挤进来，围在她身边，七嘴八舌：“毕主任，什么好消息，你加工资了？”“你又添孙子了？”“我们又得奖了？”
毕婵琴一脸灿然：“我今天太高兴了，要卖卖关子，让你们猜。”
大家都摇头。吴秋萍拉着她的左臂，摇着说：“毕主任，我们猜不了！你说嘛。”
“知道你们猜不到，”毕婵琴左右看了一眼，激动地说，“老天开眼了，我们有房子了！计生系给了20多万块钱，在门诊的二楼上面给我们加一层楼。”
黄德英几乎是喜极而泣。一年又一年，毕主任为了给不断发展的妇产科争取房子，真的是跑断了腿说破了嘴啊！她1963年从重医护校毕业后就到了妇产科，来上班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一个字，挤。妇科、产科，产房、婴儿室，都挤在三楼的一半里（另一半是外科的病房），产妇的呻吟声、婴儿的啼哭声、人们的脚步声，又挤又乱，像一个集市。
才来不久的程绮馨也深有同感。有次接收了一个病人，毕婵琴嘱咐她：“你今天就不要回宿舍去了，把病人照管好。”医生办公室竖了一个收折屏风，旁边放了一张床。毕婵琴让患者睡到那床上，叫程绮馨就守在办公室，发现有什么变化立即通知她。
黄德英向毕婵琴抱怨：“毕主任，太挤了，又闹，对产妇不好哟。”
“小黄，我也知道。”毕婵琴双手一摊，“我努力了，没有办法！”
几乎每一个医生、护士都对妇产科的局面感同身受，甚至病人都说，你们这个地方太拥挤了。于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解决办公条件的窘迫成为毕婵琴额外的一项重要工作，亦成为毕婵琴这个科主任与其他科主任一大不同的特点。
终于，三楼全给了妇产科，作为计划生育病房。可是好景不长，外科又要收回去了，毕婵琴很强硬：“收回去可以，但外科病房和我们病房中间的会议室必须留给我们。这么多年了，也该有一个会议室了。”从此，妇产科才有了真正的教研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毕婵琴也没有逃过“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关，被处理在病房里做清洁，当一般的住院医生。后期，重庆市成立了计划生育小组，首先想到的是毕婵琴，鉴于她的水平和业绩及年龄，请她担任计划生育顾问。无形之中，这给从来不走上层路线的毕婵琴提供了一个与市卫生局直接联系的渠道。她对有关负责人说：“计划生育必须科研先行，因为人命关天，不能蛮干，最好成立一个实验室。”
毕婵琴立即抽调人员成立了实验室。她天天跑到总务处去要房子，哪怕只给一间都可以。有时，分管房子的科长不在，她就坐在那里等。科长回来后，她跟他反复说，甚至跟他哭，直到争取到。
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后，要大张旗鼓搞计划生育，成立计划生育病房。毕婵琴只要有空，就在医院里转悠，四处寻找空房子。她看到肿瘤病房只有那个治疗室在用，其余的全部空着，里面还有不少垃圾。就去协商，终于要了一半房子，设了21张床位——正式有了重医附一院计划生育病房。过了几年，形势发展很快，肿瘤病人增加了。肿瘤病房要发展，向妇产科提出归还。计生病房又搬到哪里呢？
这时，外科大楼要加一层变为七楼做高干病房，外科手术室要拆迁，计生病房只好搬到手术室去。当时的手术室，人去楼空，一片狼藉，毕婵琴和大家一道做清洁，冲洗房间，很快搬了进去。看着这东挪西搬的计生病房，毕婵琴心里很难受：难道妇产科的几个部门成了寒号鸟，始终没有一个自己固定的窝？
正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沿海遇到红灯绕道走的作法激励了毕婵琴，干脆去集资，成立一家妇产科医院。什么妇科、产科，产房、婴儿室、计划生育实验室等，也就不再搬来搬去了。她动用了各种关系，筹集了20万美金，结果上面不同意，那些筹款也退了回去。
房子解决了，妇产科医院却成为了梦想。已进入老年的毕婵琴看见自己和同事们经过多年争取、努力发展起来的妇产科各部门的繁荣和比过去好一些的条件，欣慰地笑了，但释怀之余，她心里仍有隐隐的不甘：一些民办医院接二连三问世后，她为没有把心中的蓝图——重庆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变成现实而抱憾终生。
毕婵琴正坐在办公室看病历，吴秋萍走了进来，说：“毕主任，你在永川摔跤了？”
“毕主任，你不管，你都去照片了。”吴秋萍继续说，“给我看看，要得不？”
“没有啥子，只是肋骨线形骨折。”毕婵琴轻描淡写地回答，“都好了。”
毕婵琴陪吴秋萍到永川教学基地，一待就是一个月。她俩住一个房间，毕婵琴把吴秋萍当成自己的小孩子那样子照顾。才从学校出来的女孩子，又突然到几乎是农村的教学点，肯定有些不习惯。毕婵琴就开玩笑地说：“秋萍呀，这儿都是农村，粗脚粗手，大声武气的，你不要娇气，你应该像我这样。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和他们合得来。”接着又说：“你年轻，这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你要和大家一样值班。值班的时候，如果有手术，要参加手术哟。”
吴秋萍有时候要做手术。特别是遇到周末，食堂下班早，周围没有餐馆，手术完了，就没有饭吃了。毕婵琴就在食堂给吴秋萍买晚饭，让她手术完了后，不会饿肚子。一天，吴秋萍生病了，全靠毕婵琴照顾。中午，她从食堂带回来一碗稀饭。吴秋萍没有食欲，只吃了几口，就搁在一边。毕婵琴劝道：“秋萍，再吃一点儿，人是铁饭是钢哟。”
“我吃不下去了。”吴秋萍有气无力地回答，“搁在那儿，我晚上吃。”
“晚上怎么能吃？饭馊了，细菌多，你抵抗得了？”说完，她端起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不声不响地回来了。吴秋萍压根儿没有想到，毕主任在厕所倒饭时摔了一跤，而且还摔成肋骨线形骨折。那几天，生活在同一个房间，她还没有感觉到毕主任有什么异样，也许是自己年轻不细心观察，也许是自己想都没有想到。回到医院都有好几天了，她才偶然听说。此时，她看见毕主任轻描淡写的神情，心里特难过，肋骨会随着呼吸运动，骨折后，每呼吸一次都会很痛。眼前的毕主任为了照顾一个年轻医生，受了苦，毫无一点怨言，还瞒着不让自己知道。其实毕婵琴这样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吃苦的事儿，在妇产科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
1964年，刚到妇产科不久的程绮馨患了阑尾炎，必须手术。做手术前，家属必须签字。叫父母来，明显不行。程绮馨有个男朋友，但没有结婚，当然没有签字资格，只有毕婵琴去签字。手术麻醉，根据周泽昭院长的要求，不准用硬膜外麻醉，也不用腰麻，只能用局麻。程绮馨一听，心想那不会痛死我吗？但这时她有什么法？阑尾炎已痛得她死去活来，只求快点手术。
毕婵琴却心痛了，要尽量给这闺女减轻一点儿痛苦，不要雪上又加霜。她去找到外科负责人：“既然只能做局麻，就给我找一个手脚轻点儿的医生来做，尽量减少疼痛。”
“毕主任，我们科的人你都知道，由你选。”对方笑着说。
“开玩笑，你的人我哪里清楚？反正你给我选一个，拜托了。”
手术还没有开始，毕婵琴早早地来到手术室守着，比关心自己的亲人还认真。由于是局部麻醉，程绮馨神智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主任就守在旁边，心里突然暖暖的，觉得毕婵琴就像是自己的妈妈，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战胜疼痛的勇气。
阑尾取下了。毕婵琴说：“这个阑尾就像程绮馨的身材一样，又细又长，都还没穿孔，还没化脓。”
程绮馨听得十分清楚，而且永远记住了守在自己身边、关心自己手术的毕主任的这一句话。
“我妈也是，她的一个病人，要我从重庆给她带东西回去。”邓安菊在叶之美的带领下刚接完生，边在那里清洗边对同事说，“我哪来钱给她买嘛？”
邓安菊才到妇产科工作不久，月工资32元钱。过两天就是春节了，要回家去。此时却收到母亲的来信，要邓安菊帮她的病人买胎盘组织液。第二天回老家的车票都买了，身上也没有钱了，只有跟人借。
恰好，毕婵琴走进来听到了邓安菊的话，立即问：“小邓，你说你缺什么钱？”
邓安菊讲一遍后，说：“不买嘛，妈要生气；买嘛，只有借钱。”
“你这个娃儿，过来，”毕婵琴叫她到办公室，把女儿李珏的存折递给她，“我借给你，你去取。”
邓安菊好感动，双手接过存折，说：“毕主任，你不怕我不还你？”
“我不怕，你快去取。”毕婵琴转念一想，邓安菊拿着别人的存折，可能银行不取给她，甚至还会造成误解，立即说：“下班后，我陪你一路去取。”
邓安菊完成了母亲交代的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坐在车上，想起了毕主任给她交代的一件事儿：“小邓，我给你说哈，胡医生有高血压哟，平常工作时，你们这些小孩儿不准调皮，不准气她。”
“嘿，高血压病人不能生气，否则后果很严重。我对你们年轻人都打过招呼的哟。”
从此，邓安菊这些年轻人见到胡医生，就特别乖，打个招呼都轻言细语的。胡医生知道后，感慨道：“谢谢你们，谢谢毕主任像母亲一样的关心。”
倪凤茜医生和毕婵琴一道出差，不管是在市里，还是省里，都很随便。倪凤茜不习惯麻辣，有时一碗饭菜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毕主任，我吃不完了。”
倪凤茜知道毕婵琴牙不好，顺口问道：“红烧肉你怎么吃？”
“我们科室有妇科、产科、内分泌、计划生育、实验室等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部门，我们要根据年轻人的特点、愿望做出不同培养。”毕婵琴对司徒亮说，“你认为可不可以。”
第二天，在妇产科的一个业务会上，毕婵琴对大家说：“妇产科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妇产医院，要让你们尽量发挥自己的特长，把科室搞得红红火火。”
她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志愿来分析是搞产科好，还是妇科好，还是计划生育好，等等。如果某人提出的意见跟她的想法不是很吻合，就仔细比较、分析，提出中肯的意见。不只是看眼前，而是看到将来的发展。
毕业分配时，程绮馨没填妇产科，实习的时候就在妇产科，房子窄，病人多，而且三个星期中，一个星期门诊，一个星期产科，一个星期妇科，搞得昏头涨脑的，她不喜欢。她和另一个同学到了科室后，毕婵琴语重心长：“欢迎你俩的到来，妇产科又多了新鲜血液。你俩瘦高瘦高的，挺适合。我提几点要求：第一，要培养你们做师资，三年内不能结婚。第二，你俩轮转，四个月换一次。第三，要多读书，参加科里的读书报告会。”然后，事无巨细地介绍了在病房要怎么做，门诊要怎么做，读书心得还要交给有关老师审阅、写评语，等等。
妇产科准备搞病理室，那年春节后，毕婵琴派叶之美回上海医学院学病 理，学习一年。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不少人说：“快过年了，你可以回去了。”
叶之美也想回重庆和家人团聚，孩子幼小，快一年不见，怪想念的，就跟毕婵琴写信，想在年前回来。毕婵琴立即回信：“你最好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虽然我们都是从上医出来的，但还是要搞好这个关系。你提前走了，人家医院会有另外的想法。将来还有人要去学习，人家怎么办呢？”
叶之美看信后，觉得毕主任分析得对，就在那里安心学习，一个人在上海过了年才回重庆。
吴秋萍上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在医学上，广泛使用的却是英语。怎么办呢？社会上又没有英语培训班。毕婵琴对她说：“不要着急，你自己先学。这个和学俄语差不多，你先搞懂音标。”
以后，毕婵琴给她找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文章，让她翻译。只要有空，她就把吴秋萍叫到办公室，对着一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地翻译，当即纠正，促使她英语翻译水平很快提高。改革开放后，科研论文的发表与否，成为检验医学院校医生的一把尺子。曹珍修当了副主任后，毕婵琴嘱咐她：“你要喊你们手下的人写文章，要抓紧。”
分配给吴秋萍的是“前置胎盘的处理”。拿到这个题目，她不知从何下手，只好去找毕婵琴。毕婵琴从文章的立意、结构布局，资料分析，都一一进行了讲解。吴秋萍写了以后，又送给毕婵琴修改，如是者三。文章中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用文字叙说，又啰嗦，还说不清楚。毕婵琴便建议用表格来说明。这篇文章很顺利地发表了，吴秋萍从此以后，在科研论文写作上有了质的飞跃。
毕业后，邓安菊被分配到了妇产科，心里不愿意。毕婵琴问她为什么不愿来。她说：“我妈妈在县医院就是妇产科，我也到妇产科，多没意思。”她心里想的是到胸外科，当初就是在那里实习的。
“小邓，妇产科好。不信你问你妈妈。”毕婵琴耐心地说，“在这里，你还可以把你妈妈的知识、技术学过来，叫她帮助你。今后，你还舍不得离开。”
1981年，四川省护理学会成立，希望护理人员写论文，邓安菊写了《173例产钳助产的应用》一文，交给毕婵琴审阅。毕婵琴看后叫她到家里来修改。邓安菊问：“毕主任，会不会影响你和李院长休息？”
“不会的。”毕婵琴说，“你这是交到省里的，要体现我们重医的水平，马虎不得。”
邓安菊去时，李宗明正在弹贝多芬的交响曲，兴趣正浓。毕婵琴正在看书，房间里一片温馨。邓安菊心里一亮，早就听人们传说毕主任夫妇生活很浪漫，有情趣。“文化大革命”前有几年，李宗明、付雅谷、盛皆英几位前辈每周都要在医院外科大楼葡萄架下开演唱会，引吭高歌。李宗明最喜欢的是俄罗斯民歌。今日得见真实。刚坐下，毕婵琴走到钢琴边，说：“宗明，你停一下，等我们把小邓的文章修改了，你再弹给小邓听。好不好？”
琴声戛然而止。李宗明关上琴盖，忙他的事情去了。毕婵琴一字一句地给小邓指出，让她修改。不知过了多久，李宗明走过来小声说：“婵琴，我明天要去开大会，穿正装。你完了后，把西装、领带、手绢给我准备好。”
邓安菊心头又一热，怪不得毕主任手指头很粗燥，原来她在家里事无巨细都要做，连李院长穿的衣服都要给他找好！
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70多岁的毕婵琴突然到邓安菊家里，来不及坐下，就说：“安菊，星期六你跟我一道去查个房。”
一直以来，都是教授、医生查房。这是邓安菊知道的老规矩，她不解地问道：“毕主任，哪有护理查房的？”原来是重庆某职工医院死了一个娃娃，毕婵琴心里挺着急，要亲自去看看。
“过去是没有，现在从你这里开始。”毕婵琴说，“护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你必须去。你先把病例弄好，到时，我讲医生那方面的，你讲护理那方面的。”她递过有关资料，说，“你先看了再跟我讲。”
在毕婵琴的帮助下，邓安菊做了认真的准备，查房很成功。从此，开创了护理查房的先例。
1989年，姜淑芬写的一篇有关产科的文章被全国第五届妇产科学术会议选中，点名要她在大会上发言。大会发言，必须用普通话。妇产科领导在高兴之余，又为姜淑芬的“川普”担心。姜淑芬自己也很担心，怎么办呢？此时，毕婵琴突然说：“每一次全国的会议，各个省市都有人来参加。他们的普通话肯定都带有地方口音，都不是标准的。我看，姜淑芬用这个普通话讲没问题。”
就这样，姜淑芬带着毕婵琴的鼓励，带着妇产科、重医附一院的重托，信心满满地到济南，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妇产科学术大会，大大方方地用四川普通话宣读了论文，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研究生彭勤的毕业论文答辩会，其中一位答辩专家在凌晨四点钟到达重庆机场，一早参加答辩。彭勤要去机场接专家，毕婵琴阻止了：“你不能去，起来早了脑壳不清醒，跑来跑去劳累，会影响上午的答辩。我去接，你安心睡个好觉。”
70多岁的毕老师半夜深更替自己去接机，多少父母可能都不会干。彭勤一听，感动得涕泪双流。
“毕主任，你还不下班呀？”做清洁的工人把周围的清洁都做完了，走到诊室门口，随口问道，“都七点了哟。”
早已过了80岁的毕婵琴退而不休，仍不忘天职，坚持每周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每次门诊，室外候着长长的病人，都是长达四个小时的满负荷工作。同事们于心不忍，李宗明更是心痛不已。可她从不叫苦、不叫累，仍然乐此不疲。在妇产科门诊的医生中，她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仔细地为每一个病人诊病，上午的门诊常常是中午1点，下午的门诊常常是傍晚7点才离开诊室。与此相关的辅助科室已经下班，还是会影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于是，她干脆把上班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当护士和工人还在做开诊前的准备时，她已经在为病人诊治了。
在病人门诊病历上常常可以看到她这样的嘱咐：预约某月某日做某某检查；某月某日复诊，不挂号。对病人的关心，跃然纸上。
对农村远道而来的病人，她更是关怀备至。唯恐病人找不到有关部门或说不清楚病情，影响检查或治疗，她会亲自把病人带去，并提醒有关同志多加关照。
她每周仅两次门诊，有时病人取到检查报告后，又错过了她看门诊的时间。为此她和病人约好，届时专程到门诊等候病人，及时为病人处理。有时还告诉患者可以到家里去找她，她要对病人负责到底。女儿李珏劝她：“妈妈，你都八十几了，要注意点儿身体哟，不要太玩命了。”
她说：“李珏呀，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这些妇女的艰难。她们好多都是从区县农村慕名而来的。我不认真对待，尽快给她们治好，于心不安。”
有一个病人，患尿道息肉，手术后会出血。患者很胖，七八十岁的毕婵琴操作也不方便，就对叶之美说：“叶医生，你来。”
叶之美毕竟年轻些，蹲下去后很快就给患者擦了尼尔雌醇。毕婵琴就一直蹲着，并没有觉得自己是权威、老专家，还是叶之美的老师，面子上过不去，而是一切以病人为主。她这一举动深深感染了叶之美：病人是上帝，要热心地为病人服务。
胡培华1965年毕业以后，在医院待了半年时间，就到永川大安公社当妇产科医生了。接生，子宫检查，计划生育，安环、取环，等等，她觉得完全一头雾水，真的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一般的还能对付，可是特殊的怎么办？真是怕啥来啥。一天晚上，一个病人来了。胡培华一看，傻眼了：这个女人的小孩在家里就出生了，但胎盘没有剥离，起码过去了五六个小时。胎盘不出来，也不出血，脐带放在一只草鞋里面。不要说处理，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胡培华心慌了。
毕婵琴正在附近大龙公社，只有找她出马救急。公社办公室一个电话打过去，毕婵琴急如星火地赶来了。胡培华看见她，犹若见了大救星：“毕主任，怎么办呀？”
胡培华开始很紧张，以为毕主任会批评她，听她一说，就放松下来，介绍了情况。毕婵琴说：“这是产妇神经紧张造成的，给她麻醉一下，就行了。”
果然，麻醉后，产妇放松了，阴道也松弛下来，胎盘很快就自然剥离了。在场的人惊呆了，连声赞叹：“神医，神医！”
50多个春秋，毕婵琴妙手回春的患者不计其数，“神医”的头衔真是名符其实。
从在工作中认识到1946年结婚，毕婵琴和丈夫李宗明情深似海。李宗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她坚贞不屈、始终不渝地爱着他、支持他。晚年，二人更是朝夕相处，相依为伴。李宗明退居二线时，她担心他一时不能适应，有失落感，想方设法为他安排好晚年生活，把房屋装修一新，布置了一间典雅的书房和温馨的卧室，让他好好休息。李宗明因患严重的肺炎及糖尿病住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她被吓坏了，整天守在病床前。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李宗明恢复了健康。
慈母般的毕婵琴在妇产科医学的道路上奋斗了一生，于2001年5月6日12时停止了人生的脚步。李宗明在毕婵琴的照片上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文字：
这岂止是丈夫李宗明的心声，这是所有与毕婵琴交往过的同事、朋友和患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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