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骨科而生
——吴祖尧教授孜孜追求的一生
发布时间：2024.09.20
“嘟——”从“江新”轮发出一声浑厚而粗壮的汽笛声，划破浓重的寒夜。船上依稀的灯光撕开了夜的大氅，把刚进入梦乡的长江、嘉陵江四岸和朝天门处的人们惊醒了。
晚上11点，寒冷的江风呼呼地吹着，在两江交汇处形成一个锋面。轮船似乎已经走累了，吃力地避开锋面，向朝天门缓缓驶去。
一间船舱里坐着一家六口人——一对夫妇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1岁。他们是1958年12月17日从上海十六铺出发的。
男的叫吴祖尧，瘦削的身板斜靠在床上，手里拿着上海卫生出版社新出版的32开本的《临床外科理学诊断》，借着舱内暗淡的灯光翻看着。临离开上海时，他才拿到这部书，心里特高兴。新中国成立后，医院急需医疗著作，当初读到这部英文原版书时，觉得这部基础诊断书是可以陪伴外科医生一辈子的业务经典，立即和同事郁解非抓紧时间翻译成了中文，1954年9月上海中外书局出版了32开的平装本。岂知，一面市就供不应求，第二年再版。见读者急需，上海卫生出版社又出版了硬精装的新版。书里的内容，尽管自己了如指掌，但他深知这对于即将创建的重庆医学院以及筹建骨科病房，对于培养外科专业人才将具有其重要的实用价值。
其实，过去的几年，吴祖尧已经出版了好几部对后来的一代代骨科医生影响深远的图书：1951年4月，上海中外书局出版了他翻译的《骨与关节手术途径图谱》；1953 年 8 月，上海广协书局出版了他参与编著的 《外科学和外科护理》；1958年1月，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他和周公南编著的《战时急救常识》。
此时年轻的吴祖尧，在上海医疗界乃至在全国，名气如日中天！
1944年，吴祖尧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和中山医院工作。1948年秋以后，先后在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任骨科主治医师、骨科副主任、副教授。1948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考取了英国皇家医学院，准备出国留学，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他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报效祖国的愿望以及对未来祖国医学事业发展的憧憬，毅然放弃了出国……
他突然收起手中的书，站起来，提过随身带的皮包，翻找起来，钢笔掉到了船板上，发出了一丝响声。
抱着一岁的小女儿黛妮的妻子朱苕华从打盹中清醒过来，张开双眼，问道：“你在找什么？”
“早几天，你收拾资料时，我看见你把报纸和陈毅市长签发的奖状放在写字台上，肯定你收好了的。”
这是一张刊登有吴祖尧事迹的报纸。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医疗器材成为赴朝志愿军的急需品，其中石膏纱布就是主要军需品之一。这种纱布，国内不能生产，全靠进口，要花不少外汇。有时即使有外汇，外商出于政治原因，不愿供货或者有意缺货，使之成为了紧缺的医疗器材。
没有石膏纱布，怎么治疗断骨脱臼等骨伤？吴祖尧在长期的工作中了解其构造或组成，下决心自行研制，如果成功了，既填补了国内医用材料的空白，又为国家减少了外汇支出，更满足了军需和民间伤病员的需要，岂不三全齐美？
他请了纺织厂技术员帮助做了小模型，用脱脂纱布上浆，但吸水反而变慢，实验失败。吴祖尧没有气馁，查阅有关参考书籍，寻找办法和灵感，经过了近三个月的反复改进、实验，最终取得了初步成功。1951年，上海市组织赴朝鲜前线医疗大队，吴祖尧毫不犹豫地报名赴朝参战，救死扶伤。回到医院后，他又投入到石膏纱布的研制中，效果很好。1952年12月16日的《大公报》以《上海医学院骨科医师吴祖尧试制国产石膏纱布成功》为题报道：“由于吴祖尧医师的创造，不但解决了石膏纱布缺乏的困难，而且节约了国家资财……以全国统计，每月节约达600亿元以上（编者注：1952年时的旧币）。现吴祖尧医师为了进一步求得医疗器材的改进，正从事石膏内垫物棉花纸的研究工作。”
吴祖尧的此举，使我国建立起了自己的石膏纱布生产工业，填补了中国不能生产石膏纱布之空白！1956年，鉴于他在医学上的成就和不断的创造发明，他获得了由陈毅市长亲自签名和颁发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奖状，还受邀去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和国庆招待晚宴。
“江新”轮渐渐地驶入了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爸爸，船马上要到了。”不知什么时候跑出去的吴志正，回到舱房，兴奋地喊道，“我看见朝天门了，那石梯坎，好多，好高啊！”
8岁的吴志东勾着头拿他的书包，接过哥哥的话，问道：“爸爸，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得上去哟？”
“不要着急，慢慢拿。”吴祖尧说完，看了一眼还在睡觉的5岁的黛娜，扭头对妻子说，“叫黛娜不要睡了，问她去不去厕所。后面的路，不知有多远，到时不方便哟。还有重庆的冬天，特别是晚上阴冷，拿出来的厚衣服都要穿上。”
朱苕华看了一眼吴祖尧，觉得七天七夜的航程，丈夫好像瘦了一圈，那副他特别喜欢的曾戴着去参加国庆观礼的宽边大眼镜，似乎滑到了鼻头上。她心里明白，平时少言语的丈夫，尽管人在蜗牛般行驶的轮船上，心也许早就飞到了创建重庆医学院的事业中去了。在船过三峡时，黛妮睡了，他俩手牵手到甲板上去看神女峰。望着那缓缓移近的几乎插入云端的神女峰，吴祖尧突然脱口道：“古人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看啦，我们却是被两岸猿声啼住了，‘江新’还在万重山啊！”
妻子朱苕华是上海红十字会医学院高级护士学院毕业，并留在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工作的儿科病房副护士长，此次支援建设重庆医学院，原本没有她。吴祖尧打算，自己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妻子和另两个孩子留在上海。可是，朱苕华不干。找到医院领导，坚决要和丈夫一道来重庆，不愿过一家人分居两地的日子：“他都去了，阿拉也一道去！一家人不分离！”组织上不得不重新考虑，物色、安排接替她工作的人员。
刚才，她正沉浸在离开上海的那天，十六铺码头上，和亲人、同事、朋友惜别的情景恍如昨日：她抱着黛妮，丈夫牵着黛娜，提着行李，两个儿子背着书包，穿过熙熙攘攘的送别人群，眼含泪水，义无返顾地登上了“江新”轮。巨大的轮船下面，无数双挥舞着的手在摇动，伴随着汽笛的长鸣，水面浪花的翻滚，轮船启动了，把这些送行的亲友抛在了后面。
轮船靠岸了，朝天门码头一级级冰冷的石梯，作为迎接生活在优渥的上海的这一家子的见面礼，待走到等待他们的吉普车旁时，他们个个都满头大汗，冒着热气了。拉着装载行李的拖斗的吉普车穿过星星点点灯火的大街，驶进了曲里拐弯的公路，仿佛进入了黑乎乎的蛮荒之地。偶尔还听得见狗吠。吴志正问道：“爸爸，还有好远？”
“重庆这么大，我又不是哪里都去过。”上海沦陷后，吴祖尧不愿在日本铁蹄下生活，毅然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前往重庆歌乐山，继续完成其学业。而今，他们要去的重庆医学院，还有多远的路，他确实不知道。
吉普车车轮在不平整的路面上跳动着，奔跑在黑鹅绒般的夜色中，奔向这一家人的目的地。
“吴主任，请你快点去神内科！”一个护士气喘嘘嘘地跑到实验室说。
“一个摔伤的病人送到神内科那里去了。”护士补充了一句，“说是挺严重，请你赶快去。”
“啊？送到神内科了？”吴祖尧搁下资料，三脚两步地过去了。
这个工人搬运援外粮食包时，扛得过重，从跳板上摔了下来，造成第五颈椎骨折、骨髓横断性损伤，生命垂危。护送者心急慌乱地把他送进了神内科。时间就是生命，再转送骨科会耽误时间。吴祖尧立即组织科内医护人员，去神内科建立临时抢救室，他和医护人员一面做手术，一面在床边做颅骨牵引。稳住病情后，吴祖尧跑到医院修理间，根据伤者的具体情况，指导工人制作简易翻身床。时令早进入夏天，穿一件单衣都觉得热。如果伤者并发中枢性高热，会危及生命，因此必须保持室内温度。吴祖尧去了几个部门，最后借到一台如书柜般大的温度调制器，为患者控制温度。在他悉心治疗下，病人的生命得以挽救，不久就出院了。
自此，吴祖尧潜心研究得出了高位截瘫病人中枢性高热的原因，认为主要源自于脊髓交感神经传导功能紊乱。他指导工人制作简易翻身床的信息，被上海医疗器械厂获悉了，上海医疗器械厂专门派人来测试数据，作为制造医用翻身床的依据，为厂里增添了一个新产品。
有人说，骨科医生好比木匠，能锯能削能做；犹如裁缝，能裁能剪能缝，巧手做成工艺品，一点不假。假若吴祖尧是个木匠，一定能做出精美的桌椅；假若吴祖尧是个裁缝，一定是个服装大师。一天，医院挂号室门前来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急冲冲地问：“同志，骨科吴主任上班吗？”
“上班。”挂号员问了患者的姓名、性别后，接着问，“年龄。”
挂号员大吃一惊：“吴主任是看成人骨科哟。你们走错了，应该去儿科医院。”
原来，这个小孩儿髋关节脱位了，在武汉没治好，听说重医有能人，就溯江而上，到重医儿童医院求治。医生仔细看了看，伸手去摸脱位处，孩子又不停地哭。于是，无奈地说：“这个……太难了，建议你去重医附一院，找吴祖尧主任，他是有名的骨科专家。办法多……”
到了骨科，听说是给小孩儿治髋关节脱位的，吴祖尧也觉得应去儿童医院。母亲赶紧解释缘由，担心被拒绝的脸色、眼神油然而生。
人家千里迢迢来求医，不能简单推走。尽管自己娴熟于成年骨伤治疗，从来没有开展过儿童骨科的诊疗工作，不过儿童的骨伤学原理与成人是相通的！吴祖尧仔细检查、询问后，取出一本书，翻开，斟酌再三，拿过一张纸，专注地画着。过了一阵，他拿起这张纸，说：“你又去找儿童医生，请他们照这个样子定制特殊凳子，让孩子坐在这种凳子上，就可以复位。”
果然，这个特殊的凳子治好了小孩儿的髋关节脱位。从此，这种治疗方法就传承下来了。
吴祖尧到医院后，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和上海优越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他克服了巨大的不适与困难，咬着牙、艰难地从事着开创和组建骨科的工作。酷热的夏天，手术室里没有空调，只好用冰块加电扇降温。一个大手术下来，通常是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吴祖尧几乎昏厥过去；晚上没有电，突突发响的柴油机只能使几瓦的小灯泡微微发亮，他就在这灯光下看书、研究病例、写教案……加上生活上的困难，吴祖尧的体重下降，身上的衣服仿佛也大了一号。
骨科医生少，病房小，和脑外科在一起，后来又和胸外科在一起，床位有限，往往供不应求。他要求扩大病房、发展骨科，因为骨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劳动群众，换句话说，骨病是劳动者的病。为此，他多次去找领导，争取扩大病房，积极推动科室发展。他强调：“重庆是座山城，山高路不平，爬坡上坎，容易伤到筋骨，加之这里是重工业城市，工人众多、劳动强度大，容易受伤，工伤事故与筋骨伤痛成为多发病、易发病。”
吴祖尧对基层医生特别尊重，每次会议有基层医生参加都说：“你们来自基层，先说，听听你们的意见，机会难得哟。”在吴祖尧的建议和大家的支持下，很少有骨科专业的市内各区县医院，都建立了骨科。重庆钢铁公司产业工人多，骨伤患者也多，吴祖尧曾经做过规划，要在那里建骨科医院。
1961年的一天，吴祖尧正埋头在资料中，护士推门进来说：“吴主任，来了一个重伤员……”
他抬起头问：“什么伤？”
“右手臂断了，很严重……”站在门口的护士回答，“要你赶紧去。”
吴祖尧赶到手术室，仔细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菜园坝煤场的董姓工人，工作时不小心，右手臂被卷进了卷扬机里，不但断口不齐，而且附带周边的皮肤撕裂，更要命的是煤灰已经和着渗出的鲜血把受伤的地方染成黑乎乎的了……
手是人们生活工作须臾不可离的！一个正常人，没有了手，其人生世界会迥然不同。何况一个靠手工作、生活的普通工人。挽救他的右手，就是挽救他今后的人生，就是挽救他的家庭！
自己是骨科医生，就是为患者解决困难的。要尽最大的可能，不让董姓工人失去这只手臂。从医以来，他做过了不少涉及骨科的高难手术，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还从未做过断肢再植。不但他没有做过，就连国内仅有的相关文献上也没有报道过这样的案例。何况还是这种创口不整齐，且糊了不少煤灰的断肢！
“尽全力挽救他的这只右手！”他迅速召集相关医生、护士，三言两语做了布置，然后亲自操作，清洗创面，去掉坏死的部分，找出细小的血管、肌腱……
经过吴祖尧精心的手术，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董师傅的右手断肢再植成功，并且成活，很快恢复了健康，且能提起一定的重物。
从有记录的骨科治疗史上，这应该是中国第一例成功的断肢再植，但由于医护人员均忙于抢救，没有考虑到也没有来得及留下照片和影像资料，更没有想到把这一重大信息传布给媒体进行报道，成为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不然中国断肢再植成功案例的历史可以被提前两年。
“哪个受伤了？”多年养成的习惯，医院里的医护人员，请他出主意的一般是骨科方面的事儿，其他的事情，即使有人问他，他也婉拒，担心出了馊主意。只有骨科，他是内行，不能拒绝。
医院职工李晓华突遭车祸，整个左腿外伤，膝关节暴露、开放性损伤，整个左小腿的皮肤没有了，左大腿后面和臀部的皮肤也没有了，缺损的皮肤占全身百分之十五。病人处于昏迷状态。面对这血肉模糊的腿，一种意见认为，如不截肢，感染败血症，命都没有了。吴祖尧考虑到，她还年轻，醒了后，发现腿都没有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会影响她的终身。保腿不截肢，风险又很大，在与风险的挑战过程中，吴祖尧作为主任，经过认真的评估，对风险的预判和对自己实践经验的衡量与自信，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风险我来承担！”
治疗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大面积植皮，也感染了败血症……吴祖尧坚持在刀尖上走路，倾其全力精心治疗，保住了李晓华这条受伤的腿。伤愈后虽然左腿不如原来灵活自如了，但毕竟保全了肢体。
李晓华每每见到吴祖尧，或者吴家的人，都心存感激：“要不是吴主任坚持，我这腿……假肢哪有自己的好哟！”
吴祖尧非常了解基层劳动人民的疾病，在科室里常讲：“在生产劳动条件未改善的情况下，由于肩挑、背扛的重体力劳动，腰肌劳损、腰腿痛、坐骨神经痛是他们的常见病、多发病，且容易复发。在重庆特别明显，我们这骨科呀，从事的工作大多与他们相关。我们就是为普通劳动者解除痛苦！”
于是，吴祖尧研究硬膜外碘液造影以帮助诊断，成为当时国内领先的科研。对腱鞘炎、肩周炎、网球肘、腕管综合征等软组织损伤，使用醋酸氢化可的松疗法获得显著疗效，但当时药物还需从国外进口。他领导科研组的临床医生从事研究，并亲自为每例病人注射，收集原始资料，随访观察，终于研究出一整套综合治疗的方案，这套方案成为软组织损伤的常规治疗方法之一，同时也促成醋酸氢化可的松在国内投入生产。
腰背痛几乎牵涉到每一个人，大都是或多或少的运动创伤引发的。吴祖尧把运动创伤的研究作为重点，走出校门深入到体工队、杂技团、舞蹈团等单位，在练功房内、训练场上、竞技场上进行现场研究，为患者就地治疗。尽管他身患肝炎，仍没有终止这一研究。
他还把学生叫到实验室当运动员模特——左手托着皮球，右手横在后脑部，站在自己对面。他则坐在一具标本面前，仔细地上下对照、观察人体运动时骨骼、肌肉的相对变化。多年下来，他记录了大量的科研数据和资料，写了多篇研究论文。
针对软组织损伤，吴祖尧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最后总结出注射醋酸强的松龙，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由此，这一常见病的治疗，获得了理论、教学、临床医疗上的发展，一年年地传承下去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医疗卫生工作要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医院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山区、到农村，给穷苦的农民送医送药。
一天晚上，大雨如注，天又黑得早，吴祖尧和医疗队员们正准备休息。突然，房门被人拍得“砰砰”响，同时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找医疗队！”
一个队员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打着火把的农民，头上热气直冒，急切地说：“我、我要找医生！”
吴祖尧一听，赶紧披衣走出来，问：“不要急，慢慢说。”
他立即返身回屋，叫队员带上医疗器械及相关药品。打着雨伞，跟着农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路上。路边原本是一条小溪，由于几天的雨水，使其成为一条水浪翻卷的河流。队员打着手电，农民举着火把，一个个小心地走着。路面太滑，吴祖尧一个趔趄，差点侧翻进河里，左边眼镜脚也滑脱，整个眼镜挂在右边耳朵上，全靠走在后边的另一个队员，眼明手快，用力一把拉住了他。
赶到农户屋里，吴祖尧一看，形势不妙，只有剖宫产。雨大风疾的黑夜，怎么把这个妇女送到就近的乡村医院？也许，还没有送到，人就没有了。
不行，只有就地处理。吴祖尧扭头问带器械的队员：“所有器械都带来了吗？”
一刀一剪、一针一线……，一个骨科专家，20多年没做过剖腹产手术的他将剖腹产的手术做得完美无缺。一位当年随队前往的原医科大学副校长说，这足以证明吴教授的基本功之扎实，技术之精湛。
由于营养不良等多种原因，佝偻病造成的“0”“X”“K”形腿，对患者身心摧残很大，劳动就业、社会福利、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治疗佝偻病不仅是个人及家庭的需要，也是国情的需要。吴祖尧力排一切非议，开展佝偻病的矫形手术，并带领科内同志到基层医院，指导基层单位开展治疗，造福于人类，为子孙后代谋福利。
其中，个别人脊柱变形，成为社会上通称的驼背。患者不但心中痛苦，生活不便，而且还遭来某些人的异样眼光或歧视。作为骨科医生，吴祖尧非常理解他们，凡是来应诊的，他都热情接待，凡愿做手术的，则尽心尽力地为其矫正。
一个背部弯曲十分厉害的病人来到医院挂号室，点名要挂骨科的号。挂号员问他：“你看什么病？”
“我就是专门来找他的。亲戚对我说，你们骨科有个姓吴的医生，整直了好几个驼背了。”
他见到了传说中的吴祖尧，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病因，这些年来自己的痛苦，别人的歧视，最后说：“吴医生，我这个样子，能够弄直，挺起胸膛走路？”
“谢谢你！是死是活，我就交给你了。”他很释然地说，“你放心做，成功了，是我一辈子的幸福；不成功，也算我给医学作了贡献！”
这个病人的驼背脊柱弯曲近80度，要矫正过来，风险极大。吴祖尧和同事一道，反复分析研究，制定预案，尽量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风险排除。当病人被推进手术室，抬到了手术台后，他精心操作，不敢离开半步，汗水出来了，护士给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饿了，护士递根吸管到他嘴边，让他吸口牛奶。这场手术一直进行了十多个小时，当他放下器械，脱下手术服后，几乎瘫倒在椅子上了。
不久，病人痊愈出院，完全换了一副身板，人也陡然变高了。对着镜子，心里那个美，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吴医生！”
过了几天，这个患者提了一袋水果来看吴祖尧：“吴医生，这是我和家人的一点心意。”
吴祖尧谢绝了：“你自己吃吧，手术后，还要增加营养。”
“吴医生，你使我重生了。”对方双眼闪着泪花，“你收下吧。要不，你给大家吃。”
“不行！给你治病，是我们医生的工作、责任。收了你的水果，就破了规矩。”
从此，“袁家岗医院吴医生能把驼背整直”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好多位弯曲近七八十度的脊椎病变病人闻讯而来，经过吴祖尧及同事精湛的医术后，挺直了腰杆。
从此，社会上也有了传言：“袁家岗医院的门太神奇了，驼背走进去，挺直了走出来。这比芝麻开门那个门还厉害！
天空飘着一丝丝云彩，骨科严为棣医生和穿着单衣的吴志正不知抬头看了几次蓝天，但都是训练的军用飞机。民航飞机还没有在一望无涯的天空出现。
由于吴祖尧取得的科研成果吸引了世界同行，去年，美国特种外科医院、康奈尔大学附属医院特邀他去做访问学者并举行多场演讲。访学中，他也了解了美国同行的研究情况，他所主持的骨形态发生蛋白 （BMP） 和骨基质明胶（BMG）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国际医学界对中国骨科研究成果予以了充分肯定和赞誉。
从机场出来后，身着西装的吴祖尧见到儿子和学生，满脸高兴：“我们得到了最先进国家同行的肯定！”然后扭头对严为棣说：“严医生，我要吃猪蹄髈。”
严为棣是吴祖尧在教学中发现的人才，肯干肯学。他还没毕业，吴祖尧就辅导他，带他一起做实验、课题。1964年，从重医毕业后分到了附一院，他知道，猪蹄髈是老师的最爱，今天，他要以此庆祝几年来辛苦后的收获。
其实，吴祖尧哪有时间庆祝？国外的发展，国外同行的肯定，恰如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鞭策着他。回到家，放下行李，还来不及与阔别近一年的妻子、孩子多聊几句，就一头扎进了同样阔别了近一年的实验室。科研催着他呀！
“文革”结束后，全国召开了科学大会，重庆市也召开了科学大会，由此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吴祖尧走出了“文革”的阴霾，院领导钦定他主抓科研，为医院骨科学术带头人。实际上，岂止是重医附一院，就是全市、全省的骨科，他也是名符其实的学术带头人。
“文革”耽误了10年，此时，全国都在奋力追赶。他要随时了解、关注骨科前沿发展的情况，对严为棣说：“严医生，你去四川省科委开外出介绍信，去几个医院调研、了解他们的科研情况。”
严为棣到了省科委，接待他的同志笑着说：“你就叫吴祖尧写个介绍信嘛，比我们的管用得多。”
根据吴祖尧的安排，严为棣去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天津骨科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调研。但大家都保密，只要涉及关键问题，都王顾左右而言他，吞吞吐吐的。严为棣只好找到吴祖尧的学生，私下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回来后，经过研究讨论，写成了科室的发展规划。
吴祖尧对科室的人员要求很严，每个人每年都规定了任务，绝不允许炒冷饭，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不止一个课题，甲课题正在研究，又开始乙课题。他要求大家：“时不我待，人民群众需要我们搞出新的东西，减少患者痛苦。”
“文革”刚结束，国家科委将“硅橡胶材料的研究”下达给了四川省科委，省科委又交给了晨光研究院和重医附一院，说：“老吴是干实事的人，我们信得过。”
吴祖尧和科室同仁经过多次研究、实验，发现原材料经过临床验证有问题，原因是国内的材料没有达到医用级别的标准。在重庆渝州宾馆召开的全国生物医学工程会上，好多个单位在发言中报喜，说假话。吴祖尧不愿说假话：“这是一个人的良心，起码的道德，其次是作为骨科医生的责任，其三是要对病人负责，必须说真话。”
严为棣说：“吴老师，我去发言，万一形势不好，你来扭转。”
严为棣在会上刚说完，一个代表突然站起来，打破了鸦雀无声的会场：“你讲了实话，我们的材料没过关。”他是华中工学院的代表。会议决定，这个项目立即停止下马。会后，他在科室里说：“大家开动脑筋，在骨折愈合上多想办法。这个长期烦扰骨科界的老问题，看能不能有所突破。”
治疗骨折愈合，多少年来，穷尽了中外一代代医生的智慧。从手法复位外固定术、内固定术到二刃钉、三刃钉、钢板固定、髓内针等方法……但总不令人满意，需要另找新的治疗方法。
不少患者不是简单的骨折，而是某一部位骨头已坏死或因为损伤为粉碎性骨折，又急需恢复其功能。最开始的时候，是用同种异体骨 （把其他受伤的人的断肢或者伤害致死的人的肢体，取得供体家属同意后，经过骨科医生处理后，使用到所需病人的患处） 作为患者需要的支撑物。后来，这种骨头的来源少了，医学界就开始研究异种异体骨。可是异种异体骨移植因为有免疫、排斥反应，且能引起骨头愈合不良，故临床医疗急需研究出一种使其愈合或长得好的“粘合”材料。
吴祖尧想用电刺激加快骨愈合。他让在江陵厂工作的大儿子吴志正联系，和厂科研所一起搞电刺激，效果不理想，后又探索化学刺激，但结果仍不理想。吴祖尧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竭尽全力寻找突破口。终于，突飞猛进的生物医学使他得到了启发，由此拉开了探索生物骨基质蛋白 （BMP） 作为骨折愈合的填充材料的幕布。
1984年，吴祖尧和他的助手们开始了骨形态发生蛋白 （BMP） 和骨基质明胶 （BMG） 的研究攻关。BMP是存在于骨基质中的一类蛋白质，可诱导间充质细胞转化为成骨细胞。由于其含量极少，混在许多种蛋白质中，提取和纯化BMP 十分困难。美国乌里斯特 （Marshall Urist） 教授花了近 20 年的努力，在1982 年从牛骨中提取出纯 BMP，1984 年又从人骨中提纯 BMP。日本宫本高冈（Miyamoto Takaoka） 在1987年从兔骨中提取了纯BMP。根据资料披露，国外有用牛骨、兔骨作材料的。我国常见的是猪骨，将其为材料，来源可靠。可是，猪骨要粉碎，需要钢磨，只得去重钢设计院借用，而提纯一克骨基质蛋白，大约需要猪骨1300公斤。
从事临床多年的医生要做实验室研究，就得从头学起，尤其是对于建立新颖的免疫实验室，更得一步步、一点点地学习，掌握技术方法。吴祖尧走到了国内同课题同行中的前列。科技竞赛场上，拼的不仅仅是智力，还有毅力啊！
在攻克这一难关的同时，吴祖尧关注起了妇女穿的高跟鞋。旧中国，有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就是对女性双足的摧残——“缠小足”。在不少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这种畸形的审美观和侮辱女性的描述。但对缠小足后的畸形脚型病变，从未见到科学的研究和探讨。如今，一千多年的缠足恶习销声匿迹了，但另一种摧残女足的高跟鞋又风靡当世。妇女穿上高跟鞋后，大大降低了足踝部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增加了踝关节扭伤骨折的发生机会。
吴祖尧出于骨科专家的职责，在一次会上严肃呼吁：“希望骨科界研究高跟鞋的利弊，研究健美的鞋饰，宣传足的生理卫生。因为这涉及到千万人的健康问题，希望卫生部门、轻工部门、商业部门把足卫生管起来，监制和销售合乎生理卫生的鞋子，结束在鞋饰方面的无政府状态。”
这还不算，他决心研究妇女小足病，以科学事实为依据提醒人们畸形脚病的形成与预防。但自古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借鉴。我国有一本 《采莲录》，有对缠小足后变形过程的文字描述。但该书仅存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且各为半集，因是禁书，不能借出阅读。吴祖尧闻之，多次与之商洽，终于感动了馆长，并带上合法手续，破例让他借阅了此书。
他的研究，不仅为足疾的治疗取得了新的进展，还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被同济大学校长裘法祖院士特别编入《黄家驷外科学》，为医学史填补了空白。
经过他和研究生胡晓波等人两年时间的艰辛实验，终于从适合国情、价廉易得的猪骨中成功地提纯了 BMP，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提纯 BMP 的国家。吴祖尧和他的团队继续深入研究这一方兴未艾的骨科最新理论——诱导成骨。
1987年，第六届世界骨科年会在日本召开，邀请了30多个国家的专家，吴祖尧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并用流利的英语做了猪骨提纯BMP的报告，顿时引起轰动。会后，各国一致推举他为代表，在大会上致辞，为中国的医学争得了荣誉。在致辞中，他自豪地宣布，中国的医学科学、特别是骨科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某些领域的科研成就，处于领先地位。比如，他主攻的BMP已用于临床，而美国、西欧等国还停留在良性瘤（样）骨病损阶段。
吴祖尧团队用人骨基质明胶 （BMG） 治疗多种骨病，获得了优良效果。用同种BMG治疗各种腔洞性骨疾病（如骨囊肿、骨巨细胞瘤等）、骨折不连接、骨折延迟连接、陈旧性骨折、骨结核、脊柱畸形术等患者30多例，随访6个月至2年，全部病例植入BMG后，创口愈合优良，无免疫反应，相容性好，有明显的成骨效果，尤以填充腔洞性骨缺损为佳，表明人BMG可完全替代自身骨。
有人通过关系，专门找到吴祖尧家里，要花二十几万买这个成果。吴祖尧笑着说：“这个项目不是我的！这是国家的项目，我做不了主。”
“你是这个项目的主研人。没有你，就没有这个项目，更不会成功。
“你说的都不错。可是，我是重医附一院的人呀。”吴祖尧予以拒绝，“古人尚有不能卖主求荣，你说，我怎么能卖主求利哩？”
这一创新研究成果，开创了骨科治疗的新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国家卫生部授予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吴祖尧众多研究成果中荣获的最高荣誉，当人们争相祝贺时，他却说：“成绩是大家努力取得的，我只是牵个头儿！”
这一年十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医学院隆重举行，一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骨科界同仁参加了会议，吴祖尧主持了大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1988年7月19日，是吴祖尧70岁生日，全市的骨科界同仁在重医附一院为吴教授贺寿，召开座谈会，合影并举办了寿宴，大大的蛋糕上插满了蜡烛……
1997 年 7 月 19 日，吴祖尧 79 岁生日。由于常年的辛劳，他不幸发生了脑梗，半身瘫痪，在家庭庆贺仪式上，又一个蛋糕摆在吴祖尧面前的餐桌上，一家人站在周围。
儿女们拿来了一把餐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爸爸，你来分蛋糕。”
吴祖尧接过了刀。刚才还眼神迷离，双手一直颤颤抖抖的他，右手一拿到刀，顿时变了个人，身板挺直，双眼放光，定定地看着蛋糕，手也不抖了，对着蛋糕的正中间，一刀切下去，留下一条笔直的口子。
“爸爸，你这是在做手术哇，切得这么精准！”身为附一院心内科护士长的女儿吴方惊叹道。
“爸爸是以为他在做手术噻！”吴志正小声说，“你忘了，爸爸是有名的吴三刀，稳准，手术台上，三刀就解决问题。”
他这一说，屋内突然安静了，每个人心里都难过起来，朱苕华眼里涌出了泪水。
是啊，吴祖尧的心始终在科室、在手术台上，他是为骨科而生的！
可是，在他年富力强，精力、智慧最丰富的岁月却被人为的风暴夺去了。
“文革”开始了，吴祖尧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事前，他从报刊和校广播上已经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他把朱苕华和四个孩子喊在一起，严肃地说：“这几天，我反复考虑了，从明天起，吴黛娜改名为吴方、吴黛妮改名为吴红，这样，和吴志东的最后一个字，就构成东方红！”
朱苕华和两个女儿都不理解：这是五十年代取的呀，多好听的名字。
“那是学习老大哥，给你俩取了个洋名儿。现在形势不同了，要赶快改正。”他对老大说，“志正，明天，你就带黛娜、黛妮去派出所把名改了。唉，喊习惯了，今后，从我和你妈做起，再也不准喊了！不然，老二那名字——志东，会带来麻烦的。唉，当时呀……”
他担心在二十中读高中的吴志正受牵连，还叫他写揭发自己的大字报。吴志正不愿，他坚持：“你必须写！”
在一向很严的家教下成长起来的吴志正，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意愿，只好违心地抄别人揭发吴祖尧的大字报，半夜深更拿出去，放在路边，压一块小石头，想找个时间又偷偷取回来。
那时，最小的女儿吴红还不懂事，跑出去看大字报，数大字报，数着数着，却哭了。同学问她：“哭啥子？”
“傻瓜，你以为大字报多是好事儿呀？又不是吃的肉嘎嘎，越多越好！”
除了早请示、晚汇报、抬石头外，拿惯了手术刀、写惯了科研文稿的吴祖尧天天面对白纸写检查，心里苦闷极了。
不久，吴祖尧和李宗明等住在新八家的教授们一起被隔离审查，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站着低头半小时。妻子朱苕华见此情景非常难受，跑到“牛鬼蛇神”队伍里，站在吴祖尧旁边，陪伴丈夫一起受体罚。造反派不准她去了，她就在家里低头默默地陪伴着丈夫。小女儿吴红很是不解：“妈妈，你这是做啥子呀？”
孩子们一听，忍不住潸然泪下，脑际里闪过一张张挥之不去的场景：三年困难时期，父母除工作外还要含辛茹苦地支撑着一个大家庭。工作之余，父亲带着患有肝炎的病体，在自己家房前屋后的边角土地上挖土、施肥，种植南瓜、红薯以补充短缺的粮食，自己却用牛皮菜、土茯苓充饥，节省下细粮给正处于发育中的孩子。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母亲，为获得几斤黄豆和少量猪肉，多次悄悄地去卖血。若不是她几次昏倒，将成为永久的秘密……
1992年，无情的病魔击倒了吴祖尧。朱苕华一边护理，一边落泪，一边感叹：“你呀，早就告诉你，注意一下休息，就不听！你是严重透支了健康啊！”
小儿子吴志东从厦门赶回来了，坐在父亲床边。吴祖尧和他聊起了厦门的情况，问起了他的工作，稍顿，突然话题一转：“志东，你去厦门工作一年多了，收入比其他几个兄妹多一些，富裕一些。希望你能在上海为我买一处房子，哪怕是一间房子也好，我要回上海去住！”
在上海买房？吴志东吓了一跳。自己在厦门工资虽然比重庆高一些，但这一年多的收入，就是不吃不喝，也买不起啊。于是，他如实说道：“爸爸，上海的房价好贵，我这收入咋买得起？”
吴祖尧沉默了。吴志正他们发现父亲眼角边渗出了晶莹的泪珠。屋子顿时寂静无声。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声音颤抖：“我又没有说要你哪年买呀！”
他老泪纵横地责备二儿子不应该这样答复他，即使是办不到也应该先应诺下这唯一的要求。吴祖尧思念上海故乡，竟是如此痴情和执着！
半年后，吴祖尧和朱苕华把孩子叫到旁边，他郑重地说：“我和你们妈妈商量好，托人在她的家乡公墓买了一块土地，百年后希望你们能护送我俩的骨灰回去安葬。”
朱苕华哽咽着说：“看来，我们生前是回不了家乡啦，但身后，你们要让我们回去哟。”
吴祖尧祖籍常熟，朱苕华祖籍无锡。两人都出生、成长在上海，从小到大养成的上海情结，到重庆几十年，仍没有淡化。这不仅是血缘关系，更是上海的文化习俗深深地渗透到他俩的心灵中。到重庆后，除了工作外，他俩始终保持着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在家里，和孩子们都讲上海话；难得的休闲时，只要打开收音机，吴祖尧不是收听沪剧、就是收听越剧或评弹，从中如饥似渴地去感受充满江南情调的韵味；不论是他俩出国、出差途经上海，还是有同事去上海，总忘不了托人带一些上海的特产——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桥家珊的糕团，以及梨膏糖、八宝饭和排骨、年糕等等，偶尔也带回一些大闸蟹，全家人一起分享家乡的风味；就连家里人穿的、用的也都是上海产的衣服、鞋和日用品……
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吴祖尧招手，呼唤他回去，走一走，看一看。尽管他已半身瘫痪，生活已不能自理，但仍坚持着要圆回上海的梦。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家里终于作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由女儿吴方、吴红陪伴半身瘫痪的吴祖尧回上海。一个是护士长，一个是医生，万一发生意外，也好及时救护，还有女婿周兴华跟随，有力出力。对这俩女儿，吴祖尧没少关心，吴方上学，要学拼音，他先抽空去学，然后一个个地教她。吴红的学习，从小学到高中，各门功课，他予以指导，学英语时，还教她韦氏拼音。他还请来师傅，教她俩做菜、做汤、裁剪。这次，俩女儿要把父亲的爱好好回报给他。
准备出发这几天，吴祖尧每天都兴高采烈的，出发时坐在飞机上，不时望着舷窗外，希望早点到达。当女婿周兴华把吴祖尧背下飞机旋梯，放在轮椅上的那一时刻，他竟激动得像小孩似地抽泣起来。
三人推着轮椅陪同吴祖尧漫游了面貌焕然一新的外滩，到外白渡桥看了治理后碧波荡漾的苏州河，逛游了繁华喧闹、高楼林立的南京路，参观了雄伟壮观的南浦大桥，还到老城隍庙品尝了上海名小吃……又专门租了一部车陪同吴祖尧这个曾经的“老上海”穿大街过小巷，寻找旧时面貌，观看市容，走亲访友。来到中山医院、华山医院时，40 年前的旧貌依稀可辩。在平江路 273 弄，他指着23号住宅说：“这里是我们的老家，你俩，还有志正、志东，都在这里生活过……”
这是联排别墅，每套三层，阳台、卫生间、花园，还有天井。
这是他曾经学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他默默地看着，久久不愿离去……
由于长期劳累，吴祖尧突发心肌梗死，病情危急，医生多次要求他必须静卧病床，可他不听，仍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来，要抓紧时间撰写还没有完成的著作。为了坚持去五楼的骨科实验室了解科研情况，指导助手和研究生的实验，他就靠子女和人力抬上去，因为大楼没有电梯。
无论家人多次劝阻、恳求，都无效。两年后他病情加重，担任护士长的吴方看得心里着急，无奈之下，跪在他面前，说：“爸爸，你行行好，回到病床上去吧！你这病，经不起折腾了！”
他拿着稿纸，用手中的笔敲了敲脑袋，叹道：“我想把这里面的想法，尽快写出来呀！反正我是活着干，死了算。”
在长期卧床的日子里，吴祖尧仍时时关心医疗、科研发展新动态，经常指导一些科研工作的开展。天气好的日子，他坐着轮椅来往于重医大图书馆与附一院病房，不顾自身的病痛，为解决科研中的问题，查阅资料，刻苦钻研。一年又一年，他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诱导成骨与骨形成发生蛋白》、Human Bone Matrix Gelatin in Clinical Use 等学术论文 62 篇，主编与合编 《黄家驷外科学》《骨科手术学》等著作12部。由于在科研方面成绩突出，他1987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四川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国家教委颁发的“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6年获中华医学会颁发的突出贡献的特殊奖匾，并成为我国首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
接连患了两次摧残身体健康的大病后，吴祖尧突然衰老了，精力也大不如前，但为了有工作的权利，他告诫子女们，不准将其病情的信息流传出去。为了争取最后的生命时光，他在病房中一边输液，一边还在修改 《黄家驷外科学》稿。在他的世界里，工作与科研是他最大的幸福和生命的支撑，他一直想努力加倍夺回那“文革”期间他那最能作出医学贡献但却被荒废的十年！
后来，连坐轮椅都不行了，吴祖尧还把安洪 （曾任骨科主任） 等科室的骨干人员叫去，躺在床上询问科研课题、骨形态发生蛋白和人工关节的研究情况。他还挂念着颈脊髓损伤临床问题研究、椎间盘穿刺造影术的研究。颈脊髓损伤易并发低温、心律变慢、腹胀，死亡的概率很高，吴祖尧在国内研究得最早，取得了很大进展。椎间盘患病，临床上十分普遍，用穿刺造影术治疗，也是他率先在国内研究，影响也大……
他工作期间，还担任了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顾问，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四川分会理事、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重庆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康复协会顾问，还担任 《中华外科杂志》《中华骨外科杂志》《世界医学》等杂志编委、常委编委等20多个学术和社会职务。
为了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他白天在科室、学院工作，查房、做手术、看门诊、做实验、上大课……吴祖尧永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深夜，每当家人从睡梦中醒来，总能看见他房间里那盏墨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还亮着，香烟的浓雾弥漫着整个房间……家人对伏案写作的他无可奈何。夫人也只有默默地在生活上照顾他，煎一个荷包蛋，熬一杯银耳汤……到他坐在轮椅上，仍拼命地搞科研、写作、指导年轻人时，护士长出身的朱苕华又对他增加了内容：洗脚、擦身子，想尽办法熬制保健医疗食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医疗设备落后简陋，没有先进手段，对骨伤病的诊治完全靠经验和X光摄影，以及在X光透视下对患处进行观察、对患者的各个关节的脱位进行复位和长骨骨折的复位。进行这些操作时，本来可以戴铅手套，但笨重的手套在复位中很不灵活，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争取尽快复位，吴祖尧干脆不戴。就这样，双手长期、长时间暴露在X射线照射下，老年吴祖尧患上了放射线病，十指指甲变黑、裂开，疼痛万分。
这双手，治疗了多少个骨伤患者，抢救了多少病人的生命？
那天，半身瘫痪的吴祖尧精神似乎特别好，吃过早饭，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报纸，渐渐地睡着了。后来家人怎么也叫不醒他，吴祖尧昏迷过去了。家里人慌慌张张地将他送进医院，在病房里安顿下来后，才发现他手中还拿着《新民晚报》。这份报纸伴随着吴祖尧夫妇在重庆度过了40个春秋。只要报纸正常出版，他俩就不间断地订阅。每天，不管工作上多么劳累，阅读这份满载乡音的报纸成为他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吴祖尧是拿着这份报纸睡着的，从此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天是1997年10月18日。
一个月前的教师节，旭日东升之际，与他相依为伴的爱妻已早他一步离开了人世。他们在天堂相聚，生死永不分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校长裘法祖院士发来了悼文：“吴祖尧教授是我国卓越的骨科学专家，在骨科学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让我们永远缅怀他。”
唯有他对骨科事业所作的贡献永存，他献身骨科医学的精神永存！
提示
即将离开网站
您即将离开网站，请注意您的帐号和财产安全。
链接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