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霍乱时期”的神圣选择
——记传染病学专家刘约翰教授
发布时间：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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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这是人生的一个最普通的问题，恐怕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有的可以讲几天几夜，有的回答非常简单，比如性格沉默的刘约翰教授，他说：“是霍乱。”而一个“霍乱”的背后却隐藏与延伸着许多人生故事。
1920年农历九月七日，一个男孩在浙江省宁波孝闻街15号呱呱诞生，他的父亲为他取了个左邻右舍也觉得诧异的名字——刘约翰。
刘约翰的祖父母都是勤劳持家的人。祖父在孝闻街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卖点日常用品和一般的生产工具。小本生意，请不起帮工，外出进货无论轻重都由祖父亲自操劳，店里的日常买卖和盘账则由祖母一手一脚打理。进完了货，祖父还要挑着货担，走村串户吆喝着去卖咸菜，赚几个铜板，可谓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历经艰难，积沙成塔，终于购房四五间，置地七八亩。刘约翰的父亲刘贤良是祖父母宠爱的独子，与江浙沿海一带许多家庭从小就让自己孩子当帮手参与经商的风俗习惯不同，刘贤良自小并不经常干活，家里只让他读书识字，望他能成大器，光宗耀祖。宁波靠海，风气上并不保守，且新风渐来，校有新学，所开科目也与传统私塾大相径庭。父亲刘贤良中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进了宁波华美医院附属浸会医学校学习医学。说是学校，其实不那么回事。医院里不多的外籍医师从医的同时又以中国师傅招徒弟的方式收生，一年只收一二名而已，刘贤良学医之时，仅有四名学生。跟着老师学习医学知识，问诊查房，西方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与操作实践的方式，使刘贤良进步很快，在四里八乡也名声渐起。受浸会学校和外籍老师的影响，刘贤良打破了以字辈取名的传统家规，给儿子起名刘约翰，心底多少也希望他今后跟自己一样学医，以虔诚之心服务社会。
刘约翰1935年7月至1938年6月在宁波浙东中学读高中，就在他毕业那个夏天，宁波的霍乱流行，令人触目惊心。民国时代，中国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非常差，卫生习惯也令人堪忧。别说宁波这样的地方，就是上海的情况也很差。曾经一位法国人这样描述1843年上海开埠时情况：“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着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桶里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之水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边，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法国人的记录是真实的、普遍的情况。
在中国江浙一带，湖泊众多，沟渠交错，自有物产丰富、生活便利之处，然而传染病起之时，也甚是厉害。霍乱本是人类之敌，被称为“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据历史记载，世界上霍乱共有7次大流行。第一次始于1817年，到1923年的百余年间，造成损失难以计算，仅印度死者就超过3800万。霍乱也严重地一次次波及到中国。刘约翰亲眼见到附近乡村不少地方新坟挂青，也常见披麻戴孝、哀声不绝的送葬人群。道路之上，也可见到行人突然倒下。刘约翰住的孝闻街也到了闻霍乱色变的地步，家家户户都慌忙防治。有老者捂住鼻道：“古人云，挥霍之间，便致缭乱，真霍乱也。”
刘约翰的父亲刘贤良不避“时疫霍乱”，在一座破庙里对乡亲们施以援手，积极救治。对不认识的人，刘贤良也从不拒绝，千方百计进行救治。刘约翰从小就多次听过父亲讲北宋时期本地人杨庆割腿肉疗病父、割胸肉与药一起煎煮疗病母的故事，每一次讲完他父亲都叹道“感天动地”。这个孝闻街来历的故事曾经震撼了刘约翰幼小的心灵，看到父亲奋不顾命的情景，觉得父亲也在做一件“感天动地”的事。他看见病人上吐下泻，眼窝深陷，声音嘶哑，黄皮寡瘦，有气无力，神态恐慌，心里也非常紧张。但他见父亲镇定自若的神情，咚咚直跳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父亲需要搭把手时他赶紧趋前，不避呕吐污秽，打扫卫生，还学着指导病人与亲属怎样避免交叉感染。其时，他不明白父亲用什么药和什么方法救治病人，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他带在身边，但一颗悲天悯人的种子就在那时悄悄种下。许多年以后，刘约翰在一份《自我鉴定》里朴素地写道：“高中毕业那年夏天，宁波发生霍乱大流行，家父在一庙宇内主持一时疫医师，创救病员，常带我去作伴。当时为医师的神圣任务所感，立志报考医学。”
假如，我们把那个时代的瘟疫大流行与刘约翰心里的阴影喻为“霍乱时期”，那么，可以说是“霍乱时期”使刘约翰选择了医生这个“神圣任务”，当然也是医生的“神圣任务”选择了他，从此，他走上了治病救人的道路。
刘约翰没有走他父亲在浸会医学校跟外籍老师的学医之路，而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在 1938 年 7 月考了上医，就是上海医学院。对上医，刘约翰非常心仪。一是上医的名气太大了，它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是中国人在1927年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是当时中华民国唯一的国立医学院。二来上医是国立，收费低廉，一学期学杂费仅十元，虽然膳食费自理，不过刘约翰自小受家风影响，节约省用，只把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但是，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在上海地区惨烈进行。中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死伤30万人，日本军队宣布死伤4万余人。上海沦陷，没有一所学校放得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1937年11月20日，林森在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上海医学院开始分批内迁。1939年9月，上医的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据回忆，从越南平原进入云南崇山峻岭的那一刻，师生精神大振，全体起立，不停含泪高唱抗战歌曲《旗正飘飘》：“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学校的第一批师生迁到了昆明附近的白龙潭。刘约翰撤出上海则更晚，他的简述写道：“1941年，读完大三之后，学校内迁，先云南昆明白龙潭，又至重庆歌乐山。此后与家中失去联系。”大规模的迁移颠沛流离，有什么交通工具就上什么交通工具，没有交通工具则结伴步行。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了学校内迁最重要的目的地。内迁的60所大专院校中，总共有40所落脚在重庆及其周边区县。歌乐山一带也聚集了众多的机构和学校。刘约翰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在重庆又求学两年并在以后与重庆终生结缘。战争时期，重庆的生活异常艰苦，米饭里有稗子和砂石。歌乐山上，虽有水田、水井和堰塘，但机构太多人，学校有时只能每天分给女学生一盆洗用水，男同学则要自己去找水。灯油更是不够，省着点也用不了多久，晚上也无法学习。学生睡不着的时候，晴朗之夜，只有远望星空，秋冬之际，常常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眼前茫然一片。更恐怖的是，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为了尽快结束侵华战争，日军大本营调集其陆、海军航空部队的精华，轮番对陪都重庆展开“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实质上就是“无差别轰炸”，包括对医院、学校等也进行无例外轰炸，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重庆大轰炸”。刘约翰和同学们站在歌乐山上，看得见山下城里硝烟四起，听得到连绵不绝的警报声和轰炸声。学生们深深感受到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想早日学成上前线救死扶伤。没雾的时候，眼睛看得见远处的嘉陵江，那时同学们一边思乡，还会一遍遍唱起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嘉陵江上》：“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下游地区，则是刘约翰的家乡，他也想念亲人，担心父母的安危。在时代和生活的重重压力下，刘约翰没有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反而更加执着，同时，他还被聘为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一月还有了少许津贴。1944年6月，刘约翰正式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当年7月，他被位于重庆高滩岩的中央医院（也是上海医学院的合作单位）聘为内科住院医师，直到第二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他才随医院返回了上海。1948年，他与同为医生的胡景楣在上海喜结良缘，婚后，陆续有三个孩子来到了这个家庭。
可以说，炮火中的求学经历使他更加珍惜学习，也更加痛惜生命。
在刘约翰的从医经历中，他在血防战线取得的成绩无疑是重要的一页，可是看他的简历和自述，却写得极其简单，我们只能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他一份简历中，有这么一行文字：“1950年1—4月参加中国人解放军三野之血吸虫防治工作时，曾立干部三等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血防历史资料记载，解放初，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所辖的部队驻防上海西北郊，那里湖水不少，沟渠纵横。1949年夏秋之季，部队战士在水中锻炼身体，练习游泳，不料数天后大批战士出现发热、腹泻和腹胀等症状。更严重的是，据当时驻守在江、浙、沪血吸虫流行区的两个军、七个师的统计，在1949年至1950年间，战士的感染病例达33891人，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影响。经上海医学界的专家教授认真分析和研究种种症状，最后确认湖水中隐藏着一种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虫，名叫血吸虫。上海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苏德隆教授紧急写了一份报告呈交宋时轮司令员，提出了自己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建议，获得了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由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上海市血防领导机构迅速成立，上海各大医院、医学院迅速组织了1000余名医务工作者和学生奔赴沪郊部队驻地，为解放军战士进行治疗。在苏德隆教授、钱悳教授等著名医学专家率领下，救治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据记载，1950年1月至4月间共治愈了1万多名战士，还有1000战士继续接受治疗。而恢复健康的战士们后来开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参加作战。这场血防战役中，上海医学院可以说出人出力出智慧，许多著名专家都上了第一线，而刘约翰在这支血防队伍中担任罗店分队分队长，立了三等功。这是刘约翰在中国血防战线与血吸虫作战的光荣起点，从此他也成为中国血防战线的重要角色。
1952年2月，刘约翰又接到任务，出任上海医学院血防大队大队长，到上海青浦县为农民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很多年。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以前中国血吸虫病的肆虐情况。据历史记载，青浦县当时有30多万人口，而患血吸虫病的有就15万左右，感染率极高。其中晚期血吸虫病病人6014例 （占病人总数的3.8%）。青浦县1951年应征兵役青年1328名，其中有血吸虫病的达97%。不光是人如此，在青浦，牛的感染率也达8.4%。而上海青浦县任屯村，是中国疫情流行的重灾区。但见病人“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脸色像菜瓜”，特别是肚子，无论男女，大得惊人。当时，社会上还广为流传着“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的民谣。该村解放前因患血吸虫病而全家死绝的有121户，死剩1人的有28户，解放时全村人口仅剩461人，减少约 1/2，剩余人口中患血吸虫病的占 97.3%。有人因此总结出血吸虫病有六害：害生命、害生长、害生活、害生育、害生产、害生趣。
上海医学院1957级的学生、后来又分配到重庆医学院成为刘约翰同事的马映雪还记得当时在青浦县七宝镇参加血防工作的往事。七宝镇历史悠久，因古寺七宝教寺得名。七宝教寺的香火繁茂，人来人往，影响方圆百里。从环境看，寺前有香花浜，右寺池浜转后接横沥港。香花浜上有三座桥，寺的四面都有水，且和蒲汇塘贯通。其实，正是因为附近农村水面多、沟渠多，才致使此处成了血吸虫病传染的高发之地。马映雪记得，上医1957级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下放到农村参加血吸虫病的预防和救治去了。学生一般两个人一组，一般一人当医生，一人当护士，有时既当医生又当护士，学生吃住都在农民家里。苏德隆教授、钱悳教授是上海地区及学校的血防负责人，而在一线负责具体指导工作的就是刘约翰。1953年7月之后，刘约翰在上海华山医院任传染科副主任，还担任了传染寄生虫病教研室副主任，已具有相当水平的治疗经验与科研能力。那时刘约翰年轻，精力旺盛，几乎天天骑着脚踏车奔波于青浦县的农村。一个镇一个镇地跑，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他要与每一个血防小组见面，指导工作，沟通和交流情况。具体地说，他一是要查小组每天的工作记录，特别是病人粪便的收集与寄生虫虫卵的化验情况和统计情况；二是要详细了解病人的治疗情况；三是要了解当地血防措施的落实情况。
收集粪便的工作起初并不顺利，有的农民开始不理解也不愿意配合，特别是看见女同学上门收粪便总是有封建思想，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还有小孩子嘻嘻哈哈跟着起哄，叫他们“收屎医生”“验屎医生”。刘约翰和工作组的成员尽量耐心做思想工作，进行科普教育，慢慢消除了有的“老顽固”的顾虑，从收集粪便到化验也变得有条不紊，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规范。
血吸虫病的治疗则具有更大的严峻性和挑战性。当时治疗的药物主要是锑剂。锑剂用于治疗血吸虫病始于1915年，在当时是治疗血吸虫病疗效最好的药品，几乎无可代替。可是它的缺点也比较突出。病人使用锑剂后常常会发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及寒战等症状，反应很多，毒性很大，严重者可能致死。孕妇血吸虫病患者使用锑剂后容易引发流产或早产。而且经锑剂治疗者仍有一定的复发率。在实际治疗中，锑剂一般采取静脉注射，稍有不慎，药水如漏在皮下，就可能发生红肿、剧痛及溃烂，心脏也难以承受，严重的会导致死亡。因此，刘约翰带领工作组成员，对病人的年龄和病情等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根据病人个体情况调整药物剂量，仔细观察和记录病人的不同反应，对危重患者还亲自加以特别监护，以尽量减少治疗过程的危险性。
在与血吸虫作战的过程中，查灭钉螺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南方地区的钉螺很多，而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它主要是在河岸、河道、稻田等低洼潮湿地带生存与繁殖，繁殖很快，一年中有两次季节性繁殖高峰。上医的苏德隆教授在1954年提出人尿消灭粪中血吸虫卵的方法，主要利用粪尿混合发酵时产生的氨来消灭虫卵。他还通过研究判定最适于钉螺的温度是13℃，最适于钉螺的光线为晨曦和黄昏。他还发现砷酸钙和亚砷酸钙的灭螺作用，等等。这些研究不少都被刘约翰与血防小组应用在实际中，以进一步加以验证，并调整修正，寻找规律。由于农民生病导致农村劳动力紧缺，血防小组的人还要参加当地的灭螺工作，如河岸清淤、河渠整治、挖土翻晒等等。马映雪就清楚记得，冬天时她们女生也加入挖河泥并把河泥放在太阳下翻晒的工作中，她们一人要挑60来斤土到河坡上。而且，这种方法灭螺还不是一蹴而就的，几乎年年都挖都晒。
刘约翰与血防小组成员还动员农民们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不直接饮用河里或者田里的水，不乱排乱倒粪便，不在河边洗刷马桶等等。这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哪怕一点点改变也非常困难，有的人改了但又悄悄再犯——也因为各种条件所限。刘约翰他们与农村的基层组织及血防人员密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推，一项一项地落实，对查灭钉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经验丰富，之前的1952年刘约翰还曾被华东地区卫生部调派到苏北高邮血吸虫病典型实验区担任技术指导，工作了三个月，刘约翰在中国血防方面做了很多不可或缺的工作。
04
成功莫忘创建难
1959年3月，已是副教授的刘约翰随钱悳教授等从上海医学院调到了重庆医学院，同时钱悳教授、刘约翰副教授等也把寄生虫防治以及血防工作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带到了四川省和重庆市（其时重庆属于四川省），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血防工作是不变的主题。在刘约翰的足迹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有四川省的广汉、眉山、夹江、绵竹、大竹、安县等地，不知道的可能还有不少。下面这份原始资料多少可见当时刘约翰工作和生活情景。
刘约翰教授的鉴定
重医刘教授，从2月17日—5月12日在绵竹工作前一段时间在医院工作，后一段时间在血防所。
1. 大家一致反映刘教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在休息时间还参加挖土、种豆等劳动，每天早上坚持与大家一起做早操。
2. 工作负责，深入细致，对每一个病人的情况甚至姓名都很了解、很清楚。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为了病人，睡也睡不好，只要哪个病人有什么情况，随叫随到。如病人封起厚，由于治疗时间较长，耽误了农业生产，心里着急，加之有药物反应，病人精神不大正常。刘教授经常关心他的病情，亲自陪他散步，安慰病人。虽然刘教授有椎间盘症，常常腰痛发作，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3. 刘教授不但在科研工作上取得了成绩，通过这些科研还协助血防所把工作开展起来了，还培养了一批血防干部。这些干部来自于各自不同的工作单位，学得了新知识带回各地开展了工作，为此给今后的血防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此外，刘教授性情急躁，工作顺利时吃饭睡觉都较好，工作不顺利就显得急躁了。希今后注意。
中共绵竹县血吸虫病防治所支部委员会
1965年7月7日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和想见，刘约翰在农村地区大多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生活条件是极其辛苦的。刘约翰从医过程中的上山下乡的经历太多了，不过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刘约翰在农村的生活能力并不强，胆子有时也蛮小的。1970年，马映雪刚分配到重医附一院就与刘约翰一起到眉山县太和区搞血防工作，张才全担任队长。四川农村的农民住房散居的多，搞血防必须走村串户。他记得，那时农村有很多狗，见了生人就绕前绕后地狂吠，要扑上来咬脚跟的样子。年轻人拿着木棍走在前面，吆喝狗，刘约翰怕狗，也拿起木棍比划，紧跟着队伍。不过一旦到了院子，哪怕左右有狗，他好像也忘了，会仔细问病人情况，观察变化，还盯着病人把药喝下。农村的院落一般周围都有树有竹，到了晚上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有一次天黑回驻地，刘约翰看不清路掉进了粪坑里——农村的粪坑大都建在房前屋后，方便解手，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而没有公共厕所。刘约翰一脚踩虚，等他爬出来时全身都是粪水，狼狈极了。而且农村的路弯弯拐拐，坑洼不平，天一下雨，滑溜异常，稍不注意就会摔倒，甚至摔到田里去。刘约翰的生活能力确实比较差，有时在田边或水井旁洗衣服，他就拎着衣服在水里荡几荡抖几抖，衣服根本洗不干净，有时女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笑着主动帮老师洗。不过，只要搞科研，他就完全换了个人。张才全虽然担任队长，但是他是学外科的，不熟悉内科及血吸虫的业务，又没有任何实践经验。他觉得可以学东西，也跟着刘约翰做兔血防虫模型。他们将兔毛剃光，再把血吸虫卵置放到兔子皮肤上，再盖点布之类，免得兔子把虫卵抖掉了。他们上街去拾叶子菜，或者拔青草喂兔子，也天天观察兔子的感染情况，包括感染时间、感染程度和感染反应，还天天化验兔子屎。
张才全说，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刘约翰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很大冲击，曾经“被改名”为刘跃——造反派当着他喊“流尿”（谐音）。那时，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到农村去，一方面是血防工作确实还离不了，另一方面则是要他们去参加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不过刘约翰只要到了农村，从不懈怠，而是一面诊治患者一面进行科研，刘约翰等老一辈专家教授做事科学严谨，认真投入，对自己影响很大。曾经，张才全当年在水针麻醉的实验中自愿当实验对象，让医生用水针打自己的穴位，水原来准备用井水，后来改用蒸馏水，打在皮下非常疼痛。他说，和刘约翰一样，这就是医生的奉献精神。
陈雅棠是中国恢复高考后刘约翰教授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 （1979 年）与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1982年），他也曾经在1980年代前期跟自己的先生上山下乡搞血防。何谓上山？他介绍说，四川省内江以西的农村地区曾经血吸虫流行，成都平原是一种情况，而山区也有。血吸虫病的疫区有河网型、湖沼型和山丘型，流行的模式有所不同，而四川省的安县属于山丘型。安县于1956年发现钉螺和血吸虫病患者，是四川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安县的海拔高处有两千米到三千米以上，交通极其不便，农民居住分散。在那里搞血防，艰难困苦甚至生命安全风险也可想而知。刘约翰当时60多岁了，仍然坚持在一线搞血防普查与治疗，而且亲力亲为。一个村，如果出现一个病人或者几例病人，那么一个村有几百人都要做检查，一个不漏。检查，必须做到“三送三检”，即每人每天要送一次大便，连送三天，连检三天。农村缺劳动力，农民怕耽搁上工，还有生活习惯、生活顾忌等等，有的人包括病人也不够配合，因此刘约翰等总结出一句话，叫“各拉各的屎，各吃各的药”。“各拉各的屎”，说起简单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比如某家有五口人，有人一早拉了屎，把自己的一分为五，交给血防人员了事。这样完全达不到检查效果。所以，血防人员要堵住农民家里收大便。晚上，没有电灯，刘约翰等医生则经常打着手电筒在显微镜下查毛蚴或数毛蚴。毛蚴必须要分出公母，因为母的排卵，杀血吸虫，主要看灭雌率如何。对病人，则要求“定时定量”“看药下肚”，以保证疗效。陈雅棠说，老一辈医疗工作者让他尤其感动的是“坚持”与“执着”的精神，从1950年搞血防起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刘约翰一做就是30多年，而且他还听说刘约翰对有的血吸虫病人随访工作也坚持了30多年。
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探索和不断地追求使重医附一院血防团队在新药合成上取得了重大突破。1964 年 4 月，重医附一院传染病教研室开展新药筛选工作，最终发现“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 对动物血吸虫有显著疗效。1965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为此在成都召开专门会议，与会代表认为“这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沿用锑剂的框框，开辟了血吸虫治疗史上的新纪元”。
今天的重医人，说起“血防846”仍然感到骄傲还带着几分神秘。有人说，为什么用“血防 846”这样的名称，是为了保密，就像 062 基地、064 基地一样，还像当年某某某单位地址叫某某某信箱一样。更多的人却难以忘怀“血防846”产生的艰辛。上文我们讲到锑剂贡献大可是毒副作用也比较大，因此，血防战线的研究人员总在筛选新药，以替代锑剂。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医学界也有比较极端的看法和观点，认为一定要用中草药来取代锑剂，所采用的基本上是比较老的民间方子，如打蛔虫的药和泻药之类。刘约翰并不简单肯定或否定什么，而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得出结论。张才全清楚记得，刘约翰将实验分成两个小组（都有组长主持）进行，一组是“血防846”，一组是中草药，“血防846”吃七天，中草药也是吃七天。不同组的病人吃完药之后每天要查大便里的毛蚴，或者通过大便孵化找毛蚴 （大便要加水搅拌，之后提取漂浮在上面的物质，再找毛蚴），在显微镜里仔细查找，然后再根据化验情况诊断病人，确定到底哪一组药好，效果如何。这个比对方法工作量很大，虽然也有卫生员帮忙，但是刘约翰不少时候都亲自取样化验，大便又脏又臭，他也不避不嫌。
刘之龙的回忆也很宝贵。他说，刘约翰主持了新药改良。当时锑剂是静脉注射，而“血防846”却为口服药，剂型的改变非常重要。在“七天疗法”中最先使用水剂口服，后来通过大便分析发现，水剂药物不能完全溶解，服药后，大便里有不少结晶，也就是说，药物没被完全吸收，药效难以完全发挥。后来由水剂改为油剂 （筛选出麻油） 口服，效果好多了，可是通过观察又发现油剂遇冷仍有结晶的现象，于是考虑将油剂加热到一定的程度再给病人服下，以最大限度发挥疗效。卿锡元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当病人服用油剂药物后，往往会有不舒服或恶心症状，刘约翰告诉她说，最好给病人准备点咸菜，让病人吃了舒服点。
对于临床中的药物治疗，陈雅棠介绍了刘约翰教授及相关医疗人员的探索。继“血防846”之后，刘约翰团队又进行了“7505”与“7720”药物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其中“7720”是“7505”的改进型，毒副作用较小一些。到了20世纪 70 年代，治疗血吸虫病的新药吡喹酮问世，吡喹酮对血吸虫、绦虫、囊虫、华支睾吸虫、肺吸虫、姜片虫均有疗效。但是刘约翰等通过实验室相关程序与急性毒性小白鼠实验，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吡喹酮有左旋与右旋之别，右旋有毒性而左旋则无，通过反复比较，确认左旋疗效最好。由此用合成吡喹酮的中间物为原料，以自行探索的拆分剂成功合成左旋吡喹酮，相当于在吡喹酮中提炼出了精品。左旋吡喹酮在湖北省和四川省血吸虫疫区407例病人的治疗中，远期疗效达87.7%，毒副作用小，病人耐受良好。刘约翰、严和领衔的学术成果《左旋吡喹酮的化学合成、药理与治疗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获得了1988年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主研人员：刘约翰、严和、全钰珠、王小根、钱明心）。可见，医治血吸虫病的药物的每一点改良、进步和发明都凝聚着医疗工作者的心血与奉献。
由于刘约翰教授在血吸虫病的防治与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绩，1956年他获得了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1978年作为医学界的代表之一光荣出席全国科技大会，殊为不易。
今天，只要我们检索信息，很容易就能查到以下内容：
重庆医学院传染科 （后改为感染科） 及传染病与寄生虫病研究所——在钱悳、刘约翰 （寄生虫为其主要研究方向）、王其南 （抗生素为其主要研究方向）、张定凤（病毒为其主要研究方向）等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形成了核心团队与人才梯队，为传染病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先后研究合成“血防846”、硝硫苯酯和硝硫氰胺、左旋吡喹酮等多种治疗血吸虫新药，为四川省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伤寒、肺吸虫、肝吸虫、阿米巴等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传染病学是重庆医科大学最早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是全国最早的传染病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科研成果显著，获得各类奖励，等等。
以上信息可以说重庆医科大学感染科及传染病与寄生虫病研究所在西南乃至全国的相关医学领域及教学领域都具有重大影响。可是我们羡慕它的花和果时，是否知道它来时的路呢？我们且在历史的剪影中寻找一些片段。
1959年7月，重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传染病学研究室，在之前，归属于内科系统的传染组并未单列。刘约翰是1959年3月由上海医学院调到重医的，说是调，其实是有一批上海的医学工作者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重庆支援内地的医学事业。据老同事回忆，刘约翰在到重庆之前已经很忙了，除开他上医的本职工作，还参加了重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相关筹备工作。
说起往事，“白手起家”是老一辈重医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今天的人就是听到“白手起家”几个字已难以感知和体会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激动。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到1959年，就会明白那一段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为艰难的特殊时期，创建工作之难也不言而喻了。重庆的母城在今天的渝中区，袁家岗貌似不远——今天当然太近了，可是当时的袁家岗很大部分是农村，可谓丘陵起伏，田土满眼，道路坑坑洼洼，交通也不很便利。创业之初，白纸一张，当时的重医附一院建筑少、床位少、设备少，一位老重医人说：“感觉像中专。”不过真正的医者面对病患的时候从不因条件不具备而缺少仁爱的空间，也不可能在时间面前停止向疾病挑战的脚步。
刘约翰1959年就担任传染科主任，科室创建之时，他事无巨细，一心扑在疾病治疗和研究上。他往往下了中班也待在医院，要么在办公室做记录，要么阅读医学文献，如果病人有什么情况他也随时去查看。有时候，年轻的医生看见他不走也不好意思马上走，也有的年轻人看见夜深了，就善意的开玩笑提醒他：“刘主任，你的表是不是停了呢？”他会抬起头来若有所思的答：“哦，停了吗？”所以，今天刘约翰的老同事回想起来，还是说他“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
由于刘约翰对病人的病情动态非常了解，他也善于在医护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提出解决方案。邹启元、卢仙娥、蒋玉富等几乎都提到一件事。有病人在床上解大便，然后拿去化验。可是化验的时候发现，不同情况效果有明显差异。问题在哪里呢？刘约翰等经过观察与比较，发现便盆有一定温度的大便标本化验效果好，便盆冷的话效果就不好。因此，传染科要求医护人员在做某些寄生虫化验时，便盆要用水温一下，刘约翰如果在场，他会下意识的去摸摸便盆，感觉温度如何，冷了就马上提醒用水温一下。
“发现苗头，走在前头”——这是刘约翰在传染病和寄生虫预防和治疗中的重要观念。重庆610厂曾经发生过一次影响较大的疫情。重庆610厂的前身之一是重庆裕丰纱厂，抗战时内迁到沙坪坝区土湾。后来因为国防保密需要改成重庆610厂，其中包括重棉一厂、重棉二厂、重庆印染厂和重庆红岩纺织配件厂，规模大，人数多。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年该厂突然出现比较多的工人患病的情况。病人普遍症状表现为发热、咳嗽、盗汗、乏力及食欲减退等等，有的人咳嗽痰带血丝，甚至病情严重者痰的颜色变为铁锈色或褐色。重庆610厂医务室把病人当普通的感冒发烧来医，用药后病情仍反复，甚至可以说无济于事。厂里的工人与附近家属区的人颇有点人心惶惶。重庆610厂只得求救于重医附一院。刘约翰等医护人员紧急赶赴重庆610厂，对工人进行救治。通过化验，他们发现患病工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寄生虫，最后确认为肺吸虫，于是对每一个工人询问病史，到过哪里，吃过什么，喝过什么，终于搞清楚了寄生虫的来源。原来工人们曾经到潼南县参加集体劳动，口渴之后喝了溪沟的水而感染了肺吸虫。问题找到以后，对症下药，一部分得病轻的留在重庆610厂治疗，病重的则转到了重医附一院。刘约翰经常对年轻医生强调这句话——“科研与现场结合”，他认为传染病及寄生虫的发现与救治决不能离开“现场”。这也是刘约翰总是及时出现在“现场”的重要原因。由于刘约翰等医生对四川省的肺吸虫病不断的积累病例，发现肺吸虫不止在肺上定居，而且可能在人体的不同器官和部位定居，特别是发现它的另一种寄生方式就是以幼虫移行方式在皮下、胸膜游行——幼虫移行症。刘约翰等归纳了新病例和新症状，从而命名为四川肺吸虫病。此种命名虽然在学术上还有“南北之争”，但是在医治病人、挽救生命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刘约翰等医生在重庆的肝吸虫的发现与确认上也有很大贡献，刘之龙对此记忆深刻。有一年，刘约翰应邀到重庆外科医院会诊，对象是重庆钢铁公司的一名年轻工人，平常身体很棒，没有病症。这次发病，病人出现高烧、黄疸，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高烧退去，黄疸却不减，而且有加重现象，经检查，病人大便里有点白色，血液中白细胞计数增高，等等。后来，这位病人转到了重医附一院传染科进行治疗。刘约翰提醒医生，一定要注意在大便里寻找寄生虫，经过反复化验，最后找到了肝吸虫。这是重医附一院发现和收治的第一例肝吸虫病人，属急性爆发性感染。经过反复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年轻人有一个怪癖爱好，喜欢生吞小鱼，一次七八条，吞的时候，张开大嘴，将鱼头朝下，尾朝上一气吞下。这就是他得肝吸虫的原因。找到了病源之后，刘约翰又及时带领大家进行流行病调查，地点包括重钢地区附近的溪流和堰塘，还追踪到了万盛地区。刘约翰讲，搞传染病治疗和研究的人，一旦发现病源，必须追踪不舍，以避免大的疫情出现。
陈雅棠认为，刘约翰是一位真正的医生，一位大医生。他认为，毫无疑问，刘约翰在传染病与寄生虫治疗与研究领域成果众多，但是最重要的业绩应该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血吸虫病的治疗与研究方面，一个在包虫病的治疗与研究方面。
刘约翰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将工作重点转入包虫病的治疗与研究上的，他晚年对此花的心血最多。包虫病是人感染细粒棘球绦虫及多房棘球绦虫的幼虫（包虫囊）所致的疾病，主要流行于畜牧区，在高发区患病率可达5%。包虫病具有侵袭性生长的特点，因此被喻为寄生虫类的癌症。在中国，包虫病因寄生虫的虫种不同，临床上可表现为囊型包虫病和泡型包虫病。四川省的甘孜州和阿坝州的牧区都有包虫病。陈雅棠回忆，刘约翰曾经到甘孜州的石渠县治疗包虫病。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石渠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川、青、藏三省区结合部，是四川省最偏远、交通最不方便的县之一，境内平均海拔 4000米，高原上人的呼吸也很困难。由于细粒棘球坳的终末宿主是狗、狼、狐等，羊、鼠、马等为中间宿主，所以刘约翰也两赴新疆畜牧区，进行动物与环境的相关性考察。在治疗上，以前的治疗手段主要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切除之后仍然复发率高，其原因在于寄生虫在肠道等形成的囊块切除后还会重新感染。陈雅棠认为，刘约翰对泡型包虫病的治疗在中国具有开创性，其特点一是使用化学药物阿苯达唑进行治疗，而以前是通过手术治疗；二是通过常疗程、大剂量进行治疗，如其中的一例患者治疗期长达两年多。通过以上方式治疗，病灶缩小，虫体钙化，之后再进行手术效果就好多了。这种病，刘约翰等做了40多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开辟了新的治疗方向，功莫大焉。
当时，刘约翰已到高龄，所以病人主要到重庆治疗。由于得包虫病的大多是甘孜州和阿坝州的牧民，绝大多数是藏族，来重庆什么都不熟悉，所以刘约翰往往亲自安排病人的吃住，还自己带病人去拍片。对生活困难的，他还想方设法减免相关费用。他还一点不嫌弃，带病人到自己家里吃饭。牧民都特别信任他，感谢他，把他当亲人。
刘约翰对病人好是众所周知的，特别对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要科室能收就收，不要推出去。同时他对做实验的动物也很关心甚至心疼。1965年他在自我鉴定写道：“我教研室原来白手起家，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创建的，少花钱，多办事，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已出现大手大脚、浪费的萌芽，如实验室的动物因饲养不良死亡较多。”刘约翰对同事和下属的态度一贯是好的，人们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不过有一次一位小同志将实验用的钉螺喂死了，同事看见他真急了，听他反复强调说，“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旁边的人都不敢作声。有一回，一位同事看见刘约翰带了保温饭盒上班来，一打开香喷喷的，以为是他自己的伙食，没想到他让实验员拿去喂猫。原来他听说做动物实验的猫受感染后没了胃口，结果从家里弄了猫最爱吃的泥鳅来。一位同事现在还记得一个细节，刘约翰有一回对着做实验的动物郑重其事的说，“应该给它们建一个纪念碑。”“给它们”——这是对做实验的动物以及未做实验的动物最好的褒扬，也是感谢它们在人类的疾病防治历史上所作出的巨大奉献，可以说，这是彻底的生命关怀。
“一个好的医生永远在现场。”这句话朴素而深刻地诠释着刘约翰先生的生命过程。刘约翰生于 1920年农历九月七日，去世于2013年8月13日，享年93岁。但是，在他生命的过往中，高龄从来不是问题，就是 1994 年 4 月退休后，他仍然未离医疗事业的现场。
内科医生甘华讲了一件事。某年，重庆大学校足球队的一个守门员生了病来院治疗。小伙子1.9米的身高，强壮有劲，却忽然出现视力下降、身体机能开始衰退的情况。经检查发现其脑部有个鸡蛋大小的占位性病变，经过全院专家教授会诊，考虑寄生虫感染或者肿瘤。当时，会诊也专门请到了老主任刘约翰。病人手术后，刘约翰主任以80余岁高龄，在身患严重的肾病和高血压的情况下，坚持参加患者的病理检查，亲自制作病理切片，并逐张切片地用显微镜找寄生虫或虫卵，最终诊断明确，未发现寄生虫感染，而为脑部肿瘤。患者后送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诊断结论和重医附一院相同。
刘约翰是终身学习型的人，往往元旦、春节也在查阅医学文献，甚至八十多岁了还经常泡在图书馆。几十年来，刘约翰先生科研成果丰富，先后在国内国际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含合作发表），主编与参编著作10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以前发表论文近20篇 （见刘约翰自述），1960年代发表11篇，1979年之后发表论文87篇。可见，刘约翰的大部分论文、论著的完成是在他60岁到 80 岁期间，而他 89 岁高龄撰写的 SCI 论文 Continuous albendazole therapy in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long⁃term follow⁃up observation of 20 cases还被国外专业期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正式收录和发表。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刘约翰教授担任的许多职务看到他的成绩和声誉：包括英国皇家热带与卫生学会成员，世界卫生组织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Echi⁃nococcosis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第一届中华传染病寄生虫病学会常委与热带病寄生虫病学组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第三、五、六、七、八届政协委员，四川省第一、二届科技顾问团成员，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科学技术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四川省分会常委，四川省重庆市第八届政协委员，重庆市首届科技顾问团成员，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常委与传染病学会主任委员，重庆医科大学传染病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等等。我们更为感动的是刘约翰从事传染病与寄生虫治疗与研究的忘我工作，为着人民大众，以生命救助生命，以生命点燃生命的精神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