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寄重医
——著名心内科专家林琦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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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的一天晚上，国立上海医学院礼堂热闹起来。年轻的医学生们 齐聚一堂，举行欢迎新同学的晚会。
晚会进行到一半，主持人宣布，欢迎新来的同学出个节目，热爱文娱活动的新同学都可以上来露一手。坐在礼堂前排的新生们似乎有些怯生，互相看着，还推让起来，场面一时有些尴尬。突然，新生中一个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女同学站了起来。说：“你们都别推了，让人家笑话，我去吧。”新生们这才平静下来，都向女生投来赞赏的目光。旁边一个女同学大声说：“对呀对呀，她在中西女塾当过文娱委员，演过话剧《傲慢与偏见》，还是演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班内特呢！”
“啊，是中西女塾来的？好呀好呀，大家欢迎！”主持人热情邀请女生上场。女生大方地用流利的英语朗诵了一段《傲慢与偏见》中的台词。女生清辞丽句、神采飞扬的表演惊艳全场，赢得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一些高年级学生还大声起哄，要她再表演一个。女生被那样的起哄弄得有些不自在了。主持人拿不定主意，正犹豫着，却见一个身着白衬衣、黑西裤，手拿一把小提琴的高个子青年，从幕侧候场区走上来，说：“别让她为难了，我来吧，是我的节目了。”不等主持人报幕，便冲着台下的观众，拉起了小提琴曲《夏天里最后一枝玫瑰》，场内逐渐安静下来。
高个子青年走下舞台，女生迎上去向他鞠躬，说：“谢谢你帮我解了围。你拉得真好！”
“哦，不用谢。你也拉小提琴？”高个子青年冲她一笑，问道。
“不，我不会，但我喜欢音乐，我学过钢琴。”女生回答。
“哦，你是刚来学校的新生吧，从中西女塾考进来的？那可是上海最著名的女中，宋庆龄和她的姐姐、小妹，就是宋家三姐妹，也在那里读过书呢。你的英语那么好，也是在中西女塾学的？”
“嗯，是的，中西女塾的老师很多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上课都用英语。我们不少同学也读了医学院。你学的什么专业？”女生望着高个子青年，眼里充满好奇。
“我学的是外科，很快要去医院实习了。实习医院就在学校旁边，你可以来找我，我叫朱祯卿。不，还是我来找你吧。无论什么专业，医学都是相通的，学无止境啊。”
“好呀，我叫林琦。”女生大方地伸出手，与高个子青年紧紧相握。
林琦和朱祯卿在国立上海医学院的第一次握手，在他们的记忆中具有历史般的永恒价值。此后他们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从上海到重庆，再到退休后去美国，直至今天，70多年过去，一直没有分开过。
1948年，林琦以优异成绩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却因在校期间参加了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和游行，受到当局追查，上医没有让她留校当实习医生。外科主任黄家驷教授对这个聪明好学的学生印象深刻，把她推荐给北京协和医院，林琦于是到北京当了实习医生。在此期间，她与已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专业医生的朱祯卿互相倾慕，每天一封情书往来。后来，林琦从北京回到上海，先在仁济医院短期工作，接着成为华山医院一名内科医生并与朱祯卿结婚。从此这对师出同门的医生伉俪，就在医学的人生路上永远结缘了。
1957年，重庆医学院建校，上海第一医学院分出近一半医生支内来重庆。首任重庆医学院院长钱悳教授在考虑学科发展时，也把神经外科列为重点，要求朱祯卿跟他一起到重庆发展神经外科医学。其时重庆尚无神经外科专业医生，整个西南地区也几乎是空白。
钱悳同时希望林琦也到重庆，帮助建立重医的心血管内科。他知道林琦的专业也非常出色，她当住院医生时的带教老师就是上医著名心内科专家陶寿淇教授，而重医也需要一个心内科的学科带头人。
1958年12月，朱祯卿受命赶赴重庆，主持重医附一院（原名重医临床学院）神经外科工作。临行前，朱祯卿嘱咐妻子先留在上海，安心工作也照顾好家。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小女儿刚满一岁，都需要细心照顾。而重医附一院刚建立，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及上海。朱祯卿打算等他在重庆安顿下来，条件稍好些，再把她们母子接过去。不料林琦却说：“不！正因为那边条件艰苦，你的生活也需要照顾。孩子小不怕，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困难都扛得过去。我跟你一起去重庆，就这么定了！”
朱祯卿看着妻子坚定的目光，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温暖。他握住林琦的手，深情地说：“那好，我先带两个儿子打个前站，把我们的新家收拾出来，再接你和小女儿。”
1959年2月，林琦带着小女儿登上轮船溯江西行，经过七个昼夜的艰苦跋涉来到重庆，与丈夫朱祯卿一道，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重医附一院刚建立时，除了肺科独立外，其他内科专业没有细分，都归入大内科。大内科主任郑伟如教授按照主治医生各自的专业和特长，把大内科分为几块，由副主任李宗明、林琦、吴茂娥、马才骊各负责一块。林琦是心血管专家，受命负责组建循环科（心血管内科的前身）。
1961年，林琦担任循环科副主任一职，主持全科工作。马才骊、陈运贞、程树槃等上海支内医生和从四川医学院分来的饶邦复医生成为林琦的主要助手。几年以后，又迎来了重庆医学院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吴庆玲、赵万蓉、李永安、陈家香等人，心血管内科成为重庆内科学界一支重量级专业队伍，享誉西南。1976年，林琦担任了大内科主任，兼任心内科负责人。1979年，重医附一院大内科正式细分为各个专科，林琦为心内科首任主任。
为提高心内科的医疗水平，林琦积极鼓励年轻医生们加强学习，努力钻研，尽快成为自己专业内的行家。她常常通过查房提出各种问题，考察医生们诊断和解决病情的能力。而在教学查房时，她又重点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通过这种方式对年轻医生进行传帮带。
1959年从上海支内来到重医附一院的陈运贞医生，对林琦主任帮助年轻医生成长的作为记忆尤深。陈运贞1952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1957年毕业后就跟着林琦做心内科医生，来到重医附一院后也是林琦的主要助手，之后两人一直共事20多年。“林琦主任为人正直、和蔼，喜欢用鼓励的方法启发大家，我在她的指导下得到迅速成长。”
20世纪60年代，为配合胸外科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心内科和胸外科定期举行联合病例讨论会。手术病例的各项术前检查如心音、X线、胸片、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由主管的医生整理后在讨论会上展示图像，大家共同制定手术方案，讨论可能发生的并发情况和应急措施等；而在下次例会时，主管医生再将手术发现、处理经过和结果进行通报。如此严格的讨论制度加强了各级医生的责任心，使两科人员专业知识迅速提高，并对某些重要进展整理成文加以发表。
林琦从临床实践出发，攀登医学理论高峰的传统，也被她的学生及下属继承下来。陈运贞后来继任心内科主任，也带领科内的医生刻苦攻关，主编出版了《临床二维超声心动图》等心内科专著，还培养了50多位博士、硕士。
重庆医学院1963届毕业后来到心内科的陈家香医生，则对林琦在全国医学 界留下的开创性记录印象深刻。她清楚地记得在学院上课时，自己使用的1959年版全国医学院校通用教材《实用内科学》里，就有林琦老师亲自撰写的风湿性心脏病部分。之后，陈家香跟着林琦老师当心内科医生整整20年，直到自己也成为心内科教授，仍然对林琦严谨的学风和执着钻研精神敬佩不已。
李永安也出版了医学论著《临床心电图图谱》和《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而他记忆最深的还是当初的情景：“我记得林琦老师为我启动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翻译一篇英语医学论文，标题是《室上性心动过速用升压的办法使心率减慢》，发表在1979年《国外医学参考·心血管译文》杂志上。”
1983年，由林琦担任主研的重医附一院“心内膜心肌导管活检临床研究”课题荣获四川省医药卫生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重庆医学院首届毕业生且后来成为重医附一院心内科主任的吴庆玲医生1962年毕业分配到重医附一院任内科住院医生，一直跟着林琦主任做心内科治疗与研究，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心内科主任医生。
1969年，重庆医学院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重医附一院的医生组成小分队，由“工宣队”带领到农村劳动锻炼，同时做巡回医疗和流行病防治工作。吴庆玲参加一支由16人组成的小分队，被派到四川省大竹县永兴人民公社锻炼。小分队由一名工宣队员任队长，负责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专业医生只有吴庆玲一人，另有一名当地基层医生和10多名地区卫生学校的学生。在公社卫生院，由基层医生负责社员就医问题。
临出发时，心内科负责人林琦前来送行。她特别嘱咐吴庆玲：“农村医疗条件差，工作很艰苦，小分队就你一个专业医生，责任重大。一旦发现疾病流行，或者疑难病症不好处理，要尽快告诉科里，我们会随时帮助你。你年轻，又是个女同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吴庆玲听到这话，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而她没料到的是，林琦老师那预防性的嘱咐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她也面临了严峻考验。
当年盛夏 7 月，大竹县爆发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患者多为 2—5 岁的儿童，症状表现为心累、气紧、心脏扩大等急性心力衰竭表现，发病一两天就死亡了。县里有两个公社出现这种病情，随后迅速蔓延开来，很快发展为疫情。吴庆玲小分队所在的永兴公社疫情最严重，村里的孩子们一批一批地死掉。当地基层医生向吴庆玲描述发病孩子的症状，说：“染病的娃儿昨天还耍得活蹦乱跳的，今天就变得葨兮兮、绵兮兮、脏兮兮的了，一眼就知道染上疫病了。”
公社卫生院没有检查设备，只有最简单的听诊器和血压计，很难准确诊断病情。吴庆玲最初判断是呼吸道感染，但病孩打针吃药都无效，又怀疑是急性心脏病，但他们都没有家族心脏病史。吴庆玲询问当地基层医生，以前是否有过这种流行病。回答说，以前也发生过，也是小孩子得病多死的也多。那时也有省里专家来看过，没有留下结论。现在这种病又出现了，搞不清楚病因，公社卫生院也没有什么急救药物。
基层医生摇摇头说，真的不知道病因，也不知道为什么主要发生在小孩身上。要说可能的原因，那就是饥饿和营养不良，从前发生这种病恰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虽然没有自然灾害，但生产力低下，粮食照样不够吃。
听到基层医生这么说，吴庆玲也不再问了，她能想的办法，就是用100mL针筒，为病孩注射大剂量维生素C和葡萄糖，以改善病体机能。这办法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病孩精神转好了一些，但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病情依旧。不久，小分队也有人出现了症状：心跳减弱、心功能紊乱，担任队长的工宣队员也出现心脏增大现象。大家怀疑可能是缺少了什么营养素，赶场天就去买水果吃，吃了水果症状也没有减轻。
看到队员们也发了病，吴庆玲急了，向工宣队员提出立即向医院报告，请林琦主任来！
林琦很快赶到了大竹，立即带着小分队深入发病的生产队实地查看，检查病孩的情况，一边为病孩治疗，一边询问死去孩子的父母，了解发病症状。为彻底弄清病因，林琦为病死的孩子做尸检，以获得第一手客观材料。
根据初步掌握的资料显示，这种暴发的急性心力衰竭多发生在四川中部的贫困山区，发病人群以2—5岁的幼童为主，伴有严重营养不良表现，与以往文献报告的东北克山病症状有类似之处，她们初步归纳为亚急性克山病。但是大竹的流行特征与东北的迥然不同，发病于炎热的夏季，侵袭稚幼儿童，而东北克山病好发于酷寒严冬的育龄期妇女。
医疗队迅速将尸检确诊急性克山病的结论报告重庆医学院，获得学校和医院的重视，并宣布成立克山病研究组，任命流行病学主任张照寰、病理解剖学钱韵兰教授、免疫学陈仁溥教授、内科林琦教授和吴庆玲医生等五人组成。由林琦任组长，随后大竹县也定为克山病区。研究组当即制定发病季节工作计划如下：
1.继续积累尸解，在当年发病季节总结了62例小儿急性克山病尸解论文。
2.立即组织在医疗队的医学系70届学生参加克山病学习班，掌握克山病流行特点、病因、病理生理、症状体征、X光和心电图表现诸临床诊断要点，以及抢救和治疗措施等，并举办心电图普及班。经过短期训练，这些年轻学生迅速掌握知识和技能，立即成为大竹克山病防治中一支尖兵，在流行季节数以百计的抢救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并积极参与了总结。
3.组成克山病普查小组，探索病因和发病因素。
4.流行季节后外出参观克山病其他老病区。
研究组把大竹克山病流行报告和普查结果提交给四川省卫生厅和国家卫生部，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卫生部派来东北克山病专家帮助查找病因。四川省卫生厅同时派出了成都和重庆两市的心内科专家，负责大竹流行病专题普查与治疗攻关，任命重医心内科主任林琦医生为主要负责人。
在基本确定亚急性克山病的诊断后，林琦和吴庆玲又致力于寻找对症治疗方法。当地的老医生提出，他们以前曾用中草药治疗过与此类似的病。林琦听后很高兴，说可以试试，就让当地医生带着去山里采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当地医生就提上马灯带着她们出发了，到了山上天还没亮。有时碰到下雨，林琦和吴庆玲也坚持上山采药，拿回去切碎了熬成浓汤送给病孩服用。在采用常规药物控制炎症的同时又补充维C和葡萄糖，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大竹县两个克山病集中爆发的公社，病情都有了缓解。眼看着病患孩子一个个又活蹦乱跳了，林琦和吴庆玲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克山病是 1935 年在东北克山县流行的一种心脏病，由俞维汉教授最先报告。当年克山病传播的地域并不宽，西南地区从前并没有类似的报告。如何为贫困农村的孩子寻找防病治病的方法，她们深感责任重大，心情沉重，最终她们认识到这个凶险疾病的可怕，务必早日确定诊断，尸检是最可靠最切实可行的诊断措施。当时她们身处农村，考虑农村习俗的阻力，立即向“工宣队”领导汇报疫情，说明尸检的作用和必要性，很快得到上级的批准，并指派病理解剖学钱韵兰教授主持尸检和病理报告。第一例尸检就证实了心脏扩大、心肌损害，严重伴有显著心力衰竭征象，其特征性的病理是广泛而密集的局灶性心肌坏死，至此，大竹急性克山病得到确诊。
那时农村没有招待所，林琦和普查小组一起在公社的大办公室打地铺，垫谷草，睡草席。棉被也是自己打被包带去的。林琦和吴庆玲的铺位紧挨着，晚上睡觉，林琦帮吴庆玲把被子角掖好，又帮她把棉袄搭上，嘱咐她别凉着了。年轻的吴庆玲心生感动，偷偷观察老师，却见她把铺位枕边放置的一瓶安定拿起来，和着水吞服一片，又用被包绳把被子的脚边扎起来，然后钻进去躺下。看见吴庆玲好奇的眼神，林琦笑笑说：“把被脚扎起来可以防止敞风，就不会太冷了。”
吴庆玲心头颤一下，问老师：“每天吃安定，是睡眠不好啊？”林琦再笑笑，回答说：“我这是预防为主，不能因为睡不好觉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吴庆玲不再问了，转过身去，把涌上眼眶的泪水轻轻抹掉。
有关克山病的病因全国研究很多，众说纷纭，有营养不良、水土因素如水质中缺硒元素、某种嗜心肌病毒等，但都未经有力的研究证实。近数十年以来，人民生活改善后，从未再有流行的报告，现今回顾推论，有可能是某种病毒感染，流行发生于某些极度营养不良的人群中。
1972年至1977年，四川省卫生厅又将永川地区冠心病普查的任务交给了重医附一院心内科。林琦先后带着陈运贞、赵万蓉等医生深入永川，与当地医生一道组成普查小组，一边普查一边培养基层医生的科研能力。普查小组深入到农户家中，指导医生们查血、诊病、填普查表、撰写评估报告。林琦还亲自动笔修改报告、核实数据、确定标题。为激发年轻医生们的学习和工作热情，林琦还为普查小组制定了一条规则，晚上学习时间，每个组员都要背诵一句新学的医学英语，背诵正确的给予奖励。奖品为一颗大白兔奶糖，是林琦探亲时从上海带回来的。早起也用英语跟大家打招呼，打招呼的用语不能重复。她就用这种方式为普查组增强了凝聚力，推进了工作进展。
通过两年的专题普查，林琦带领的普查组摸清了当地冠心病流行的基本情况，弄清了贫困山区与全国冠心病防治的差距，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永川的冠心病普查作为西南地区最先开展的流行病学普查项目，其6%的冠心病发病率结论，成为医学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其后，在林琦主任的指导下，陈运贞医生接过随访工作重担，与赵万蓉医生一道将随访核实的数据汇集起来，形成永川地区冠心病普查的最终报告。重医附一院冠心病普查工作的质量和科学结论，获得了全国同行的称赞。1978年，由林琦担任主研的重医附一院冠心病普查成果获得四川省科学大会奖。
重医附一院自 1957 年建立以后，各个临床科室以一流的医术和良好的服务，很快赢得重庆市民的信赖，成为西南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医院，同时也为医学教育和理论科研提供了临床实践经验支持。重庆医学院也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医学院校之一。然而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作为医学高等院校附属医院的重医附一院，越来越感受到病患增多、床位有限、资源不足的压力。建院之初，重医附一院虽然也联系了重庆钢铁厂职工医院、建设机床厂职工医院，以及南岸下浩老街的第五人民医院等作为教学协作医院，却因管理体制和交通不便等原因，难以满足临床医学教育的需求。重医附一院迫切需要增加教学实践基地，最好是增加各科功能齐全的综合医院。医院党政领导把这个设想向市里作了反映，也向医生和教师们征求意见。
重医附一院心内科主任林琦把这事放在了心上，她也深有同感。现代内科门类繁多，专业亟须细化，教育和科研才能向纵深发展。每当站在学院的讲台上，面对青年学子求知若渴的目光，她都会感受责任和压力，希望尽可能给予学生们多些帮助，为他们扩展临床实践空间。恰在这时，她赢得了一次机会。
1962年春，37岁的林琦由四川省青年联合会推选参加了全国青年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会中，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与青联委员们座谈，号召大家发挥聪明才智，积极建言献策，在自己的行业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得知林琦夫妻都是医生，一家人从上海到重庆创业，致力于西南地区的现代医学发展时，胡耀邦高兴地说：“好哇，重庆是个好地方，我比你还早去了几年。刚解放时我跟着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在西南局工作。现在那里就靠你们啊，你是青联委员，在那里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们说，也可以找我。”说罢转身指指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后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连连点头，说：“她已经跟我说过了，她当医生，也要跟医学院的学生讲课。重庆医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不足，我们也在想办法。”胡耀邦笑了，说：“你看，这事你找他就找对了，他一定会帮你解决的。”林琦感激地对胡耀邦点点头，又对廖伯康说：“廖书记你说话可要算数啊，回去我就找你！”廖伯康说：“我说话算数。”
廖伯康没有食言。他带着参加会议的重庆青联委员回到重庆，向市委领导作汇报，特地把林琦向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长任白戈作了介绍。任白戈问林琦对重庆的医学事业发展有什么想法。林琦便把在心里酝酿了很久的一个建议说了出来：“重医附属医院目前临床医疗任务太重，病人太多，医生们都忙不过来。学院学生也增加了很多，迫切需要增加教学实践基地，最好再增加一个各科功能齐全的综合性教学医院。市内最符合条件的就是临江门那个第四人民医院，以前叫川东医院，再以前叫宽仁医院。我常去参加他们的会诊，对情况比较了解，建议市里把第四人民医院划归重庆医学院，也作为另一个教学医院。这样既可以解决教学实践基地不足的问题，也可以提高第四人民医院的医学水平。”
“好呀，小林医生的这个建议好。教育和医疗互相促进，让整个重庆市的医疗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任白戈很高兴，对廖伯康伸出拇指说：“你给市里带来了一个优秀的青年医生，也带来了一个好建议。”
1962年末，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决定，把市第四人民医院划归重庆医学院管理，更名为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重医附属临床医院更名为重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医附一院同时把一批专家调往附二院，迅速提升了附二院的医疗水平。再后来，口腔医院等也加入了重医教育体系，自此之后，重庆地区的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医疗，形成以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和第三军医大学双星闪耀，共同撑起重庆及川东地区医学事业快速发展的局面。
多年以后，人们说起重医教育科研的发展，也对林琦教授当年提出建议的功绩赞不绝口，说她那个全国青年委员当得尽职尽责、货真价实。
1965年，林琦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继续为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发挥着一个医生和教师的力量。十多年以后，已经没有了全国青联委员和省人大代表头衔的林琦医生，又提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性的建议，再次为重庆的医学事业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惊奇地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中国也有医学代表团去美国访问。紧接着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医学界开风气之先，纷纷邀请发达国家的医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交流。而地处西南内陆的重庆则因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等原因，对外医学交流迟迟不见动静。而有着英美医学教育功底的林琦和朱祯卿两位医生，则关注着世界医学科技的发展动态。
林琦和朱祯卿家三个孩子中，两个儿子都在学医。1977 年国家刚恢复高考，二儿子朱伟曦就考上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医科大学生。寒暑假回到家，朱伟曦也会与父母讨论医学问题。
1979 年秋天，一个由十余位美国著名专家组成的医学教育代表团访问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成都与中国医学界专家座谈并发表演讲。访问成都期间，朱伟曦作为四川医学院学生代表，参与了接待、交流。他把交流情况告知重庆的父母，特别提到美国专家访问团带队来成都的是个华人医生，20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同济医院工作过，叫郑宗鄂。 “你说他叫什么？你再说一遍，伟曦！”林琦在电话里大声问儿子。
“他叫郑宗鄂，从前是上海仁济医院的，现在是美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朱伟曦回答。
“那就对了，我跟他同过事，就在仁济医院，时间不长，那时我们都在内科担任实习医生。他是圣约翰医学院毕业的，我读的上海医学院，论学历我还比他高一个年级。伟曦，你跟他说说，请他到重庆来看看。”林琦这样跟儿子说着，又转向丈夫朱祯卿。朱祯卿说：“请他带团来重医做讲座，谈谈美国医学近来的情况。”
林琦一下笑起来，说：“我马上跟领导说说，向他们发出邀请。我们的医生也应该听听外面的声音了，以后还要走出去看看。”
林琦把这个想法向学院领导汇报。包括钱悳、左景鉴、李宗明、司徒亮等过去从上海来重庆的老领导一致表示赞同。之后，重医附一院通过中华医学会正式向美国医生代表团发出访问邀请。郑宗鄂不久带着医生们来了，各科专家分不同的课题发表演讲，前后一个星期，形成一个系列讲座。尽管美国医生们的全英语讲座让中国医生和学生们听得很费劲，但大家仍然热情高涨，受益匪浅。
一直跟着林琦从事心内科治疗研究的赵万蓉医生，清晰地记下了当年重医附一院迎来第一个外国代表团，听取美国医生讲座的情景：“那天郑宗鄂讲的题目是冠状动脉造影。他用英文写黑板，那时我们看着黑板就像是看天书。演讲也全部用英语，幸亏钱悳院长事先安排了林琦主任担任翻译，我们才听懂了。林琦主任的英语实在太棒了。那堂课让我们清楚看到了国外心血管内科的近况，知道了我们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医学的进步，林琦主任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在赵万蓉的记忆中，还有个印象让她久久难忘。那天林琦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了一件粉色碎花衣服，亭亭玉立地站在讲台上。那件衣服十分贴身合体，完美地衬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女性的形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林主任穿那件衣服，我跟她说她穿得很好看。林主任还有点不好意思，笑着跟我说，很久没穿了，“文革”开始后就一直压在箱子底，翻了好久才翻出来的。”
心内科专家林琦教授令人敬佩的才华和学术探索，遭遇了两次中断。多年以后，人们回忆起来也多有遗憾和唏嘘，但黑暗中也有一抹温情的亮色。
1967年6月7日，“文革”造反派把林琦和朱祯卿一家从重医附一院“二十四家”楼房赶了出来，把房屋用作武斗工事。林家五口人顿时失去了安身之地。幸得老同事们纷纷援手相助。骨科教授吴祖尧夫妇把三个孩子接过去，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了半个多月。内科主任李宗明和妇产科副主任毕婵琴夫妇，则把林琦和朱祯卿请到家里住了近一个月。夫妻俩还坚持每天上班，与科里的医生们一道坚守着救死扶伤的本分。
林琦和朱祯卿有三个孩子，“文革”开始的时候，分别在读中学和小学。1967年夏天，重庆武斗升级，重医也陷入空前的混乱。孩子们失学在家，林琦要求孩子们不要放弃学习。她从上海把姨侄女用过的初中和高中教科书要过来，让孩子们在家自学。她跟孩子们说：“各科知识，包括现在看起来没用的英语，都不能放弃学习。学了英语，就好比在墙上打开了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另一个大千世界。还有文学和艺术，看似没有直接的功用，但却是一个人提高品德和修养不可缺少的部分。”
那期间，很多失学在家的孩子都无所事事，白白浪费掉光阴，而林琦家的孩子却在艰难时期通过自学中学教材获得了不少基本知识。林琦还让孩子们学会了做家务事。她规定孩子在家实行“值班制”，一周之内，每个孩子各值两天班，负责买菜、生煤炉、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等。不值班的孩子也别闲着，要协助做家务。星期天孩子“放假”，家务由父母做。此外，两个男孩要负责捏煤球，搬蜂窝煤，保护妹妹。妹妹空下来就跟着母亲学织毛衣。那段时间，朱祯卿医生和孩子们都穿上了林琦织的毛衣，其中也有小女儿的功劳。多年以后，重医附一院心内科的老同事说起林琦教授的育人之道，仍然赞不绝口。
198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4周年纪念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辆小型越野车快速行驶在公路上。车上的几个年轻人一路有说有笑，都很兴奋。他们是中国留学生，受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委托，送一部国产影片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为那里的中国同学们放映，庆祝祖国的生日。来自重庆的休斯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研究生朱以林也在车上，她跟同学们一样，对中国留学生这样的聚会充满向往。
突然，高速公路出现一个急弯，高速行驶的汽车转动方向时一下失去控制，冲下路沿撞上一棵大树。剧烈的撞击让车上的人都受了伤。后排座位上的朱以林头部重重地撞击在车顶上，脊椎严重受伤，立即失去了知觉。两天以后，朱以林在休斯敦贝勒医学院神经危重病房苏醒过来，但胸部以下仍然毫无知觉，成为高位截瘫。中国留学生和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们关切地问她，现在最急需跟哪里联系。朱以林头和颈部都不能转动，只微微张开口，艰难地说出两个字：“重医！”
朱以林1957年生于上海，一年以后就与两个哥哥一道，随父母朱祯卿和林琦来到重庆，一直生活在重医附一院，上小学也在重医子弟校。高中毕业后下乡去大足插队落户当了知青。她孝顺懂事，自留地里收的包谷，都会拿回来给父母和邻居阿姨品尝。1977年，朱以林以优秀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1982年毕业后获得美国奖学金到休斯敦大学留学。来美国后，她时时思念着重庆的家，把课余打工挣来的生活费节省下来，每周一个越洋电话打回家询问父母、兄长和医院的情况。尤其念念不忘的，还有一把大提琴。
大提琴是母亲林琦在朱以林上中学时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由父亲朱祯卿当她的启蒙老师。朱祯卿会拉小提琴，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读中学时还与李徳伦、黄飞立成为好友，李徳伦和黄飞立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指挥家。林琦也喜欢音乐，年轻时弹得一手好钢琴。夫妻俩当了几十年医生，繁忙的工作把很多爱好都冲掉了，唯有对音乐的喜爱不曾消失。朱祯卿做完脑外科手术回到家，有时也拉拉小提琴，以缓解过度的疲劳和紧张。林琦每天在家也会放放音乐。夫妻俩对音乐的爱好又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子女。大儿子朱伟星当知青离家早，招工当上航标工后，又考上南通医学院成为一名消化科医生，业余爱好听歌剧。小儿子朱伟曦跟着父亲学拉小提琴，中学期间还考上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
而女儿朱以林的音乐素养则最被父母看好，她非常喜爱大提琴，曾在育才中学“五四”青年节联欢会上表演过大提琴独奏《牧歌》。后来，朱以林考上留美研究生，在告别重医附一院的家时，她本来想把琴带上，却被母亲劝止了。林琦说：“你第一次出国，要带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已经很多了，再带上大提琴太麻烦了，还是暂时留下，等你到美国安定下来，回国探亲再带去不迟。”林琦私底下还有个心思没有说出来，女儿这一走，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回家，想女儿的时候，看到她的宝贝提琴也可以安慰思念之情吧。朱以林听了母亲的劝，就把大提琴留了下来。朱以林刚去美国那会儿，林琦每天都要看着大提琴念叨下女儿，后来工作忙起来，看得就少了，只在闲暇之时偶尔推开女儿房间看一看。
那一天，林琦感觉心里一阵烦躁和紧张，她下意识地推开女儿的房间，却见那把大提琴突然“咚”的一声从床头掉到了地板上。她心疼地跑过去把琴拾起来，却见第一弦A弦已经断了。她心里一怔，头也晕眩起来。恰在这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她放下大提琴，快步走去接听电话，还没听完，眼泪就流了下来，张开口“啊，啊，啊”地很久说不出话。
电话是中国驻美国休斯敦领事馆打来的，向家人通报朱以林遭遇车祸严重受伤之事。林琦扔掉电话瘫坐在椅子上，心口剧烈地疼痛起来，险些晕了过去，她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赶紧又拿起电话拨通了医院神经外科的电话，急呼丈夫朱祯卿回家。林琦语音含混地在电话说着什么，朱祯卿却一句也没听清。等到丈夫回来，林琦终于放开嗓子哭了出来。
1983年10月，58岁的林琦教授和63岁的朱祯卿教授，告别重医，赶赴美国照顾女儿。
其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林琦和朱祯卿两人虽然都身为教授和医学专家，却没有什么积蓄，走到美国一切从零开始。朱祯卿是神经外科专家，在中国神经外科学界享有盛名，不久受聘于休斯敦贝勒医学院，任神经外科教授，主持癫痫病研究实验室。林琦则把照顾女儿和一家生活的担子挑了起来，从医学教授回归到母亲和家庭主妇、病员护理的角色。她每天坚持为女儿做治疗，两小时为她翻一次身并做擦洗，以免发生褥疮。
在林琦和朱祯卿的精心照料下，女儿的伤病得到了缓解，包容阔大的母爱也减轻了她的痛苦。此后两年，朱以林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着高位截瘫的痛苦，咬牙坚持学习，成功地完成了学业，取得休斯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学位。由于不能再动手做实验，她又再度求学，报考得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生物统计学专业，最终获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并在该学院得到一份助教工作，每天坐着轮椅去医学院上班。1993年，受伤九年多的朱以林因呼吸功能严重恶化，多器官衰竭，自己要求不再抢救，最终告别了她敬爱的父母。
女儿去世后，朱祯卿继续在休斯敦贝勒医学院工作了十年，从事神经介质的研究。他们在北美的家不时有上医和重医的旧友新知来访。在那里，朋友们都感受到一份浓浓的友情。
如今林琦的二儿子朱伟曦被重医附一院心血管内科聘请为客座教授，不仅常回国做学术指导，还接收心内科的青年骨干医生到他所在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学习，延续着对科室发展建设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