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医学可能是偶然，但你一旦选择了，就必须用一生的忠诚和热情去对待它。
“老师，下学期我不来上学了。”一个中等个儿的青年对面前的中年人说。
郑伟如1911年8月出生于上海闵行，家里有房有地，还算殷实。他从小聪明好学，五岁就发蒙读书，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的一流学校——敬业中学。初中只读了一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本校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前身）的航运专业。
这个学校可不简单，是1896年 （光绪二十二年） 得到光绪皇帝批准，由后来被称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在上海徐家汇建立的。航运专业，是当时社会急需的热门。再过两年毕业后，前途无量。身边的几个同学们都大为不解：“郑伟如，现在实业吃香，凭你的成绩，毕业后前途光明哟。”
老师见郑伟如沉默不语，关心地问道：“你回家干什么？种田？”
“这两年的航运你是白学了，不划算！医生，哪有航运吃香？”
郑伟如走了，同学和老师还在背后议论：“实在要学医，在这里毕业了去学嘛。”“有什么学的，我们那里的草药医生几天就会了。”“我看他脑子有毛病。”
回到家，婆婆、母亲和夫人知道他终止了学业，也有些吃惊，觉得读了一半时间，既耗费了青春，又花费了银两，有些不划算，再过两年毕业后就可以求生活了呀。面对长辈的怨言，郑伟如解释道：“你们看，这几年，我们家里死了多少人？就是缺医少药造成的呀。实业怎么样，有钱又怎么样？疾病来了，呼啦啦如大厦之倾！”
20世纪初的中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缺医少药是常态，许多疾病犹若恶魔，在中国大地肆虐，脆弱的生命瞬间被其吞噬。活着的人们只有仰天长叹，祈求神灵。但是，祈求是没有用的。可恶的病魔好像一只黑色的乌鸦，一直盯住了他的家，徘徊在头顶，准备随时作祟。郑伟如有兄姐各一，婆婆、父母能干，一家人幸福满满，在当地算是令人羡慕嫉妒的了。谁知，命运多舛，郑伟如三岁时，父亲患肺结核去世，六岁时哥哥患白喉去世，一年后姐姐患肺结核去世。
剩下母子二人，和婆婆相依为命。特别能干的婆婆把祖宗留下的房屋地产，打理得顺风顺水。郑伟如读书也特别长进。照此下去，也能延续郑氏香火和家业。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只黑乌鸦继续作恶，郑伟如的伯伯、叔叔相继染病，不治而亡。婆婆原本五个儿子，一个个都被病魔索取了性命。兴旺的家族突然之间就剩下了郑伟如一个男丁。真是命运的小船，说翻就翻！
这下，郑伟如的婆婆着急了：郑氏一脉不能危亡于旦夕，立即与郑伟如的母亲商量，让郑伟如赶快结婚，延续香火。1928年，在婆婆、母亲的安排下，还在读中学的郑伟如与大他三岁的张棣芸喜结连理。张家祖籍浙江嘉善，乃书香门第。张棣芸在上海出生，虽有一定文化，但离棋琴书画一个不落的郑伟如梦想娶的妻子有一定距离。尽管心里不满，但从小就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儒学浸淫下的郑伟如不敢违抗，何况，此时的他刚步入青年，家族遭此厄运，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郑伟如19岁时，大儿子郑守瑾出生了。看着活泼可爱的儿子，想起自己一 个个病逝的长辈、兄姐，他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命运，与疾病作斗争，拯救病人。一想到家族的命运，三个人，特别是婆婆和母亲马上闭上了嘴，好一阵，婆婆才说：“你要去学医，就要认真学。学好了当个好太医，普救众生。不要让阎王爷把一个个活鲜鲜的人拉走了。”
郑伟如扬扬右手握成的拳头，宣誓般说：“婆婆，妈妈，你们放心。我一定考上，一定好好学，今后和死神搏斗，普救众生！”转过头对张棣芸说：“棣芸，辛苦你了。”
“呜——呜——呜”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声在贵阳上空鸣叫着。
“日本飞机来了，快躲！”人们奔跑着呼喊。刚才还井然的秩序顿时大乱，大家纷纷找躲避的地方去了。国民政府贵阳中央医院顿时忙乱起来。一会儿，南边的天空中，一群乌鸦般的日本飞机钻出云层，发出鬼怪似的叫声，风驰电掣般扑过来，开始了又一天的狂轰滥炸。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中国政府的临时首都，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日本为了达到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迅速占领中国的目的，反复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贵州省作为抗战大后方、陪都的南大门，集中了大量的文教、医疗等内迁机构、军事设施及大量逃亡来的难民，许多城镇特别是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成了飞机轰炸破坏的主要目标。日本飞机主要来自南、北两个方向，北面是从武汉、宜昌起飞，沿长江西上再南下轰炸贵州；南面是从越南、海口、南宁等地北上进行轰炸。
这次是从南面来的，飞临贵阳上空，就迫不及待地丢下了爆炸弹和燃烧弹，其中一颗刚好击中中央医院。顿时，爆炸声、哭叫声以及房屋倒塌毁坏的撕裂声、倾倒声交织成一部恐怖的乐章，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些患者和医护人员死于倒塌的房屋、爆炸的弹片，还有不少轻重伤者。
警报解除后，人们立即赶到医院抢救。一块块毁坏的砖瓦木石被掀开，抬起一个个没有气息的人，或者轻重伤者。在一个瓦砾堆里，抢救的人发现了一个躺着的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抬起来正要把他放在死人堆里，突然听见了他发出的微弱呻吟，几个人将他赶紧放上担架，飞跑着抬到临时抢救点治疗。
他就是中央医院的医生郑伟如。病房里，人们都在忙碌着，散发出一种只有医院才有的特殊气味。郑伟如从昏迷中醒过来，看见身边忙来忙去的医护人员，轻声问正在给他输液的护士：“我的腿怎么啦？是不是没有了？”
护士张隶秀说：“郑医生，你右腿受伤了，是弹片炸伤的。”
“炸断了，要打钢针，给你接好。”张隶秀边给他输水，边安慰道，“你放心，保证你和正常人一样。”
郑伟如进上海医学院这年的 12 月 25 日，二儿子郑理谨出生了。1935 年 4月，女儿郑梅纹出生了。接二连三出生的三个孩子，给郑氏一脉增加了光大的力量，也给郑伟如增加了努力学习医学的动力：他必须学好医学本领，保障孩子、家人以及所有患者的身体健康，实践婆婆、母亲同意他中途辍学报考上海医学院发下的誓言：普救众生。1936年，成绩优秀的郑伟如被派到了南京中央医院实习，获得了好评，第二年毕业后就留在了该医院，分在儿科，当住院医生。
这个医院是1929年建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刘瑞恒奉蒋介石之命，在南京中山东路黄埔路口筹建中央模范军医院，1930 年 1 月，改名为中央医院，划归内政部下辖的卫生部 （1931年4月改为卫生署） 直接管辖。这是国民政府在南京兴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国立医院。
淞沪战役后，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攻占上海，逼近南京了。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央医院也抓紧西撤。郑伟如刚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忙着和同事们一起搬迁到武汉。日军步步紧逼，还没有安定下来的医院，又一路南下，撤到了长沙，不久，又向西爬山涉水，进入云贵高原，来到了贵阳。
每到一处，只要医药设备到了，郑伟如和同事们就抓紧时间医治患者。在积弱积贫的中国，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面黄肌瘦、呻吟不已的病人。每每此时，这些病人就如一个个重锤，敲击着郑伟如的心。
很快，日本飞机也追到了贵阳。当然，日军不是只追中央医院，而是要炸毁这里的战略设施、交通要道以及它认为的今后有损它侵略行为的一切。
那天，医院和往常一样，医生护士都在忙自己的工作。郑伟如正在诊治一 个才送来的患者，没料到炸弹从天而降，顷刻之间，就把自己和病人，还有医院的其他医护人员、患者置于爆炸、垮塌中……
经过外科医生的精湛手术，张隶秀像亲人一样的精心护理，郑伟如康复了。尽管走路不如以前，有一点跛，但历经这次惨烈的轰炸，死里逃生，已经是三生有幸了。他对治疗他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张隶秀，一辈子心存感激，决心以克勤克俭的努力工作来回报。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却收到了家里拍来的电报：“婆突发脑溢血过世。速归。”
“婆婆是我家的顶梁柱，家里的经济、吃穿用度，全靠她调度、安排。”郑伟如看着张隶秀解释道，“我夫人是个贤妻良母，照顾三个孩子就忙了，对经济一点儿不懂。婆婆走了，她拖着三个不大不小的儿女，怎么办？我必须回去。”
“我婆婆太能干了，母亲也是个贤妻良母，料理家里是一把好手，外面就……”
“我马上去辞职。”郑伟如叹了一口气，“你们把我从死人堆里抢救出来，治好了，原本可以报效国家的。唉，家里又出事儿……”
“你放心。”郑伟如决绝地说，“就是遭遇三灾六难，我也要回去撑起这个家。否则，他们……”
枇杷山高高耸立在山城重庆半岛上，前俯长江，后靠嘉陵江，中山二路从七星岗一路曲折蜿蜒西来，在136号处顿了一下，一边是壁立的枇杷山悬崖，一边是中西合璧的几幢楼房。这里原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办公楼，因为要建设重庆医学院，就划拨给了筹建的附属儿童医院。
袁家岗的附属医院正在大兴土木，为了同步建设发展，从上海过来的医护人员就借儿童医院一隅，设立内科、外科门诊病房，开门迎接病人。郑伟如在这里出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医学院招生后又任物理诊断学教研室主任。
当年，郑伟如离开中央医院，离开贵阳，踏上了回家的归途。长路漫漫，山水茫茫。顶着日军的炮火，有车乘车、有船坐船，没有车船，他就跛着腿走路。他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除了没有在海上漂流外，日军轰炸、土匪火拼、大雨淋太阳烤……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遇到了多少千奇百怪之事，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历经了三个多月，磨破了几双鞋。
“棣芸，我是伟如、郑伟如呀！”看见妻子还是张着一双惶恐的大眼，郑伟如提醒道，“我从贵阳回来了。”
张棣芸看着面前站着的郑伟如，这哪是几年不见的丈夫，完全是一个十足的乞丐，头发、胡子老长，破衣破裤，一双鞋子没有一只好的，脚趾头都冒了出来。她怯生生地问道：“你怎么会这样？”然后回头喊了一声：“妈，伟如回来了。”
母亲迈着一双小脚，紧走慢走几步走过来，看见儿子蓬头垢面的样子，带着哭声问：“侬讨饭了？”
几年不见的母亲，已经苍老了，婆婆过世后，自己的一家人把母亲磨折得……唉，自己原本应是家里的顶梁柱呀！郑伟如心里一阵难过，嗫嚅着双唇，只是叫声了“妈”，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贵阳山高路远，离上海几千里路……我一路回来，道路坎坷，车船不好坐……”他怕妻子担心，把路上遇到的惊险事情压在了心底。
“好，以后慢慢说。赶快去洗澡，换衣服。要是孩子们放学回来，看见你，会吓坏的。”妻子关切地说。
傍晚，孩子们回来了，一个个看着他，都像看陌生人。张棣芸说：“守瑾、理谨、梅纹，快过来，你们的爸爸回来了。”
“你这么久才回来，婆婆好想你……”郑守瑾站在一边，不冷不热地说。
六岁多的郑梅纹躲在一边，两个眼珠滴溜溜转着，小声地说：“你不是爸爸……”
“孩子们，对不起。”郑伟如蹲下去，抚摸着郑梅纹的面庞，说，“梅纹，我是你爸爸，你这名字都是我取的。怪爸爸走得太久，一去四五年。离开的时候，你还很小……”郑伟如话没有说完，两行热泪就挂在了脸颊上。他没有去揩，任其无声地流着。
婆婆的后事，早已被母亲、妻子和亲友处理好。这些年，为了维持生计和应付日渐长大的孩子们上学的开销，婆婆不得不卖了一部分田产。如今，三个孩子、三个大人，其他的开支不说，单是一日三餐六张嘴，还有孩子们上学的开销，这一切犹如沉重的担子落在了郑伟如的双肩上。
他拜访完亲友，忙完琐事后，就开始寻找工作。幸运的是，一个同学的父亲创办的南洋医院，听说郑伟如是上医的高材生，又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立即聘了他。以后，他又相继在上海市第四医院、上海国防医院、上海红十字学会医院担任医生。
日子就像黄浦江的水，平平淡淡地流着，波澜不兴。一天，他正在诊治病人，一个护士走进来对他说：“郑医生，有人找你。”
等病人走了后，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说：“郑医生，我是上海医学院的，朱恒璧院长派我来找你。”
朱恒璧，这可是医学界一大名人，1928―1939年担任上海医学院教务主任兼药理科主任、教授。郑伟如在上医学习时，就了解他，而且还听过他的药理学课。他当院长期间，把上海医学院西迁，抗战胜利后又迁回来了。郑伟如带着敬佩的神情说：“我听过朱院长的课，讲得好极了。”
“他才听说你从中央医院回来了，想让你去我们学院工作。”
“朱院长正在八方延揽人才。他说，当年你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工作后认真刻苦，为人谦和善良。他叫我一定请你回母校去工作。”
就这样，郑伟如回到了上海医学院，在中山医院内科。真是山不转水转，他在这里与老朋友钱悳相聚了，而且还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钱悳和他都在中央医院工作过，而且一路从武汉到长沙、再到贵阳，1939 年，钱悳去了重庆的中央医院。期间，钱悳去了美国波士顿伊文斯纪念医院进修，回国后就到了中山医院任内科主任。
1948年郑伟如考上AMIC，获得去美国留学机会，但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医学事业，他毅然放弃。新中国成立不久，华东军区组成血吸虫防治医疗队，到农村去防病治病，郑伟如也加入了医疗队并荣立三等功。
过去，由于受教会医院的影响，内科医生们把必读必备的 《西氏内科学》奉为医生的圭臬。它是由国际著名医学专家共同撰写的一部医学巨著。自1927年首版以来，就以论述严谨、系统，尤其是对病理、生理等科学原理的深刻阐述而深受国内外医学界读者的欢迎，世界各国医学院校皆以此为教材，被誉为“标准内科学参考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编一部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内科医生必备的工具书——《实用内科学》。凭着自己的刻苦钻研和独到的诊断，郑伟如已经出任医学院内科诊断学教研室主任。由此，有关部门在反复遴选该书的主编时，把郑伟如列进了由林兆耆、戴自英、陈灏珠、钱悳和刘约翰等六人组成的班子。接受这一重任后，他们除了上班，就全身心投入编写、审稿的繁重工作中。
白天要上班，这事儿只有留在晚上。深夜了，郑伟如还在挑灯奋战。
母亲来劝他：“伟如，休息吧，不然你的身体吃不消啊。”
“妈妈，现在全国的医生都在等着这部书。早一点儿到他们手里，就可以早点儿发挥作用，治病救人，嗯，普救众生呀。”
母亲天天看着病情加重、日渐瘦弱的媳妇张棣芸，心里担心儿子的身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小声说：“伟如，你看棣芸那病，服了这么多药……”
1952 年 9 月，厚厚的每一位中国医生必备的工具书 《实用内科学》 第一版，由华东医务生活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前身） 出版面世，以后直到第五版，郑伟如都是主编之一。大半个世纪以来，这本医生必备的工具书已经反复再版，至今已是第14版了。1952年，郑伟如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并担任第十一大队大队长。1956年，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12年科技规划工作会议，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一天上班，他碰见了已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华山医院院长的钱悳，打过招呼，聊了几句后，钱悳突然说：“伟如，郑医生，周恩来总理决定我们上海医学院抽调一部分人去支援重庆，建一所医学院。西部地区，缺医少药，老百姓生了病，没法治。我在重庆中央医院时，看到、了解一些……”
如果不是中途辞职，也许郑伟如也会到重庆中央医院。抗战时期，上海医学院的许多人都去过重庆，后来又回到了上海。郑伟如反问了一句：“你要去吗？”
钱悳对郑伟如十分了解，面前这个朋友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他言语不多，一些话是烂在肚子里都不会说的人。钱悳略停顿了一下，说：“上面叫我带队。你去不去？”
郑伟如没有直接回答，家里情况这两年也不断变化。儿女们虽已成年，上学、参军去了，但两年前，早就患肺结核的张棣芸因医治无效去世了，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之后不久，经过医院副院长石美森的介绍，他才和医院血液科的副主任吴茂娥结了婚。她也是个一心扑在医学事业上的人。夫妻二人，成天各忙各的，早上，郑伟如还在梦中，吴茂娥就来到实验室看骨髓片及血片去了。考虑了一会儿，他笑着说：“军令如山，你这个老朋友叫我，当然义不容辞。”
没过多久，上海医学院支援重庆医学院师资配备委员会成立，郑伟如成为重庆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四个创始人之一。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左景鉴为副主任，他到病房找到郑伟如，说：“郑医生，组织上决定你和我们几个人打前站，三天后出发，乘船去重庆。你抓紧准备一下。”
回家后，郑伟如吃过饭，对吴茂娥说：“茂娥，左院长要我和他们几个三天后去重庆打前站，筹备建院事宜。”
支援重庆建医学院，吴茂娥早已知道，也有心理准备，但她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为什么叫你去打前站？”
“可能是钱院长、左院长他们很信任我，相信我的能力嘛。”郑伟如笑着说。
“可是，你的腿不行呀！重庆是个山城，山高路不平……”吴茂娥担心很实在的新婚丈夫在重庆摔跤什么的，“母亲身体一天又不如一天……”
“茂娥，我这腿不碍事儿。当年，我从贵阳回上海，三个月都走过来了，那是大山大河呀！”郑伟如突然健谈起来，“翻山越岭，淌溪过河……母亲嘛，就让保姆多担待点儿。”
就这样，左景鉴、郑伟如几个人很快就赶到重庆，为医院选地址、找勘察设计人员设计规划，成天忙得不亦乐乎。
“郑医生，走路小心点哟。”陪同的彭水县医院的一个医生不时提醒郑伟如。
“谢谢。云贵高原我都走过。这些路，还是没问题的。”郑伟如手里拿一根竹棍，杵着地，边走边说，“你们放心。”
这是1959年的冬天。寒风阵阵，天上乌云翻滚。呼出的气，很快被冷空气变白，如当地农民吐出的叶子烟烟雾。从重庆带来的衣服已经全部穿在身上了，但那风仍像针一般直朝里面钻。
这几年，川东的彭水、黔江等地常有患者出现淋巴管炎、淋巴水肿和象皮肿等，有的患者久治不愈，给人民群众生命带来隐患。根据临床表现，这可能是丝虫病。这种病流行于亚洲、非洲及大洋洲，在我国流行区域很广，涉及山东、河南、四川、贵州等十多个省市。
四川省卫生厅要求重庆市组成一个除害灭病医疗队，去彭水、黔江普查丝虫病。这个任务落到了重庆医学院，院长周泽昭点了郑伟如的将，要他和自己一道去。周院长曾经负责过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工作，才卸下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主任头衔，就到重庆医学院赴任。出发时，他看见郑伟如的腿不方便，有些歉意地说：“郑医生呀，我不知道你的腿……”
“周院长，这个不碍事，我行动自如。”说完，还走了几步。
“我看过你们主编的《实用内科学》，一本中国的西氏内科学呀！你是一个在诊断学方面了不起的专家，所以才叫你一路。还有，去年，你就在温江整响了。”周泽昭是江津人，尽管离开家乡多年，但时不时还要冒出几句家乡话。
他指的是1958年四川温江地区出现的一种传染性疾病。7月12日，温江清平乡首先出现一起以高热、畏寒、头痛、身痛、眼红、肌痛、肤黄为主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数日后，发病人数达 500 余人。8 月 6 日，扩大到全县 14 个乡镇，发病人数5000余人，死亡人数30余人，且全部死于肺弥漫性出血。9月4日，与温江毗邻的14个县区 （包括成都和雅安） 近万人发病，139余人大咯血致死。病情来势非常凶猛，传播地区不断扩大。此事惊动了省委和中央。四川省委和疫区各级党委紧急成立指挥部、组织大批专业人员，星夜奔赴疫区救治病人。省卫生厅点名要重庆医学院郑伟如教授和军医大的一位医生，请他们坐飞机前往温江调查。同时，国务院也星夜派出有关专家赶去。郑伟如在管辖区域内，发现了5个死亡病例，给尸体翻身，发现口腔涌血出来，当时有人考虑是流行性出血热。郑伟如凭经验判断，认为没有科学依据，立即与重医病理教研室联系，对5例死者进行了尸检，除发现肺组织出血外，在肾脏内发现了钩端螺旋体，后作动物接种也证实是钩端螺旋体。此一结论，和另外的专家检验结果不谋而合。于是，采用青霉素治疗，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郑医生，我们这次也来个各方协同，圆满完成省里交的任务，把这个病的原因弄清楚。”
到了彭水，经过临床了解，病人多数患有象皮肿。从患者的身上采集血样，郑伟如用20mm3 放大镜，看见了较多的尾丝蚴。为了解尾丝蚴在人体的活动规律，决定每2个小时采一次血样观察。观察结果发现，白天血液中的尾丝蚴少，晚上的血液会怎么样呢？
县医院设施不全，加之农民贫穷，即使是象皮肿患者，白天看完病就回家了。晚上没有了可供采血的患者。郑伟如找到医院相关医师，从病例中了解离医院最近的患者，决定晚上去给他们做工作，亲自采血检验。
彭水、黔江出门就是山，难有两分钟的平路。至于彭水，更是大山合围，抬头望山顶，头上的帽子都要掉落。尽管山路遥远，步履艰难，晚饭后，郑伟如坚持要和县医院的一个医生一道去采血。他俩打着火把、手电筒，硬是翻山越岭到了一个象皮肿患者家，采取了血样。为了比对，还动员一个没患象皮肿的农民接受了采血。回来后，郑伟如来不及休息，立即在显微镜下检验。发现半夜在血液中活动的尾丝蚴多。没有象皮肿的人，血液中没有发现尾丝蚴。
针对这种情况，周泽昭、郑伟如他们在医院开设了临时病房，治疗病人。经过这次普查，医疗队提出了建议：这些地区今后要及早发现患者和带虫者，及时治愈，减少和杜绝传染源。同时指出，蚊虫是丝虫病的主要传播者，防蚊灭蚊特别重要。对原阳性患者复查复治，发现患者及时治疗直至转阴。加强对血检阳性户的蚊媒监测，发现感染蚊，即以感染蚊户为中心，向周围人群扩大查血和灭蚊，以清除疫点，防止继续传播。
20世纪60年代初期，云南某化工厂发生大型毒气泄漏，数百名工人中毒，生命垂危。中央卫生部立即召集上海及重庆的专家前往云南开展救治工作。当时已经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毒理学专家郑伟如又奉命前往云南，不顾自身安危救治了大量的中毒患者。专家们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忙碌了一个月左右，将灾害和损失控制到最小。这是抗击突发灾害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为此，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职业精神，并在人民大礼堂设宴款待了专家们。参与救灾的专家还获得了一个证书，可惜，郑伟如的证书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太阳高悬，万道金光把云彩驱赶得无影无踪。早几天或从北，或从东吹来一阵风，给酷热下的人们带来一点儿慰藉。谁知这两天突然变卦了，一丝儿风也没有。华北大地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热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个用过去的劳改场地改建成的河北衡水化工厂 （生产酚醛树脂） 里，除了热外，还增加了一条城里人受不了的东西——缺水，洗澡困难。天热、大汗不止，又不能洗澡。
酚醛树脂也叫电木，又称电木粉。20世纪初酚醛树脂及其成型工艺问世，1910年实现了工业生产，以后又研制出了性能良好的塑料制品。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发展塑料工业，也相继建立了有关化工厂。塑料产品毕竟是化学合成的，它对工人的身体有无影响？这就引起了研究职业病的郑伟如的特别关注。1984年暑假，他带着1982年招收的研究生彭献代和一个技术员到了这个工厂，调查酚对人体的影响。彭献代是郑伟如在重庆医学院招的第一个研究生，重医附一院肾内科也成为全国肾脏病领域最早招收肾脏病研究生的单位之一。
在这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三人一待就是半个月，免费给200多个工人做体检。现场抽血查肝肾功能和尿酶分析，结果发现长期接触酚可导致肾小管损害。郑伟如指导彭献代写出相关论文在 《重庆医学院学报》 1986 年 3 期发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第二年，他又带彭献代到重庆天源化工厂做四氯化碳的毒理学研究，早出晚归，干了20天。
“文革”期间，重医一职工因肾功能衰竭死亡，郑伟如详细了解病史，此人过去没有患过肾病。这些年，他已经诊治过类似的不少病人。这些病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肾衰之前没有任何症状，只是在检查时发现有少量尿蛋白。不仅在重医附一院，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遵义医学院也有同样的病例出现，但都找不到发病的原因。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寻找到肾衰竭的原因。期间，一个肾衰竭患者主动对郑伟如说：“郑医生，只要你们能找到我这个病的原因，我愿意配合你们的，做什么都行。”
作为一个病患研究者、作为一个医生，多么需要这种勇于献身的配合精神！在“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有多少国人愿意为医学的发展用自己的身体配合医学研究？郑伟如分外感动：“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还想再做一次肾活检，”郑伟如凝重地看着患者，没有把话说完，“只是……”
“郑医生，我都是半条命了。你们对我这样好，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了，但听了这句话，郑伟如还是感动得泪花闪烁：“谢谢，再次谢谢你！”
通过手术取组织活检发现患者的肾已固缩、硬化，仍没有找到引起衰竭的原因。如今，对于这一因肾衰竭死亡的本院职工，最好能给他做病理解剖，以明确其肾衰竭的原因。
经过做工作，死者家属同意了。在医疗设备条件的限制下，郑伟如和同事们大胆地进行了病理解剖，经过认真分析，终于找到了死者肾功能衰竭而亡的直接原因——系长期服用骨结核散（丸）造成的。
这期间，郑伟如指导蔡定栋医生在国内最早开展经皮肾脏穿刺活检术。借此技术，先后在国内最早开展了中药骨结核散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研究、蛋白尿与血尿的临床与病理研究、急性肾衰竭以及急性快速进展性肾小球肾炎的研究工作，部分论文在 1983 年西南地区第一届肾脏病年会 （贵阳） 上做了大会交流。
在他的参与或指导下，团队成员先后发表《急性肾功能衰竭344例的病因及死因分析》《骨结核散与慢性肾功能衰竭》《12例原因不明的血尿患者肾活检体会》《蛋白尿的临床与病理分析 （49例）》，直接揭示了中成药骨结核散 （丸）严重的毒性反应。
这个中药制品，一度时期曾经在西南地区被推崇备致，不少骨结核患者争相服之。谁也没料到，该药成为夺取服用者生命的追魂散（丸）！经过郑伟如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为社会消除了一大隐患，有关部门立即责令停止生产、使用该药。
一个重症患者被收进了病房。他呼吸困难、间断抽搐、血压下降，全身青紫。按常规流程，可能还没查出患者患病的原因，就会一命归西。医护人员都着急了：怎么办？不知道原因，怎么施救？
此时，郑伟如来了。他刚一走到病房门口，就望见了这个全身青紫病人，于是果断地说：“亚硝酸盐中毒！马上静脉推注美兰。”
果然，静脉注射美兰数分钟后，患者症状很快缓解了。因为抢救及时，朝黄泉路大步急走的这个患者被拉了回来。
甘华等医护人员感叹不已：“郑教授，你的视诊了得！”
一个医生说：“甘医生，郑教授还有几招哩。1983年，医院病房来了一个青年女性患者。数月的慢性腹痛，全科讨论诊断不明，下不了处方。只好请郑教授出马。他先是问诊，再是仔细地查体，当他的手轻柔地触在患者的腹部时，发现有明显的揉面感，当即说：‘她患的是结核性腹膜炎。’我们还有点儿似信非信。按照他的医嘱，我们施行抗痨治疗，很快有效，病情缓解。这是触诊哟。”
“嘿，还有奇的。”一个年轻医生说，“我听一个老医生讲，1970年初，有一 个持续发热数月的病人，全科查房专家都不清楚病因。当时，还请了几个有名的教授去，他们考虑了很多疾病，但诊断都不明确。最后，只得请郑教授出马。他详细询问了患者的病史，仔细全面地查体。当他的手轻轻地叩击到腰椎时，病人呈现出痛苦的表情。他停止了叩击，然后深舒一口气，对围在他身旁的医生说：‘考虑脊柱结核。’果然，X片得到证实，诊断明确。这个‘叩诊’奇吧？”
1994年到肾脏内科的杜晓刚医师也感受了一次郑伟如嗅诊的奇迹：
1997 年肾内科收治了一个男性患者，三四十岁，脱发、口腔溃烂、有黄疸，肝功能、肾功能损害，呼吸中有一点怪味。考虑中毒，但无明确的毒物接触史，诊断不明。怎么办呢？
又去请郑伟如？此时的他已经86岁高龄了。病房又在五楼，行动已不方便的他怎么来？
有的说，去请他，肯定来。甘华医师说：“我去请他。前几年，我科唐萸香主任请他来给我们查房，培养人才，他都来了，对我们学科的发展和年轻医师的快速成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果真，一会儿他们搀扶着郑伟如来了。他在弯腰查体时，眉头始终皱着， 几分钟后，他轻声说：“病人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金属味。”沉思片刻后，郑伟如肯定地说：“是铊中毒。”
甘华派人把这个患者的血液、尿液和头发标本送到重庆市药检所检验，最后证实患者是铊中毒。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有机磷农药使用普遍，由于防范不严，中毒病人较多。各地几乎都用用阿托品救治病人，快速给予，且剂量过大，结果抢救常告失败。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郑伟如在病人身边，通过仔细临床观察，反复查阅资料，经过认真分析后指出：“首先要对患者进行及时洗胃，而且这和平常的洗胃不同。要放置细胃管，反复多次洗，同时持续给予小剂量阿托品。”
按照这一方法，抢救成功率大大提高，一个个有机磷农药中毒者在赴黄泉的路上被挡住了，回到了人间，享受阳光普照和家庭的温暖。
疾病是机体与一定病因相互作用而发生的损伤与抗损伤的复杂病理过程。在此过程中，机体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发生异常，机体各系统器官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关系发生改变。这些改变都会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在患者身上呈现出来。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分析、判断，最后得出诊断。即使是在各种检测设备齐全的情况下，如果动辄就利用各种检测设备和手段，就会逐渐弱化或者说是退化了一个医生应该具备的基本临床技能，有时甚至会失去对病人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一年又一年，尽管所有的医学院校学生都要学习临床诊断学，也尽管所有的医生都在进行临床诊断，但是像郑伟如这样在临床诊断上通过“视、触、叩、听、嗅”就达到出神入化者，或称为神奇的医生、教授者，有多少？
仅凭书本知识及高科技的辅助检查设备，没有日积月累的经验和长期反复训练出来的基本功，练不成这样的诊治水平，成不了郑伟如！
开初，肾脏专科是和消化病专科在一起，几乎没有专门的分设，只是医生们的侧重而已。随着郑伟如从事中毒及肾脏病研究、治疗不断取得成功，影响彰显，1990年，重医附一院才正式成立肾脏内科，逐步发展壮大。
郑伟如长期从事医学教育及临床工作，除了参与编写了中国第一版《实用内科学》外，还编写了《实用临床手册》《症状鉴别诊断学》，主编及编写《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一氧化碳中毒》《职业病》《腹主动脉瘤》《砂肺的形成》《日本血吸虫病之临床观察》和《临床鉴别诊断学》等著作和《新医学文摘——内科分册》等刊物。
重症监护室里，郑伟如平静地躺着，脸上罩着呼吸机，手臂上扎着输液管……监视屏上呈现出心脏跳跃的曲线。
他的主治医生过来了，看着郑伟如的亲人——三个儿女及其家人，还有他和吴茂娥一直当女儿一样养的孙女郑延川和其丈夫，坦诚地说：“郑老先生的生命体征全靠呼吸机和药物支撑了。其实，这样活着已经没有一点儿生活质量了。”然后看着郑延川、陈庆伟夫妇，说：“你们都是医生，知道这个道理，可不可以不让郑老先生继续这么痛苦下去……”
郑延川一听，心一酸，一直忍住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知道，现在这个样子，监视屏上的曲线还在跳跃，意味着爷爷的生命体征还在，爷爷还在！如果放弃治疗，停止供氧、输液，那条曲线马上就会变成一条直线，意味着爷爷的生命体征即将不存在，自己就没有了爷爷！爷爷就成为过去、成为记忆……
“我……”郑延川泪眼婆娑，哭着嗓子，说，“爸爸、二爸……你们决定吧！”
说完，她站到了一边，过往的一幕幕在她眼前如幻灯片一样出现：
“一二三，三二一，马兰花开二十一……”医院狭小的地坝上，几个孩子在跳着橡皮筋。
郑伟如走过来了。一个小孩儿说：“郑延川，你爸爸回来了。”
郑延川看了一眼，是爷爷，她就要去打这个乱说的小孩儿。郑伟如叫住了她：“延川，人家小孩儿又搞不清楚。你回来！”
返回的郑延川看见爷爷走路不正常，心想，原来怎么没看到，是不是上班时摔倒了？于是问道：“爷爷，你脚怎么啦？”
“几十年前被日本飞机炸的。”说着，拉起右脚裤子，让孙女看当年钢针穿过的两个肉红色的疤痕。
郑延川是跟着爷爷婆婆长大的。郑守瑾1955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分派到陕西铜川工作。第二年和中国公安大学毕业的沈碧如结婚，婚后就有了身孕。转眼到了1957年，郑守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家煤矿改造。沈碧如计划好去上海郑伟如家生孩子。正准备上车，胎儿有了提前出来的预兆，立即去铜川医院生下了女儿，取名延川。然后，把孩子送到了爷爷家。
郑伟如的二儿子郑理谨所在的部队在青海玉树，妻子也在青海，和嫂嫂约好一同去上海生小孩。沈碧如爽约，弟媳一个人去上海生下一个儿子，比郑延川小9天。
郑伟如和吴茂娥到重庆后，也把这两个孙子带到了重庆，一同来的，还有患肝癌晚期的郑伟如的母亲。母亲到重庆不到三个月，一个人在家里无声无息地离世了。当时，保姆张乌梅带小孩儿打预防针去了，家里无人。郑伟如从医院回来，看见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躺在床上，已和自己阴阳两隔，痛不欲生。
“文革”中，郑伟如右眼被造反派打成玻璃体积血、眼底出血，右耳也被打聋。一天，他和其他的被批判的教授一起，正勾着头，听造反派唾沫飞溅地批斗他们。这时，有一个人在外边喊：“郑教授，有个病人要找你看病。”
他的左耳听见了，马上转身就走。造反派喊住他：“郑伟如，你不能走。批斗还没完。”
生命大于天呀。万一病人有个什么事儿，造反派也背不起，只好由他了。
一天，郑延川从长寿农村回家，没有家中的钥匙，就站在家门口等爷爷婆婆回来。等了很久，仍不见人。就去病房找爷爷。他正在和一个病人说话。那病人的钱被小偷偷了，结不了账，出不了院，回不了家。郑伟如听说后，从钱包里取出五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递给了他。
郑延川心里很不舒服，平时问爷爷要5元钱都很艰难，他居然一下子给了这个病人50元！
突然，那个人对着郑伟如跪了下去。郑伟如急忙把他拉起来，一边劝着一边拍着他的肩，说：“好啦、好啦！赶快去坐车，不然，就收班了。”
那人站起来，用手背揩了揩眼泪，连声说：“谢谢，谢谢郑医生！”然后大步跑开了。
1976年，学校要找老师带最后一期工农兵学员到合川实习。形势变了，一些老师都不愿下去了，找各种理由推辞。当时，郑伟如已经65岁了。有关部门找到他，他没有提半点儿条件，毫不推辞就接受了。半年后，和他一道去的另两个老师回来了。学校一时找不到其他人去合川，于是又找到郑伟如，希望他再留半年。他又同意了。
吴茂娥知道后，很生气：“你又不是年轻人，中年人也不是了。让你留下来，至少要提要求呀！”
“我提什么要求？那里也需要老师呀。”郑伟如摊开手，说，“一个不去，两个不去，谁去带那些学生？”
郑延川在重庆医学院即将毕业，她希望爷爷去求人，留到重医附一院：“这样也好照顾你们。”
“延川，还是听从学校分配吧。”郑伟如说，“我和你奶奶都不好为这个事儿去求人。”
研究生彭献代看见七十多岁的郑老师腿不好，走路不方便，买了一根拐杖，给他送去。郑伟如拿着用了一下，很满意，然后说：“你再给我买一根。”
1980年代，国外医学科学发展很快，但国内获取的资讯很少，临床医生外语水平不高，即使有外文的书籍杂志，也很难读懂。郑伟如英语很好，还自学了日语、德语、法语和俄语。当时，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组织了以重医附一院为首的专家、教授把国外医学刊物的先进理论、技术、方法翻译成中文，印成卡片似的读物，供全市各级医院临床医生阅读，以便及时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提高医疗水平，对治疗病人起到了很大作用。
郑伟如承担了重任，他是《国外医学·内科学》分册的主编，牵头组织了全市的有关专家、教授翻译国外的医学文献。随着岁月的增加，加之“文革”时的受伤，郑伟如的眼、耳、腿都不方便了。只要郑延川有空，就要陪他到位于一号桥附近的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查阅资料，有时还去位于高滩岩的第三军医大学。这还不够，他还要遥控在南京，同样是医生的儿子郑守谨，叫他查有关资料，翻译了寄回来……
在郑伟如家长大的郑延川，和陈庆伟结婚后，仍与郑伟如夫妇生活在一起，转眼就是20多年。虽然他给人的印象是刻板，不善交际，但棋琴书画、吹笛子、拉二胡，兴趣爱好广泛。郑延川小时候，郑伟如还在当时住的平房外面的土地上种水果树、种花，让郑延川很是喜欢。郑延川生下女儿郑敏明后，郑伟如还养鸽子，生的鸽蛋给曾外孙女吃。
在给学生上课时，郑伟如锻炼得炉火纯青，双手在黑板上同时描画人体解剖图……
那天晚上，家里客厅的电视机正在播关于海运交通的新闻。坐在沙发上的郑伟如突然问：“延川，你说，如果我当年继续学航运专业，现在会怎样？”
“爷爷，那是名牌大学，专业又吃香。现在嘛，你要么是一个大船长，要么是个造船专家。”
“嘿嘿，”郑伟如笑出了声；“你真会开玩笑！不过呀，都不如爷爷当医生好。”
“你想嘛，发展经济当然很对，不过，没有了人，或者人少了，这经济怎么发展？就是发展起来了，没有人……”他突然打住，转个话题，“你知道欧洲的黑死病吗？”
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夺走了欧洲30%至60%的人口。在1346年至1353年短短几年间，因黑死病而死亡的人就多达数百万。郑延川点了点头。
“所以，医生重要！我一生救治了多少病人？靠我们的研究又阻止了多少侵害人的疾病？要是当年医疗卫生有现在这样好，远的不说，你的那些长辈，就不会早早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郑伟如陷入了沉思，然后喃喃地说，“我的选择是对的，我一辈子当医生，值！”
郑伟如每天读书到深夜，为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反复考证，力求做到不出丝毫谬误。他对郑延川说：“你做医生了，千万记住，医学比不得其他，一丝一毫的差错、谬误，都会牵涉到人的生命。”
严谨的学风、刻苦的钻研、普救众生的信念，成就了郑伟如。
早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他，198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行动不方便了，每次都催郑延川给他代交党费。稍迟一点交，就会生气：“交了没有？不要拖。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
“姐姐，爸爸他们叫你去签字。”郑延川的弟弟郑延海走过来说。
“延海，那就你去签吧，你知道，姐姐更下不了决心。”郑延川流着泪，展开痛苦得发抖的双手，对弟弟说，“算姐姐求你了，也代表他们……”
郑延海去了。郑延川闭上了双眼，任泪水四溢。恍惚中，她看见爷爷微笑着慢慢离开了重症监护室，从自己对面的大窗户里走了出去，像天使一般飞到了天空，飞进了蓝天，大声地说着：“我的选择是对的，我一辈子当医生，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