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力量
——记重医附一院首任院长左景鉴教授
发布时间：2024.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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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率 ，顺不从； 身不先 ，则不信。
——《宋史 ·宋庠传附宋祁》
1939年，桂林。
医疗队的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灯光昏黄。刚贴上去的用红纸剪成的双喜背面的糨糊还未干，渗出的水浸湿了正面，显出斑驳的湿点，使原本的一片红色显得色彩不一。
主持人面对会议室里不多的人，高兴地说：“我们的一对医疗战士，在抗日救亡中相识，在千里转战 、抢救伤病员中相知，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相处，他们相爱了。今天，就要在战火中结为伉俪。他俩就是我们的医疗队队长左景鉴先生和医护队队长龚之楠小姐。”
在这个抗战“烽火连三月”的暂时平静日子里， 队员们给快到 30 岁的左队长和 24 岁的龚队长举行了简朴而短促的婚礼，他们新房内床和床头柜都是用装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木箱做成的。
左景鉴是左宗棠的曾孙，生于 1909 年。他的父亲一辈有四弟兄 。老大早逝，老二就是左景鉴的父亲。左景鉴三岁时，生母过世，父亲续弦，共有六个 兄弟姐妹。左景鉴十多岁时，父亲也去世，和大哥从小就如同手足。
先祖左宗棠战功赫赫， 勤政为民。他教育子侄“读书做人，先要立志 ”，“义与天下同安危 ”，“为我国家扶厄运 ”，要“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左公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左家后人。左景鉴和大哥上了三年私塾， 14 岁入近代教育家胡元倓先生创办的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堂学习。当时，黄兴、宋教仁等在学堂附近集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 ”。进步的思想影响了学校的老师，左景鉴的班主任查夷平经常以新思想教育学生，启发、鼓励他们去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疾苦。左景鉴和一些同学到宁乡、湘乡了解了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心里顿生要改造社会的思想。湖南当局知道学生去了农村，担心他们引导农民造反，许克强于是派军人去抓。学校知道后， 由校长出面让左景鉴转到教会办的雅礼中学继续学习。在雅礼左景鉴和同学们又参加了反对教会学校的活动，雅礼中学被停办，左景鉴又回明德学堂，直至毕业。
中学毕业了， 干什么？时局如此混乱，胸中的一腔热血怎么喷发？从军、投身政治……改变国家，很是艰难。
时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疫病流行。在长沙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 的上海人颜福庆，具有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爱国心，决心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他于1927年回上海，同年10月国立上海医学院正式开学，颜福庆任第一任院长 。左景鉴在明德中学校长的推荐下，考进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医本科，立志从医。他想凭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好好地服务百姓。他的大哥则选择了西去伦敦，进剑桥大学学化学。
颜福庆按照协和医学院的办学方式，要求学生先到金陵大学上三年医学先修科（预科）。 左景鉴于 1932 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医学先修科， 同年再回医学院本部学习五年，于1937年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 。在金陵大学时，一件事深深地影响了左景鉴。上检验课的教授是个美国人，学术造诣很高，颇有声望。南京海关查获一批粉剂，怀疑有问题，请他检验。他检验出系毒品，黑帮头子派人找到他，要他在报告上不要写毒品。教授不从，被黑帮打死。左景鉴私下对同学们说，他是我们的楷模！ 外国人为了中国都能以死捍卫正义，何况你我同胞呢？
在上海学习期间，家里带信来让他回去继承老家湘阴的田产。他死活不回去：“我不要，你们自行处理。”
不要田产，意味着没有了生活来源，日常费用只有靠在上海的家境殷实的姑妈接济。家里留给他作为学费之用的一个皮箱，里面是左宗棠的两件狐皮官袍，还有一些印章和家书，可惜这些物品于“文化大革命”时都被毁掉了。
1937年，左景鉴从医学院毕业后不久，正踌躇满志要去医院工作、当一个好医生时，侵华日军挑起“八一三 ”淞沪会战 。颜福庆院长带领师生们同仇敌忾，积极参加前线救护伤员和战地医院工作。左景鉴和同学们赶到南京，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抗日救护大队， 当时国共合作，救护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左景鉴被任命为第 38 医疗队队长，和他要好的同学吴之理分到了新四军（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空军卫生部部长）。
抢救伤病员的集结号吹响， 同样召唤着龚之楠。她是苏州人，父亲是中学老师。在苏州学习后，龚之楠考进了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妇产科医院，俗称红房子医院）办的协和高级护校。她和左景鉴一样， 刚走出校门，就来到了南京抗日救护大队，任医护队的队长。
带着自己的医疗队刚到部队，一个参谋就来叫他：“左队长，你到后勤部来一趟。”
左景鉴去了。一个当官儿的指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说：“左队长， 这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医护队队长龚之楠小姐。”然后对龚之楠说：“这是第 38 医疗队队长左景鉴。”
看着这个有一张漂亮笑脸的女孩儿，左景鉴有些迷离、惶惑：怎么把中学生都弄到战火中来了？能上前线和血与火打交道？不禁脱口而出：“龚小姐，你是哪个中学的？”
“我是西门妇孺医院附属协和高级护校毕业的。”龚之楠看着左景鉴有点不信任自己的眼色，说 ：“左队长，请多多指教。”
一口吴越软语，敲得左景鉴的心房砰砰跳。协和高级护校，这是一个训练有素、几乎全是英语教学的教会学校！ 自己可是低看了这个看似娇滴滴的美人儿。赶快挽回刚才的失礼：“龚队长，我知道你们学校，严师出高徒！”
“请问左队长，你是哪个医院？”“我是国立上海医学院 … …”
还没有说完，龚之楠就打断了他的话头：“啊！ 我们老师不知道说过你们学校多少次。说颜院长了不起，你们学校了不起。今后，你要多多指教 … …”
“好啦，你们交谈的日子长着哩。”那个官儿说，“赶快准备， 明天就要出发了。”
就这样，他俩在戎马倥偬中相识了， 然后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战火中抢救、护理伤病员。很多时候， 连简易手术台还没有搭好，就要手术；有些时候，医疗队人手不够，伤病员多得来不及抢救处理，有的伤骨都生蛆了。龚之楠的医护队更忙——医疗队送过去的，还有一些轻伤的、生病的都压在了医护队。两个队协调配合，挽救了一个个即将被死神带走的生命。
有时，日军飞机飞很低寻找轰炸目标 。警报一响，大家就立即趴下 。左景鉴却是仰面朝天，看着飞机丢炸弹 。龚之楠问他：“你怎么不趴下？”
“这是掩耳盗铃呀！ 你趴下，炸弹就不炸你了，我就要仰面看它丢。”左景鉴捏着拳头说，“死也要死个明白。”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奔波在南京、南昌、安福、祁阳、曲江……的各个战场，在极度紧张的医疗救护中 ，在两个队融洽的协调配合中，两个队长的心慢慢靠近，心心相印了。婚礼快结束时，在附近一个杂志社借的留声机发出了雄壮而铿锵的歌声：“……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 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一对新人，在队员们的簇拥下走出了会议室。
此时，天已晚，南国的天空，繁星满天，月光如水，漓江如带，七星岩直插云端。
这是195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 左景鉴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 说：“焕琛，你考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爸爸妈妈祝贺你！你在学校要好好学习。焕琮、焕瑶和你妈妈将要去重庆，和我在一起。”
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三个孩子顿时蒙了。
为改变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国务院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内迁到三线。1955年4月中央卫生部指示上医及附属医院部分人员搬迁到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左景鉴等人为首批筹建人员，1956年3月义无反顾告别亲人奔赴重庆，积极投入筹建工作。这次，左景鉴代表正在建设的重庆医学院，专程回到上海祝贺上医成立30周年。一有闲暇，他就和龚之楠商量举家搬迁重庆之事。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左景鉴带着第38医疗队就在重庆工作过。
他和龚之楠结婚的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救护工作。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国军的节节败退，他俩带的医疗队、医护队又转战到了灵川、龙川、贵阳……一直退到了重庆。此时，龚之楠已身怀六甲，1940年，大女儿左焕琛出生了。两后年，左景鉴通过飞虎队的朋友安排，带着妻子女儿，坐飞机绕道香港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国红十字医院——华山医院当住院大夫。
此时的重庆，凡医疗队长，几乎都得到了晋升，他认识的几个队长都荣升为少将。他却在华山医院兢兢业业地工作，用英文写病历，最多时管过80个病人；生活艰苦，得了肺结核，但又不敢说出来，天天下午发烧仍坚持上班。当时没住处，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就借住在姑母家的亭子间。龚之楠又有了身孕，老二焕琮在华山医院出生后，她就当上了家庭主妇。焕琮由于营养不良，抵抗力差，拉肚子差点死去，急得龚之楠欲哭无泪。左景鉴四处托朋友，最后找到认识的一位美国医生，要了当时十分紧俏的青霉素针剂，阻住了焕琮去阴间的路。
抗战胜利后，上海医学院发展很快，左景鉴凭着自己的实力，很快升任主治医生，院长沈克非让左景鉴负责肛肠外科，既当医生又做行政工作。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的妖言惑众，许多人不了解共产党和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一些同事去了美国。此时，左景鉴已担任副院长兼中华医学会上海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朋友希望他去美国并已给他联系了工作、安排了医生职位：“你是最后一个名额了，赶快走啊。”
左景鉴拒绝了：“谢谢你们。我这里还有许多医护人员、许多工作。”
“你留下来，前途未卜哟。”
“我相信共产党需要医生，新中国需要医生！”
上海获得了新生，上海医学院获得了新生，左景鉴以巨大的热情、更多的时间投入了工作，救治送来的解放军伤病员和人民群众。一天，突然电话通知他去某部队医院。一位首长身患重病，医院治不了，请他会诊治疗。左景鉴检查发现，系阑尾炎穿孔引起腹膜炎，再不及时治疗，会死于中毒性休克，他决定马上手术。
手术很成功，但他不能离开，天天守候着病人，以防术后有并发症出现。
龚之楠和三个孩子（1947年，有了焕瑶），天天见不到左景鉴，心里那个急呀！东问西找，没有结果。龚之楠只好打电话找黄家驷院长。黄家驷说：“他有重要任务。你放心，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尽管有这句话垫底，但没有见到人，龚之楠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左景鉴在医院病房守了一周，病人完全康复了。临走，那人问：“医生，听你口音，是湖南人吧？”
“对。”左景鉴点点头，回答。
“我也是湖南人呀，湖南攸县。我是谭震林……”
“医生，你可以走了。”秘书恰好进来了，打断了谈话，“首长，你要少说话。”
“说话又怎么啦？我病早好了！”谭震林笑哼哼地说。
左景鉴走出了病房，心里咯噔一响：天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和自己早前打过交道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师团长比起来，平易近人多了，就如一个邻家大哥！
左景鉴的医术在华东军区产生了大的影响。沈克非院长邀请左景鉴编写《克氏外科学》 肛肠外科的章节。后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发行了。根据需要，1952年10月上海医学院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两个附属医院也归上医领导，并做了分工调整，华山医院负责内科，中山医院负责外科。黄家驷出任上医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左景鉴任中山医院副院长。
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了。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由黄家驷任总队长，率320人赴东北治疗志愿军伤员。左景鉴义无反顾地积极报名，被编入第三批医疗队，在驻丹东的志愿军总医院工作。在战地被简单包扎的伤员源源不断地送到总医院，血液成为抢救生命的第一需要。早些年在战地医疗队，左景鉴目睹了许多原本可以抢救回来的伤员，由于条件的限制、血液供应不及时，最后死在手术台上，或者手术后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能不能建一个血液储备库，就像家里的暖水瓶，把需要的血液存储起来？他和肖星甫医生等人经过反复试验，研制发明了手提式血液保养箱，不仅为前线及时抢救志愿军伤员作出了贡献，也为以后国内各地医院创建血库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我国医疗血液中心的建设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他们还乘势努力，在丹东志愿军总医院筹建了中心血库，在发动无偿献血、制定献血员健康标准和血液质量标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并载入了中国建立血库的史册。
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支援重庆创办重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根据中央和上海市的安排，成立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支援重庆医学院师资配备委员会，左景鉴任副主任。左景鉴和黄家驷一道，很快来到重庆考察，选择建院地址，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还抽出时间与他们见面，说：“你们来支援重庆，非常好。我早年在上海干了十来年，那里的教育、卫生条件都比重庆好。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争取尽快把学院建起来。”
从繁华的大上海，去支援三线的重庆，对于习惯生活在大都市上海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严峻考验。1957年4月，左景鉴就带着首批上医的医护人员，义无返顾地来到重庆。当时建院的地方还是一片稻田和荒地，他们先住在中山二路的儿童医院。虽然已是春暖花开，但重庆仍然春寒料峭。顶着多变的气候，左景鉴成天跑来跑去四处奔波，从勘测地形到请设计院人员到工地询问了解情况，从审查图纸到开工建设，还要考虑资金的筹集使用，用优惠价格购买好的仪器设备；还要关注设在儿童医院的几个科室诊治病人的情况，外科有大的手术，还得亲自主刀。左景鉴还想着做好医院各项制度建设，如查房制度、病房管理制度，以及财务制度等，一项也不能遗漏……同事们都说：“左院长，我们未来医院的一砖一瓦，每件事都倾注了你的深情。”
日子就像脚下的两江水，在忙碌中流得很快。转眼就是秋天，作为新生的重医的代表，左景鉴回到母校，趁机商量举家搬迁重庆事宜。左景鉴只身在重庆，成天忙工作，生活无人照料，作为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却呆在上海，龚之楠觉得有愧丈夫。她对大女儿说：“焕琛，你上大学了，独立了。爸妈都放心了。只是焕琮、焕瑶，还在上学……”她看着左景鉴，没有把话说完，见他没有吭声，继续说：“现在已开学了。他俩一个中学，一个小学，转学到重庆，到哪里上？还有，我们一家子过去，住哪里？”
03
三个第一
“爸爸，不是说你们去支援几年就要回上海吗？”上中学的左焕琮问。
“谁给你说的？不是支援，是去工作，去了就不能回来！”龚之楠看着儿子说。
左景鉴沉默了，好一阵，才说：“拖儿带女，确实也具体。这样好不好，等到焕琮、焕瑶中学和小学，告一段落，再去重庆。那时住处也有了，附近有个育才中学，据说还是当年陶行知办的。”
左景鉴和妻子决定把当时在上海居住的4楼、5楼的189m2 复式大型住房退给上海市政府机关管理局。看着这豪华、温暖、舒适的家即将不再，左焕琛心里有些难受，试探着说：“爸爸，焕琮和你去重庆，妈妈和妹妹就留在上海吧。这样我也有个家。”
左景鉴坚决地回答：“妈妈和弟妹必须搬去重庆，我是带队的，必须带好这个头！”
第二天，左景鉴离开妻儿，坐上了返回重庆的轮船。从此在上海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左景鉴一家于1959年举家搬迁到重庆，大女儿住进了大学集体宿舍。在上海没有留下一寸住房和一丝一毫的财产。
这一年，左景鉴47岁，事业有成，风华正茂，决心到西部这块处女地来展现自己的才华，为重庆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左院长，你帮我个忙。”韩文妙悄悄走进手术室旁边的火房，对正在忙的左景鉴说。
“韩医生，千万不要这样喊。”左景鉴转过身，对韩文妙摆摆手，“我早已不是院长了。”
“文革”开始后，左景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取消了院长资格，下放在手术室当工人，冬天由他来起火烧炭炉，给手术室供暖。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他兢兢业业地干得很好。一个工人很同情他：“老左，你何必天天这样？早点晚点有啥子关系嘛。”
“关系大着哩。你不了解，那手术室是给病人开刀的地方。天冷，吃饭筷子都拿不稳，你说，医生冷得拿不稳手术刀怎么办？即使拿稳了，因为冷，手打抖，开错了怎么办？那病人也冷得发抖，又在接受开刀，万一出大问题，怎么办？……”
左景鉴接连几个怎么办，把好心的工人问得不知如何是好，“嗯”了一阵，才找到一句话：“啊，照你这样说，烧个炭炉也非常重要，不比医生差啊？”
“那是当然。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医院就是一个联动机，少哪一环都不行，都会给病人带来损害。”
韩文妙之所以找左景鉴，是遇到了她参加工作20年来的第一件大事，心里没底儿，才悄悄来找平时就和她没大没小的左景鉴院长的。
她是1956年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山医院的，不久，就和上医的其他医护人员来到了重庆，在儿童医院开设了外科。他们5个人成为外科的组成人员，左景鉴既是筹建医院的头儿也是外科的头儿。小手术三个住院医生互相帮助做，大手术或疑难的病人就要左景鉴来处理。遇到最头痛的就是胆道、胆囊方面的患者特别多，几乎三天两头都有患者上门。在上海，胆道蛔虫病很少见，一年半载来一个，还感到惊奇。可是，在重庆却司空见惯。有些胆道蛔虫患者同时又有胆道泥沙样结石，需多次开刀。
患者龚XX，胆道手术之后一周，引流瓶内有很多血，又不是胆汁。那时候影像技术很差，也没有介入，只有通过手术解决。多次手术，先是结扎左肝动脉，后是结扎右肝动脉，仍未止住血。韩文妙他们紧张了，找到左景鉴。他与林春业经过会诊、研究，冒着很大风险，做了左肝叶切除，最终患者痊愈了。
左景鉴他们没有来以前，重庆的胆囊炎患者如果服药不能解决问题，手术后只能做胆囊造瘘。这是一种较简单的急救手术，目的在于引流胆汁、降低胆压、消除胆道炎症，对耐受力极差而又必须及时引流解除梗阻的胆囊炎或胆石病的重危病人，能挽救生命，改善全身及局部情况，为再次手术打下基础。造瘘的后果就是患者痊愈后要不断地换药瓶，带来了生活上的许多麻烦。
这种病例很多，做胆囊造瘘不是解决患者问题的根本办法。左景鉴从重庆地域环境、人们的工作生活方便出发，经过反复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和调研，决定对严重的胆囊炎患者施行切除手术，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的后顾之忧以及生活上的不方便。很快，来了一例重症患者，经过通盘考虑，左景鉴决定施行切除术，得到患者和家属的支持后，详细做了手术方案以及预案，顺利实施了重庆市第一例胆囊切除术，收效很好，为这个区域的胆囊炎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开创性的经验。
又一次，来了个急腹症病人，入院后未能确诊，考虑为急性阑尾炎。王洪林等人拿不定主意，就去请左景鉴来查房会诊。他急冲冲地来到病房，左看右看，没见着病人。王洪林四处找，也没有看见病人。大家正在紧张，病人出现了。王洪林问：“你到哪去啦？”
“我去吃面了。”病人说，“肚子饿了，咕咕叫得难受。”
“吃了多少？”左景鉴问。
“一大碗。”病人伸出双手比了一个大圆，说。
左景鉴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他吃这么多。不用再查房会诊了，不是阑尾炎。”
病房的医护人员都觉得奇怪，吃得多和阑尾炎有什么关系？一双双眼睛罩着左景鉴。左景鉴没吭声，王洪林说：“左院长，你给我们普及一下嘛。”
“急性阑尾炎必定会伴有消化道症状 （比如：恶心、呕吐、纳差等），他——”左景鉴扭头看了一眼那个病人，说，“刚才还能吃一大碗面条，说明他没有消化道症状。这就可以排除阑尾炎的可能。”
左景鉴重视症状体征，观察细致，根据一些细微的病史和症状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一丰富的临床经验一直深深铭记在王洪林他们心里，以他作为提高自己诊治水平的榜样。
有一个患者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老师，胃大部切除术后，患胃空肠吻合口内疝，十二指肠降段及空肠上段全部坏死，处理非常棘手，其他医生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得去请左景鉴，他了解病情后，说：“总不能把坏死的肠子留在里面。坏死的组织必须切除。”
“可是，这个病人……”马绍华大胆地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左景鉴打断了他的话，“后来出现的问题，以后再说。当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清除坏死的所有组织。”
按照左景鉴的要求，立即手术切除了病人的坏死肠段，两个断端分别牵出腹壁造瘘。早期病人十二指肠造瘘口每天引流出三四千毫升消化液，左景鉴创新性地采取收集消化液重新从空肠造瘘口灌入的做法，三四个月之后再次手术行十二指肠降段与空肠的吻合术。这在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挽救了这个老师的生命。三个月后，马绍华和另外一个医生给这个老师做了修复手术……
又一个病情危重的患者住进了医院。他是重钢的一个工人。经会诊后，确定是晚期肝癌。怎么办？药物治疗也不能扭转，有案可查的晚期肝癌生存期不到一年。看见工人那渴望活下去的神情，想到他背后的家庭，一张张焦急的面孔就在左景鉴眼前晃动。
经过再三考虑，又征求他的亲属意见后，左景鉴大胆决定给这个患者实施肝切除手术。
切除肝癌患者的病肝，这可是一个大手术，也是重庆市医疗史上不曾出现的。大家都为左景鉴捏着一把汗：你是一院之长，要是搞砸了，不光是重医附一院的名声，你左景鉴几十年的从医英名，上海四把刀之一的英名就毁于一旦。
龚之楠也为丈夫担心：“景鉴，这个风险太大哟，万一……”
“我就不要让这个万一出现。”左景鉴信心满满地说，“我做了全盘考虑和充分准备，胜算在我手！患者、患者家属给了我百分百的信任。”
由于左景鉴精湛的技术和医护人员的完美配合，这个患者的肝左叶被切除。手术后，患者不仅活过了一年，而且超过了五年，令人大吃一惊。最后，这个工人健康生活了长达十年，成为重庆市这阶段肝癌手术后生存期最长的人之一。
如今，左景鉴被打倒了。令人遗憾的是，疾病并不因为一个个诊疗高手被打倒而销声匿迹。一个病人来了，经过检查、诊断、会诊，确定应对其施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以挽救生命。主刀的任务就落到了韩文妙肩上。
她从未做过这样的大手术。参加工作以来，就和左景鉴院长一道共事，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十多年来，这样的大手术都是左景鉴或者林春业等人做的，自己想做也没有这个能力，担心出问题。如今，革命潮流把她推到了最前面，重庆市从未施行过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突然从天而降。
韩文妙心里明白：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一种复杂且创伤很大的腹部手术，切除范围包括部分胰腺、邻近的十二指肠、胆管下端、部分胃及空肠上端，并且需作胆总管、胰管、胃与空肠的吻合……这个手术，推是推不掉了。她心里掠过一丝寒意。突然，她想到了左景鉴，虽然被打倒了，但他还在外科，还在手术室当工人。只要他在，自己就踏实，到时真的有个闪失，他会立即支招的。于是，就来求他了。
04
言传身教
左景鉴看着面色有些焦急的韩文妙，问：“文妙，帮什么忙？”
“明天有台大手术，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啊，你做？”
“嗯。”韩文妙低声说，明显底气不足。
“行呀，你肯定做得好。”左景鉴挺认真地说，“祝贺你，终于可以做大手术了。成长快！”
“左院长，你讽刺我。”韩文妙坦诚地说，“我知道我没有底气，所以，我专门来请你。明天，我做手术时，你就站在手术室，不要离开，直到我做完。行吗？”
“你准备得怎样？”
“我都准备好了。完全是按照这些年来你言传身教带我们那样准备的，还反复在头脑里演示了好几遍，可还是心虚。”
“那就好！”左景鉴看着韩文妙，鼓励道，“文妙，要相信自己！医院的重担该你们来承担了。”
“可是，你一定要在手术室，千万不要离开啊！”
“一定。”左景鉴点了点头。
韩文妙像放下了千钧重担，欢快地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有左景鉴在旁边的无形支持，韩文妙成功地实施了重庆市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左院长，病人有特殊情况向您汇报。”马绍华看见走进病房的左景鉴，几步走过去，着急地说。
左景鉴看了他一眼，说：“马医生，不着急，慢慢说。有什么特殊情况？”
外科病房收治了一个肠扭转肠坏死病人，马绍华为其做了肠系膜上静脉与门静脉搭桥手术。没想到的是，患者在手术后出现了并发症，肚皮一天天地大起来了。以为是腹水，施行了穿刺。腹水穿刺有乳糜样液体，诊断乳糜漏。原来以为是做过的常规手术，如今不常规了。
左景鉴没有立即表态，拿过病历，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又去观察了患者，沉思良久，才说：“这属于疑难病例，有些棘手。”
“下一步怎么处理？”
“我也没有遇到过。”左景鉴看着马绍华，实打实地说，“不过，我相信，世界上总会有人解决这个问题的。马医生，多读书，查资料，一定能找到。”
马绍华从中文找到英文的相关书籍资料，终于在北美外科杂志找到了相似的病例3例，从中发现有收集乳糜液回输的方法，于是去给左景鉴汇报。
左景鉴看见马绍华来了，首先问：“找到了？”
“左院长，找到相似的三例。”马绍华高兴地说，“他们介绍，可将收集的乳糜液又输回去。”
“你看，多查资料是不是大有好处？”
“对头。我就收集起来输回去了哟。”
左景鉴摆了摆左手，说：“不忙。你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脓细胞、红细胞、细菌？不能简单地回输，资料介绍是这样的，但一些必要的细枝末节，人家不会说得这样详细。”
马绍华照此办理了，汇报了结果。左景鉴仍不放心：“你们先做细菌检查，做兔子耳缘静脉输入实验，注意观察。”
马绍华又把兔子实验结果报告了左景鉴：“左院长，没有问题。”
“那就好！”左景鉴对马绍华说，“那么，你先少注射一点，三五毫升。一步步来。”
以后逐步注射，没发现问题。从少量多次回输，到每天抽腹水回输，一周之后腹水减少了。这期间，还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原来隔天抽一次，抽出多的就放在冰箱里。结果发现这样不行，不能放冰箱，抽出来就要输进去。
病人慢慢治愈了。
嗣后，左景鉴对马绍华谈起这个病例时说：“没有亲自诊治过的病患，虽然人家做过，有资料介绍，但我们拿过来，一定要一个流程一个流程地做，千万急不得，更不能压缩、减少某一些或某一个环节。这是和病人打交道，生命安全大于天！”
马绍华心里一热，说：“左院长，我记住了。”
他当然记住了。在左景鉴指导下诊治的这个病例不但成为重医附一院创造的一个经典案例，而且这次经历使马绍华随时回味、咀嚼，对他以后的从医从教大有裨益。
到重庆后，条件艰苦，和上海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左景鉴为了让上海来的医生们逐步习惯，以免落差太大，影响工作。一天忙完后，左景鉴邀请韩文妙他们去逛解放碑：“逛了后，我们去喝咖啡。”
韩文妙一听，吃惊地问：“重庆还有咖啡店？”
“你呀，以为只有上海才有？”左景鉴笑着说，“陪都的时候就有了，叫‘心心咖啡店’。不仅卖咖啡，还有牛奶、红茶、可可之类，加上各式各样的西式点心，一开张生意就好得很。”
“我以为重庆人只喝茶、饮酒呢。孤陋寡闻了。”韩文妙快人快语，“左院长，你请我们呀？”
“当然是我请。”
在咖啡店，大家找回了上海十里洋场的感觉；到达后的紧张忙碌、住处之简陋带来的落差也顿然消失了。临离开，左景鉴对写满了笑容的一张张脸说：
“重庆是比上海差，但重庆有很多风景名胜是上海永远不会有的。由于地域环境、饮食习惯的原因，同样的病例，可能和我们在上海诊治过的不尽相同。工作时，千万不能照搬，要认真诊治每一个病患，积累经验。下周末，我们再去南温泉，怎么样？那里是蒋介石等许多国民党的大人物都去过的哟！”
“好、好！我们紧跟左院长。”
“我的原则是休息时尽情玩儿，工作时努力干。”左景鉴扭头对韩文妙说，“文妙，你会打桥牌吗？不会，我教你。”
“听说你是高手，今天起就拜你为师哈。嗯，左院长，我们才从学校出来，实践少。如今，真刀实枪面对病人，每次心里都发憷。特别是一些典型病例，你给我们做一次示范，我们就学到不少，进步也快。今后你给我们多做示范嘛。”
“文妙，我的示范只是我个人的，不是经典。”左景鉴严肃地说，“你们年轻人，要多看经典的医学书，那是无数大师们的经验积累。掌握了这些，在工作中逐步熟能生巧，运用自如，就像庖丁解牛那样。”然后，他笑着说，“若干年后，你韩文妙就是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一把刀，甚至是重庆市医学界的一把刀！”
左景鉴这不是娱乐后的即兴话语，有时，碰见韩文妙，寒暄后，他都不忘问一句：“文妙，你看了书没？”
韩文妙不敢懈怠，业余时间都沉浸在医学书籍里。
当然，以后左景鉴给韩文妙等一个一个来外科的年轻医生做了好多次示范手术，如胃大部切除术，第一例胆囊切除术……使这些年轻人受益匪浅。
左景鉴尽管退休多年，身患疾病 （由于患膀胱癌行了 （改道） 人工膀胱造瘘，还患有心脏病），生活不方便，且进入耄耋之年，但心仍在他亲手建设发展起来的医院，担心经过“文革”折腾十年的年轻医生们的业务长进不快，担心病人的身体健康，仍坚持在肝胆外科查房，讨论疑难病案，指导年轻医生。一次查房，他拿过一个病人的病历，仔细看了后，问：“刘启富，我头次给你分析了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那个病呀？”
刘启富点头回答：“对头。”
他在临床诊断时，手去摸病人的腹部包块的大小，一一分析，并叫医生在病史记录上记录下来。有一次，病房收治了一个肝脏病人，他让马绍华等几个年轻医生分别去摸患者的肝脏。有的说肝脏大，有的说肝脏不大，他去摸了后，说；“都记下来，过几天手术后，再来验证。”
手术后，实际情况和左景鉴手诊出来的差不多。马绍华他们大为吃惊，看看自己的手，看看左院长的手，没有多大差别呀，怎么他的就这样神奇呢？
“左院长，你这手，就和《十万个为什么》里面说的那些透视机一样。”
“只要上心，日积月累，你们的手也会这样的。”左景鉴晃了晃右手，然后自言自语，“我还真担心，今后《十万个为什么》中的那些机器造出来了，医生的手的功能会退化掉！”
年轻医生听说左院长要来查房，都特别紧张，有的还吓得发抖，头天晚上就开始背病历、化验单以及病人的检查结果都要背熟悉，担心左景鉴询问时，回答不上来。左景鉴定下的查房日子，雷都打不动。有时天气不好，电闪雷鸣，刮风下雨。到了查房的日子，刘启富他们就不想麻烦左院长了，但又担心他自己走出来，更麻烦。左景鉴八十多岁了，有病在身，行动很不方便，万一摔倒了怎么办？他们知道左景鉴的脾气，说一不二。只有去，当面给他说清楚，这种坏天气，就不去查房了，天气好了再去。他们打着雨伞，如约去左景鉴家，敲开房门，说：“左院长，今天天气不好，您还是不去了吧。
“天气不好，就没有病人吗？”左景鉴反问。
刘启富被呛住了，没有正面回答：“明天怎么样？”
“不行。”左景鉴坚持道，“你们都知道明日歌呀，‘日日待明日，万世成蹉跎。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做医生的，面对患者，更不能明日待明日！病魔无情，生命无价呀！”
左景鉴不只是培养年轻医生，更重要的还给他们压担子。郁解非1949年在上海医学院毕业，比左景鉴晚了12年，是左景鉴名符其实的学生。1954年，上海中华书局就出版了他和吴祖尧翻译的《临床外科理学诊断》，1958年，郁解非从上海医学院来到重庆，左景鉴对他说：“你来了，壮大我们外科的实力。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了医院的筹建和管理上，你给我分担一点儿，把外科抓起来。”
“左院长，左老师，我资历不够哟。”
左景鉴说：“你大胆干，不要怕。”
不久，左景鉴又找到郁解非，说：“郁医生，学校、医院要发展，我们要招研究生。你也来带研究生。”
郁解非一听，吃惊了：自己只是一个本科生，怎么带研究生？于是说：“左院长，这个，我没有能力。”
“我看你就有能力，能够带好。”说完，又补了一句，“你看，外科不是抓得很好嘛。”
郁解非硬着头皮带了研究生，效果不错，再后来，还给南充医学院带了研究生。左景鉴在医院研究工作时以郁解非的例子说道：“对年轻人，我们不但要言传身教，重视‘三基三严’，还要相信他们，给他们压担子，促使他们成长。这样，医院才有未来。”
有一天，马绍华去会诊了，中午还没有回家。五六岁的女儿就去找他，走到石梯坎处，左景鉴看见了，问：“你是哪家的小孩儿，还不回家吃饭？”
女孩儿看了看他，似熟非熟，低下头，没有理他。他走过去，和蔼地问：“我是医院的左爷爷，你父亲是哪个？”
“马绍华。”
“啊，他嗦？”左景鉴高兴地说，“我们一个科室的。你爸爸肯定在给病人开刀，回不来了，到我家去吃饭。然后，我打电话叫他来接你。”
左景鉴不仅带本院的年轻医师定期查房，作示范手术，还和林春业教授以及下级医生经常到院外的重庆市属医院去传授经验，并指导这些医院开展他们从来没有开展过的手术，如脾肾静脉吻合术、甲状腺癌根治术及严重烧伤的处理等。在指导手术、提高各级医院医疗水平的同时，也将这些医院发展成重医的临床教学基地。如原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后来就成为了重医附二院，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长寿县医院和永川地区医院等都相继成为重医的临床教学基地，使重医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医学中坚力量，更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
05
清白家风
左景鉴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热爱的医学事业，献给了无数个患者，献给了人民，言传身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医生。他对外科学的研究，尤其对腹部外科、肛直肠外科的研究造诣颇深；把握学科、专业发展趋势和方向，了解国内外的发展动向，他曾在国内著名刊物及欧洲医学期刊上发表大量专著，并参加我国外科学奠基人沈克非主编的《外科学》的编写。由于他在医学特别是外科学上的建树以及对医院的杰出管理，曾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历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员原副主席、主委、顾问，四川省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顾问。
“爸爸，你还好吗？”左焕琛风尘仆仆地回家见到坐在沙发上的左景鉴，急忙丢下行李，走过来拉着他的左手说。
左景鉴放下手中的书，脸上掠过一片笑意：“你回来啦，走累了没有？”
五年前，龚之楠撒手人寰，大女儿左焕琛在上海，儿子左焕琮在北京，天各一方，只有在重庆空压厂职工大学工作的小女儿左焕瑶，一直在家悉心照顾他。左焕琛虽身在上海，天天忙，稍有闲暇，心就飞到了父亲身边。这不，她抽空从上海赶回来了。
经过在基础医学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历练，她已成为上海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兼人体解剖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听到爸爸关切的问候，发自内心的笑容赶走了旅途的疲惫。她摇了摇左景鉴的左手，说：“爸爸，我不累，看见你，我就高兴了。感谢你当年对我的开导、培养。我已经一步步地按你的教导成长起来了。”
左景鉴秉承左家祖训，对子女要求很严。从小就要求孩子练习写毛笔字，一有空，他就手把手地教。练习时，要求孩子们大姆指和食指握笔，手指间拿个鸡蛋，捏稳毛笔，悬肘一笔一划地写。一不留神，他悄悄从后走过来，抓住孩子手上的笔头朝上一拉。如果孩子们捏不稳，笔就被拉走了，除了手上沾一些墨汁，还要挨父亲一顿批评：“看看，你没有照我说的掌握要领吧？”
然后，他坐到凳子上，来做示范：“你们来抽，抽得动吗？”
孩子们照做了。他又说：“学习知识，就要这样，掌握牢固。只要是你自己掌握的知识，谁也拿不走。”他反复对子女强调：“读书做人，先要立志”，一定要自强、自信、自立。
同时要求孩子们学习《增广贤文》《古文观止》《菜根谭》等，有的章节还要他们背诵：“不要只图看得快，囫囵吞枣。要向你们先祖说的那样：‘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学会，才有长进。”
学了一定的中文书籍后，他又要求孩子们学习西方名著，特别是杰克·伦敦、欧·亨利、狄更斯的作品。左焕琮一时不解，问道：“为什么要读他们的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好看吗？”
“读书，不要只追求好看，要读懂其中的精神。我说的那几个作家的一些作品，比如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就展示了人性的伟大和坚强，告诉读者生命是最宝贵的，要奋斗、坚强、执着，就像贝多芬说的那样，要掐住命运的咽喉，才能创造自己的一生。”
五年弹指一过，左焕琛在医学院毕业了，被分到了人体解剖教研组。几天工作下来，她心里好失落：刻苦学习这么多年，医生没有做成，却整天与尸体打交道，又脏又累。晚上，带着多年来对医生的憧憬，对目前工作的不愿、不理解，她给父亲写信，希望他利用在上海医学院的老关系，把自己调换到别的教研组或者临床医院。父亲回信耐心地教导她，不要被脏和累吓倒。这是医学基础的重要学科，万丈高楼从地起。要稳扎稳打，并抄下左宗棠“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的祖训激励她。
左焕琛深受教育，从此在人体解剖教研组一干就是30多年，没有挪动过。
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艰苦，副食蔬菜供应紧张。不少市民利用屋前房后的乱石地种植时令蔬菜，以解决身体的需要。下班空余时间，左景鉴就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去开荒挖地，让左焕琮挑粪浇水来种蔬菜。绿油油的蔬菜成长了，收获了，龚之楠或煮或炒，新鲜好吃。每每这时，左景鉴都要对孩子们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
1971年，左景鉴患了未分化型膀胱癌，作了全膀胱切除，加腹盆部淋巴结清扫术，同时作了直肠带膀胱和腹壁直肠造瘘手术。上海医科大学病理科教授告诉左焕琛：“你父亲的病已属晚期，腹腔和盆腔内淋巴结已有转移。”
按病理切片推断，左景鉴最多只能生存一年。手术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和困难。首先是直肠带膀胱术后，肛门括约肌无法将尿液留住，经常漏尿；其次是术后并发症，出现造瘘口旁疝，明显影响排便功能，造瘘口周围皮肤经常糜烂出血。他没有被吓倒，而是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试用各种办法来锻炼如何控制大小便，最后不但如愿走出家门，继续从事一生热爱的医学教育事业，还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甚至还去农村，参加开门办学，带教医学生。
1975年，左景鉴突发心脏病后壁心肌梗死，抢救回来后，只要能够行动，仍坚持到医院。1985年的一天，在医院外的公路上，又被一青年骑自行车撞倒了，造成多发性肋骨骨折和左前臂尺桡骨骨折，但他仍乐观地对龚之楠讲：“我手骨折了，脚还能走，你没去过我的湖南老家，我一定要带你去”。这一年是左宗棠逝世100周年，湖南省政协将左宗棠墓重新修缮，邀请后辈回去。当时王震将军也去了，还接见了左宗棠的后裔。左景鉴终于完成了带龚之楠回老家的心愿。1990年，对左景鉴来说，是雪上又加霜，相依为命的妻子龚之楠离开了人世，他的第3、4腰椎骨折，可能是癌症复发产生骨转移所致。但是，坚强的与命运抗争的执念，使他战胜病魔，没过多久，他又站起来了，而且还去北京观看了亚运会。他逢人就讲：“我多次去见马克思，但马克思不要我，我又回来了”。
岁月不饶人。生命的未来，恰如一天的黄昏。妻子走了，儿女不在身边，左景鉴孤单一人。有一次查房后，刘启富送他回去，走到门口，刚要返身离开，左景鉴喊住了他：“刘启富，不要走。进来，坐到起，摆龙门阵。”
“要得嘛。”刘启富走进他简朴的家。
房间里摆着一张大床，里面有一半搁满了书。左景鉴说，他躺在床上，无事、孤寂，就看书。书放在床上，拿取方便。他拿着才出版不久的 《左宗棠传》，说：“我是左宗棠第四代，他的曾孙。左将军左宗棠，你晓得不？”
“我现在晓得了，以前不晓得。”这本书出版了，说明左宗棠不是禁区了，但左院长与左宗棠的关系，他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
“那些年，不敢说呀！”左景鉴陷入了回忆，轻声说，“如果让造反派知道了，不得了！……”
当年老家留给左景鉴的那个箱子，从上海带过来后，就放在了家里隐秘之处。“文革”开始后，造反的学生敲锣打鼓到左景鉴家，要他交出“四旧”。这些祖先的东西，根本不敢说，更不敢交出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许谁也不知道，左景鉴与湖南的左宗棠有什么瓜葛。但社会上一浪高于一浪的批斗、抄家已经吓坏了龚之楠。趁家里人不在，她悄悄拉出箱子，将左家老家带来的左宗棠遗物都消毁了，其中有那厚厚的一摞左宗棠家书，然后把一个个印章也毁掉了。
这是保护自己不受冲击的最好办法。但原本珍贵的文物，却毁之于一旦。
又一个重庆的夏天来了，天天太阳烤着，没有云没有风，大地好像一个火炉，热气蒸腾。急诊科没有病人，张仪端抽空去看左景鉴。房间里没有空调，热哄哄的。左景鉴在家里呆着，脸上挂着汗水。张仪端心里好难受：一心为医院的左院长……她想到自己管的重症监护室里有空调，四张床，没有病人，干脆让他去那里。于是说：“左院长，你跟我走嘛。”
左景鉴懵里懵懂地跟着张仪端去了，在那里住了两天。这两天，没有病人入住，只有护士进进出出。他突然明白了：“张医生，我要回去。”
“左院长，你身体不好，就住在这里，反正空着。”
“张医生，这不行的！空不空是一回事儿，我不是病人，就不能住在这里。
这是个原则，我左景鉴不能因为老了就可以打破原则！”
他坚决离开，又回到孤寂、闷热的家里去了。如今，大女儿回来看他了，
真是包不住的喜色往外露。他凝视着左焕琛，良久，问道：“现在工作怎样？”
“爸爸，我就是要给你说，请你给我拿主意。”
“怎么？要换岗位？”
焕琛点点头：“组织上要我到卫生局工作，我又舍不得我的专业，很犹豫。”
“有什么好犹豫的？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就好好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吧。”左景鉴听后语重心长地说，“你先祖左宗棠为左氏家塾写过一联：‘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你认真照这话做，就行了。”
左焕琛双眼潮湿了，说：“爸爸，谢谢你！”看着父亲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突然想到衰老的父亲孤寂一人，心一酸，哽咽着说：“爸爸，你跟我回上海吧。”
“女儿呀，我很想回上海，但我哪里也不去了，这里、重医、重庆，就是我的家。”
左景鉴语重心长地说，“我带领上医的这一帮人过来，老的小的。你说，我怎么能走？我一走，他们走不走？医学院不就散了吗？你当了领导，就该理解、明白了……”
“嗯，”左焕琛用手背揩去眼角的泪水，说，“爸爸，我理解了……你是对的。你团结、凝聚了大家，齐心协力，才有了今天的重医。你们这些渝籍上海人，永远是我、焕琮、焕瑶的榜样！”
“重医就是我的家，我还要去查房，不放心呀。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重于泰山！你回上海，在新岗位上好好干！”左景鉴看着女儿说，“你告诉焕琮、焕瑶，各自好好干吧。特别是焕琮，他现在也是医院的领导了，要多注意团结大家、平易近人！”
1996年2月，左焕琛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琮也相继被选为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的代表，并上了主席台，当上了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附属玉泉医院院长。
1997年5月，左景鉴病危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子女叮嘱道：“我走后，丧事一切从简。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孝。把我的骨灰撒入长江，让它流到上海，归入大海吧。”
左景鉴一辈子在医疗战线辛勤耕耘，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六十年来，不知救治过多少患者、培养过多少医务人员，但却两袖清风，没有留下任何房产和多余的财物。
一代外科大师、医学教育专家左景鉴随风去了。
唯有他的医教风范、精神长留重医，长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