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脑壳”的神奇传说
——神经外科专家朱祯卿重医创业纪实
发布时间：2024.09.20
字号：
1963年初春的一天，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大楼，脑外科病区的值班电话一阵紧一阵地响起来。正在值班的脑外科医生陈复仁赶紧抓起电话，询问对方是哪位，有什么事。对方语气急迫地作了一通回答。陈复仁没听清，提高声音再问：“你说什么？能不能讲普通话？”对方说的重庆方言，陈复仁听起来有些吃力。对方改用了普通话，但首先给他的也是同样的问：“你说的是普通话吗？能不能说慢一点？我听着也很费劲啊！”
陈复仁是福建福州人，说话带有浓重的闽北口音。他立即把语速慢下来，尽量用标准一些的普通话与对方交流，好一会儿才把对方的意思弄清楚。原来，电话是第三人民医院打来的，他们接收了一个急诊病人，因颅内感染，可能需要手术，但医院没有能做开颅手术的医生，所以向重医附一院求助。“我们知道重医附一院做过许多开颅手术，特别是你们朱医生，是全国著名的脑外科专家，重庆市第一个做开颅手术的医生。哦，请问您就是朱医生吗？我们请求紧急会诊！”对方说得很急切，很诚恳。
“不，不，我不是朱医生，我姓陈，是他的学生。”陈复仁连忙解释，“我马上把你们的请求向朱教授汇报！”
第三人民医院要找的朱医生和陈复仁所说的朱教授，就是重医附一院脑外科主任朱祯卿。朱祯卿在电话里向第三人民医院询问了情况，立即决定赶去参加会诊，并带上了陈复仁做手术助手。
朱祯卿和陈复仁参加会诊，很快弄清了情况。病人名叫邱某某，是重庆仪表厂二车间的一名技术工人。她是归国华侨，1952年随父母从印度尼西亚回到国内，在重庆一中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仪表厂工作，因聪明好学，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邱某某因中耳炎感染化脓，病菌侵入大脑，导致颅内感染，送到第三人民医院时已经深度昏迷，亟需手术治疗。工友们都为她提着一颗心，觉得希望渺茫，市里侨务部门也很关心她的病情。
不过，工友们那颗提着的心很快就放下来了，朱医生为她做的开颅手术很成功。他手法细腻地清除了侵入脑部的病灶，有效地控制了颅内感染。病人很快转危为安，从昏迷状态清醒过来，出院后回到仪表厂继续工作，病情再没有复发。朱祯卿用“朱氏刀法”做开颅手术，硬是把鬼门关前的邱华侨抢救了回来，轰动了整个仪表厂。厂工会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敲锣打鼓送到重医附一院，向朱祯卿医生表达谢意。工会主席说：“朱医生，以后我们的工人再得了病，也来你们医院治疗，不会找不到您吧？”朱祯卿听了，爽朗地笑出声来，说：“不会找不到的，到了外科大楼，你只说找朱脑壳就行，人人都晓得。”
“朱脑壳”是重医附一院脑外科住院病人赠予朱祯卿医生的一个绰号。这个既有职业特征，又富有重庆味道的称呼，很长时间里差不多取代了他的本名。重庆市民由此也把“重庆开颅手术第一人”朱祯卿的医名传播开去。而陈复仁医生则为当初选择到脑外科深感庆幸。
其实陈复仁的感慨其来有自。早在重庆医学院建院之前，他就对朱祯卿教授的脑外科手术尊崇备至。1955年，陈复仁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其时朱祯卿已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总住院医生，他与史玉泉教授一道开创的上医神经外科医学，尤其是脑外科手术已经享誉全国。
03
无私奉献，桃李满西南
04
在动荡的岁月里
05
亚专业研究的睿智与远见
06
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医学专科
神经外科亦称脑外科，是针对患者脑神经疾病，包括脑、脊髓和周围神经的损伤、炎症、肿瘤、畸形和功能紊乱等进行的外科治疗。中国古代医学很早就有对人脑疾病治疗的记载，还留下扁鹊用石砭和银针治疗偏头痛、华佗用斧头做开颅手术医治脑伤的传说。而现代神经外科则是西方医学界创立的，美国医生柯兴被称为神经外科的鼻祖。近代“西学东渐”之后，神经外科才随现代外科医学逐渐为国人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自己的神经外科才真正建立起来。天津总医院和华山医院成为最早单独设立神经外科的两个医学机构。上医神经外科的创立者就是朱祯卿和史玉泉两位医生。
1938年9月，19岁的朱祯卿从上海沪江大学医预科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那时的协和医学院已经在西方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了。医学院的教授们大多是从美国著名医校直接聘请。在那里，他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第二年还因此获得一笔为数不菲的奖学金。好景不久，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位于北京的协和医院沦陷为日军的兵营，美国教授们被关进了集中营。朱祯卿离开北京，转到国立上海医学院继续学业。194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上医华山医院外科住院医生、总住院医师 （因为是淘汰制，每年只留一个）和主治医生，直到支内来到重庆医学院。
全英语的专业教学，锻炼了中国学生从大量医学原著汲取知识的能力，打下了扎实深厚的基础。以至多年以后，他以在重庆长期临床实践中得来的研究成果，站上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讲台，以流利的英语讲述神经外科的中国经验，备受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学子的欢迎和尊崇。此是后话。
上医神经外科创立之初，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时。解放前夕由上医公派去加拿大进修神经外科的医生再也没有回来。在上医领导特别是外科主任黄家驷教授支持下，朱祯卿1951年从抗美援朝回来后即与史玉泉合作，在华山医院开展开颅手术。神经内科的张沅昌教授协助做病灶定位。不久，这几个中国医生就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并取得良好的手术治疗效果。几年后，华山医院集中几个患脑血管瘤的病人做开颅手术，确定由应邀来访的几位苏联脑外科专家主刀。不料开颅后连续发生病人脑血管破裂而导致死亡。苏联专家无奈地停下来，把手术刀交给中国医生们，说：“你们是一流的助手，你们来止血，我们下去休息一会儿。”这一下去就没再返回来。
临危受命的朱祯卿接过手术刀，也接过了中国医生的崇高使命。他再次确定了病灶定位。看不清血管，朱祯卿凭手指的触感摸到病变的血管，小心地抠住肿瘤，再用止血夹把细小的血管封住，顺利完成了开颅手术，成功抢救了两个濒临死亡的重症病人。
这一幕被一个临时充当朱祯卿手术助手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华山医院侯补实习医生卞度宏全程目睹。虽然卞度宏后来并没有以脑外科为职业，而成了重医附一院一位妇产科教授，但当年目击中国早期脑手术的那一幕已经深深刻印在他脑海里，至今讲述起来仍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就是这样，上医的两个年轻的普外科医生用自己聪明的才智和灵巧的双手，在神内科同事们的协助下，胆大心细，开创了新中国自己的神经外科。
朱祯卿的第二次创业是在重庆，历程更加艰辛，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一个人在战斗”。
1955年，国家实行大学院系调整，决定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分出一半人力援建重庆医学院。各科骨干医生一部分留上海，一部分到重庆。一年以后，重庆医学院初步建成，百业待兴，各个医学门类还无法细分，只设了内科、外科、妇产科病房，包括神经科在内的其他专业只设门诊。各个专科都需要当家人，上医神经外科两个创始人，一个留在上海，一个支援重庆。
1958年12月，朱祯卿与史玉泉在上海港浦江码头握手相别，举家远行数千里来到重庆袁家岗。朱祯卿与傅雅谷、沈鼎烈、徐越、董为伟等医生组成了最初的重医神经科。而脑外科专业只有朱祯卿一个主治医生，另外有一个助手邹永清，邹永清刚从上医本科毕业不久。朱祯卿迫切需要得力的外科人才，哪怕只是个胆子大的助手。
其时整个重庆医学界都没有神经外科，没有人做过开颅手术。直到 1961年，重庆医学院自己培养的第一届本科学生毕业，朱祯卿的脑外科团队才建立起来。而在此之前，作为学院的老师，朱祯卿在为学生讲课时，也留意物色能做脑外科手术的学生，为脑外科以后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蒋万书和陈复仁均是朱桢卿亲自培养的得力助手。
1962年，重庆医学院第一医院专业细化，神经科分为神内科和脑外科，脑外科由朱祯卿教授担任主任。普外科也面临专业细化、人员调整。朱祯卿主任找到陈复仁，希望他能来脑外科做自己的助手。
“朱教授，我没有做过脑手术呢，能行吗？”陈复仁有些迟疑，胸外科主任也跟他说过，要他留下来。朱祯卿说：“没问题，我看过你为病人做开胸手术。那是一个重病患者，你为他做肺叶切除，难度很大。但你把手术做得很好，干净完整，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整台手术我都看完了。你转过来做脑手术也应该没有问题。这事我已经跟医院领导说过了，脑外科需要你。当然，我只是表达我的希望，是征求意见，主意由你自己拿。”
朱祯卿这话说得恳切，也很实在。很快，医院院长左景鉴也找到陈复仁征求意见。左景鉴语重心长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胸外科、脑外科都是重医的外科，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就看医生自己的选择。实事求是地讲，脑外科面临的挑战更大，手术风险也更大，但也更有发展前景。因为在我们国内，神经外科的历史并不长，在西南地区更是一切从零开始，这你是知道的。”
“不用再说了，左院长，我去脑外科。我知道脑外科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在外科领域属于尖端技术，要求很高，对任何医生都是个挑战。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朱祯卿教授在这里，能跟着朱教授做事，我心里很踏实。”陈复仁看着左景鉴，诚恳地说。
陈复仁很快就体会到了自己接受的那个“挑战”的份量，也感受到了朱祯卿肩上担子的沉重。
那时川东、川北大部分医院医生力量薄弱，医疗条件也差，整个重庆只有重医附一院设有脑外科专科。襄渝铁路建设期间，塌方、滑坡以及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坠落等造成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脑外伤、颅内损伤手术抢救时间紧迫。脑外科隔三岔五就会接到来自南充、达县、万县等地医院的会诊求助电话。“火光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每次接到任务，朱祯卿都会赶去救援，从死神手中把一个个垂危的生命抢救回来。陈复仁跟着朱祯卿教授一块去，朱祯卿就在现场向他传授做脑手术的要点：
“怎样打开颅骨才保险？我告诉你，先用电钻钻四个洞，再用医疗电锯锯开头骨。手法要准，要轻，要快，要果断，不能拖沓。时间是最宝贵的，颅骨打开后就要以秒来计算！”
“脑子里血管很多，打开后怎样止血？这时特别要细心，我做手术从来都不敢分神。先把头皮用夹子夹住，底下出血就用镊子烧住，烧周围一圈。
“看这个脑肿瘤，这是恶性肿瘤，切不干净的。有时候你看起来切干净了，其实早就深入到脑子里面了。良性肿瘤也难弄，都在脑子很深的地方。最要紧的是防止血管破裂出血，切记！”
这种外科手术现场课，陈复仁在学校里没有上过，做开胸手术时也没有感受过。现在由朱祯卿教授现场授课，印象格外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
20 世纪 60 年代，因经济平衡发展和战备的需要，国家实施“大三线”建设，将一批重要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华中地区一家内燃机厂整体搬迁到涪陵专区乌江边重建。那天碰上下雨，公路塌陷，运输机器的卡车翻下公路，一名工人脑外伤严重，形成严重颅内血肿。当地医院从来没碰到过这么严重的脑外伤，又没有开颅手术器械，于是打电话向重医附一院紧急求助。正在手术台上的朱祯卿无法分身，便派陈复仁去紧急会诊。陈复仁紧赶慢赶到了现场，却见当地医生已经开始抢救了。当地医生从伤员头部外伤位置和受损程度判断，如果不立即开颅清瘀止血，伤者会有死亡危险。没有开颅手术器械，就用木工凿子凿开了颅骨，陈复仁被那一幕惊得目瞪口呆，赶紧上前和当地医生一起做了血块清除和止血手术，抢救了一条生命。事后当地医院和工厂专程为重医附一院送来锦旗致谢。
陈复仁回到重庆向朱祯卿做了汇报。朱祯卿也很惊奇，连声说：“了不起，木工凿也成了手术刀，了不起！”之后，他又在脑外科病例分析会上对医生们说：“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危急时刻就是要想办法。总能找到办法的。当地医生的土法手术经验也值得总结。现代外科手术方法也是历代医生在各种土办法的基础上不断总结，逐渐形成的。我们的医疗实践也要认真总结，有所贡献。”
从1962年到1982年，陈复仁跟着朱祯卿教授做了20年脑外科医生，其间还做了十年脑外科副主任，直到1983年调去重医二院创建神经外科并任主任，把向老师学来的“朱氏刀法”带过去，进一步巩固了重医在神经外科领域全国领先的地位。
重医附一院脑外科独立建科，周边地区医院除了请求会诊外，也习惯把病人送来重医附一院，脑外科工作十分繁忙。朱祯卿带着医生们看门诊，做手术，参加紧急会诊，忙得团团转。然而仅靠重医的几个脑外科医生要解决大量的手术治疗，显然是不行的，即使医生们有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朱祯卿向上级提出建议，在重医附一院开办脑外科进修班，为兄弟医院的外科医生进行专业培训。学院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朱祯卿教授担任主讲教师。此举很快得到响应，重庆市和四川省内医院纷纷派出医生参加培训进修。其中不乏在省内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外科医生。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福田和泸州医学院外科主任王典齐来重庆完成进修后，回到所在医院着手创建了脑外科，也成为脑外科专家。20世纪70年代初，脑外科又分期举办了脑外科医生、护士培训班。川北南充、川中内江、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北碚人民医院、解放军324医院，以及云南、贵州的医生也分期分批参加培训。通过专业培养的医生后来都成为了当地脑外科学科带头人。重医脑外科在朱祯卿的带领下，发挥出辐射全川、影响西南的功能，受到全国医学界高度赞赏。
重医附一院脑外科享誉大西南，可朱祯卿心里却更多了紧迫感。他多次对医生们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必须建立起一支专业过硬、具有献身精神的医生队伍，特别是年轻医生要尽快成长起来。重庆医学院1964届毕业生唐文渊对朱祯卿教授这段话记忆尤深。
唐文渊是四川三台人，1959年考入重庆医学院医学系，1964年毕业留校分配到脑外科。唐文渊之所以选择脑外科，源于与朱祯卿老师的一次谈话。唐文渊在脑外科实习期间，踏实勤勉、虚心求学的态度引起了朱祯卿主任的注意。实习快结束时，朱祯卿找他单独谈话。唐文渊有些惶恐，不知老师要说些什么。他来自农村，父母都是种田人，能够供他上大学已属不易，对毕业后的专业选择本没有什么要求，能当个自食其力的医生，并回报父母和乡亲就知足了。其时普外科的带教老师也向他表示过欢迎。朱祯卿坦诚地对他说：“我干了一辈子脑外科，觉得这一行很值得干。你在科里实习也看到了，脑外科是跟人的大脑打交道，而这个狭小又封闭的空间，却是人的意识和一切行为的指挥中枢，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足。它很神秘，也很美，有无穷的探索乐趣。我非常热爱它，就跟爱我妻子林琦一样。我跟林琦说过，下辈子还要爱她。如果有下辈子，我真的还愿意当一个脑外科医生。”
朱祯卿的妻子林琦，也是唐文渊的老师，她是重医附一院一位受人尊敬的心内科专家。她不仅专业一流，而且为人善良诚恳。听到朱祯卿教授把脑外科与自己的妻子相提并论，唐文渊心里充满了感动。他立即答应留下来，要跟着朱祯卿教授继续学习，做一个像朱老师一样优秀的脑外科医生。
唐文渊在脑外科当了一名住院医生，当得名副其实。三台县属川中绵阳地区，距离重庆很远，那时回一趟家要坐很久的长途车，途中还要转几次车，花费也不少。唐文渊只在寒暑假回去为父母尽尽孝道，帮助弟弟妹妹搞好学业，其他时间都住在医院，真正把医院当成了家。唐文渊值班时发现，朱祯卿教授其实也跟自己一样，经常自愿加班。他每晚十点半一定会来查房，询问值班医生，了解病员的情况并亲自处理一些急难病情。很快他就明白了，其实老师的行为根本不是临时“加班”，而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唐文渊十分感动，老师才是真正地把脑外科当成了家，爱护倍至。
一天晚上十点刚过，唐文渊正在值班，一个刚动过手术的危重病人突发呼吸困难，病情严重。那时唐文渊还是低年资住院医生，处理的病例不多，遇到突发情况一时手足无措。正着急的时候，朱祯卿教授恰好比平时提前了半个小时来查房。唐文渊悬着的心一下放了下来，赶紧向老师报告情况。朱祯卿与他一道去病房查看病人，立即判断是脓痰滞留呼吸道造成了呼吸困难。他不再多问，让唐文渊与护士找来吸痰设备，亲自动手为病人吸痰、输氧。那时医院还没有吸痰器和氧气机，为病人输氧都采用人工方法，把一只篮球大小的胶皮球胆悬挂起来，双手反复用力捏，为病人输送氧气。朱祯卿和唐文渊轮换着捏皮球，一直不停地捏了两个小时，直到病人呼吸恢复正常才停下来。一向不怕吃苦的唐文渊也感到了累，但看到老师捏完皮球又在和蔼地询问和宽慰病人，心里不由升起深深的敬佩。事后朱祯卿对他说：“值班医生除了要观察病房情况，处理一般病情外，还要保持跟上级医生的联络畅通，有紧急病情才能得到及时处理。你要把所有医生，包括科主任的住家地址都记下来，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为确保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朱祯卿为脑外科拟定了医疗管理制度。术前讨论会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且受到医生们，特别是很多年轻医生的欢迎。因为朱祯卿教授主持的每一次讨论，都是一次精彩的授课。
朱祯卿要求，任何一个医生在手术之前，都必须拟定手术方案，在一定范围内展开讨论，找到最合理可靠的手术方法，研究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和处理办法，做到万无一失。那时脑部疾病检查、检验设备落后，严重病情的确诊和手术定位只能依靠医生的经验进行分析判断，以此确定手术方法。年轻医生经验不足，判断往往包含了很多假设和猜测，直到开颅之后才知道判断是不是正确。术前讨论会上，朱祯卿对每个医生的手术方案一一点评，用这样的方式传授学科知识和医疗技能。他还规定，每次讨论必须有相关结论作为术前小结，主任或副主任签字后才能进行手术。术后还要作总结，也由相关主治医生签字存档。术前讨论会让年轻医生们心里踏实，做起手术来信心倍增，其结果往往跟讨论时的预测相符。
而脑外科执行的周一例会制度，则是另一种气氛，医生们往往既期待又紧张。朱祯卿规定，所有医生必须在周一例会上汇报上周工作完成情况，同时报告本周工作计划和执行措施，由其上级主管医生检查核实，分析存在的问题。 有时候他也亲自检查每个医生的工作情况，包括一些特别的细节。
一次，朱祯卿要医生们都把手伸出来，让他看看是否洗干净了。一个高年资医生被检查到双手指甲缝里有黑点，朱祯卿拿起他的手仔细看了，问他是怎么回事。医生面带羞愧地说：“昨天在家里捏了煤球，没有洗干净，真是抱歉，我马上再去洗。”
朱祯卿摇摇头，又问他最近安排了手术任务没有。这位医生回答说下午就有一台手术要做。朱祯卿说：“那怎么行呢？这样的手还能拿手术刀吗？不行，你的手术另作安排。你先回去把指甲剪掉，把手彻底洗干净了再安排其他工作，绝对不能做手术。”又转向大家，说：“我知道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在家里做家务也很辛苦。我们的医生住房条件差，没有单独的厨房，做饭烧煤炭，煤渣还要节省下来捏成煤球再烧。去公共浴室洗澡也不太方便，要保持好的卫生习惯的确不容易。但我们是医生，面对的是手术病人，必须按手术医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从今天起，每周例会增加一条检查内容，大家互相看看手。凡是要做手术的医生，三天之内不能碰煤球，还要把指甲剪干净。这也作为一项工作制度，我带头执行，也请大家检查。”
重医附一院脑外科初创时的艰辛，朱祯卿与医生们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尽管他和妻子林琦作为著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居住条件比一般医生好些。他们一家住在名为“二十四家”的家属宿舍四楼，面对重医附一院东门，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长江和南岸的山峰。但没料到，这个家在“文革”中却成为重医附一院武斗的导火线。
1967年6月7日星期三从一个寻常的早晨开始。朱祯卿林琦夫妇早早地去医院上班了。因为“文革”停课，留在家里的孩子们无事可干，正和邻居小孩一起打牌玩。正当孩子们玩得高兴，突然，楼道响起一阵喧嚣声，“咚咚咚”地敲响了朱家的房门。
朱祯卿的老二朱伟曦走过去开了房门，只见父亲被一群头戴藤条工帽，手持棍棒、钢钎的医院造反派拥着走进来。孩子们都被赶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其中有些人，朱伟曦也认识。他偷偷听到父亲大声喝问这些人为什么要把他从手术室带回家来，他们想要干啥。造反派头领回答说，因为“二十四家”面对公路，四楼又是制高点，为防备对立派攻打学校和医院，决定征用他家房屋作为临时指挥部。“这是革命的需要，你们必须马上搬家！”
“不行，这是我的家，是医院分配给我们居住的，我们哪里也不去！”朱祯卿护住孩子们，与造反派抗争。朱伟曦也站出来，拽住头领的衣服角，喊了一声“叔叔”。头领一下怔住，拿着钢钎的造反派战士一时不知怎么办。室内空气一下凝结起来。
正在这时，脑外科的住院医生陈石金匆匆赶到朱家，看到室内多了一群武斗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怔怔地看着朱祯卿教授。
“怎么啦，你们把他弄到这里干什么？”陈石金责问造反派头头。这台手术，是昨天安排做的，由朱祯卿自己主刀，陈石金是手术助手。陈石金又说：“朱主任！我们把颅骨都打开了，发现情况严重，怕拿不下来，只好来请您去了。”
“病人情况究竟怎么样，你说清楚点！”朱祯卿听他这样说，迅速回到了脑外科负责人状态，焦急地问。
“病人在全身麻醉下，脑组织开始肿胀了。主任您赶快去看看吧，我们都怕出问题啊！”
“走，还说什么！”朱祯卿把陈石金推到门边，自己则转过身对孩子们说：“你们别怕，哪儿也不要去，等我回来！”又看那头领一眼，带着陈石金匆匆赶去了手术室。
一个拿钢钎的年轻人见朱祯卿走了，便问头领，这家还搬不搬？头领把牙 一咬，说：“怎么不搬，马上搬！只不过大家都小心点，不要把朱教授家的东西打烂了。”
造反派的人把朱家床铺拆卸下来，把被褥卷起塞到大筺子里，用绳子绕着碗柜捆一圈，连同柜子里的碗筷和剩菜一起抬到后面山坡上的托儿所，把正在玩耍的孩子赶开，东西就扔在那里。朱伟曦和妹妹一直跟着他们，在被迫接受的“新家”等着父母归来。
朱伟曦和妹妹还没走到到托儿所，忽然又听到一阵冲锋号响。只见十几个头戴藤帽，手拿锄把、钢钎的年轻学生出现了。这些人是附近河运校的中专生，与重医附一院的造反派对立，趁其不备前来偷袭，把那几个搬家的人按在地上一阵乱打。另几个搬家的人见势不对，赶紧扔了东西逃回“二十四家”，从四楼上把朱家的沙发、桌椅从阳台上推下来，试图砸那些围着楼的中专生。目睹了那一场发生在自己家里的混战，朱伟曦和妹妹眼睁睁看着一个好好的家，几个小时内就成了一片废墟。
原来的家被造反派占据后，朱祯卿一家在幼儿园临时安置。房屋窄小，孩子们又不能上学。几个小伙伴来约他们出去玩。孩子们看着父亲，朱祯卿摇摇头，对孩子们说：“从前我跟你们讲过《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一个人漂到荒岛上，什么希望也没有，但他坚持下来，最后自己造了一只小木船离开荒岛，终于得救了。你们现在不能上学，就自己学习，这就好比在一片荒坡上砍树造船。现在你们也可能会怀疑，造好了船有什么用呢？但是你们不能放弃，要相信总有一天会下大雨的。那时候，大水就可能把船冲到山下的河流中，驶向大海。如果你现在不造好船，以后雨下得再大，也到不了大海。”孩子们都很尊重父母。就是这样，三个孩子在动乱年月还坚持自学，没有把时光荒废掉。
朱祯卿对脑外科的年轻医生们同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医生应该坚持学习提高，既为病人服务，也要对自己负责。“文革”期间，除了因武斗升级，医护人员短时外出躲避外，朱祯卿一直在医院坚持工作。那时不少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送到重医附一院来抢救，朱祯卿不问伤者属于什么派，一样抢救治疗。
一天夜里，住院医生唐文渊正在值班，一队武斗人员送来一个重伤员。伤员是一家兵工厂的工人，被钢钎戳穿了头颅，还被补了一刀，脑髓流到了脸上，情况十分危重。唐文渊从来没见过这么危重的病人，赶紧请老师到急诊室来。朱祯卿来看了，二话不说，立即换上手术衣，亲自主刀抢救。唐文渊做手术助手，眼看着一个生命垂危的伤者，在老师那把神奇的手术刀下脱离了危险，由衷在发出感叹：“危急时刻，还是老师的朱氏刀法可以救命啊！”
那个时期，脑外科的医生们还跟着朱祯卿教授做了不少这样的手术。有时一台手术正在进行，医院外突然发生了枪战，子弹从手术室窗户射进来。朱祯卿与助手弯下腰躬着身子避开流弹，坚持做完手术，直到病人脱离了危险，才坐下来喘口气。
唐文渊至今记得朱祯卿老师说过的一段话：“当个医生说容易也容易，问题来了要走开，总可以找得到理由。说不容易那是真不容易，医生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多么艰难，都要凭良心做事，不放弃治病救人的责任，也不要放弃学习。我给你安排个任务吧，你把这几年的手术记录收集起来，把能够找到的医学论文和科技资料好好读一遍，做好笔记。等社会安定了，把它写成论文。这样时光就不会白白流逝。”
唐文渊把老师这话牢牢记在心里，并照着做了。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唐文渊就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脑室持续引流并发硬脑膜外血肿》，经朱祯卿教授指导修改后发表在1977年第3期《新医学·神经系统疾病副刊》上。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这是朱祯卿对医生们的要求，更是对自己的要求。脑外科很多医生都知道朱祯卿教授有个习惯，走到哪里都喜欢阅读专业文献，边读边做笔记，一本书看完，笔记也做好了。“文革”后期，各种运动仍在进行，朱祯卿教授似乎已不再受到影响。他抽时间到学校图书馆看书，去的时候还自己背一台英文打字机，读到一些重要资料就用打字机打下来，方便大家查看。他的这个习惯还是在国立上海医学院读书时养成的，几十年都没丢掉。那个年代，背着打字机的朱祯卿教授穿过校园小径走向图书馆，成为重医附一院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3年，年轻的外科医生郑履平受朱祯卿之邀，加入重医附一院脑外科，开始了一段新的学习和从医生涯。
郑履平前来脑外科之路颇不平坦。1964年，郑履平以第一名的成绩在重庆医学院毕业留校。而他与重医的渊源则更早，几乎与其年龄相当。郑履平的父亲郑兰华早年就是上海医学院的创院元老。1942年，上医从沦陷区内迁到重庆歌乐山，郑兰华成为首批来渝的建院负责人。抗战胜利后，上医回迁上海，郑履平的父亲却没有回沪，而是受聘为重庆大学理学院代理院长，之后又调到西南师范学院负责组建理化系，与吴宓等人一起成为西师最早的学术带头人，一家子便都成了重庆人。1959年，郑履平高中毕业，父亲嘱咐儿子第一志愿就填重庆医学院。他告诉郑履平，重医的老底子就是上医，历史渊源深厚，在全国也属一流的医科院校，去那里能学到真本领，只要自己努力上进，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
郑履平记住了父亲的话，学习工作的确努力了，但说到事业却迟迟未见成果。从1964年到1973年，他先后在重医基础部解剖教研室、四清运动社教工作组、江北县基层医院“种子下乡”医疗队、儿科医院、一院普外科等处工作，专业岗位很久定不下来。直到普外科调整，脑外科主任朱祯卿向他发出邀请，郑履平的职业道路才不再崎岖，真正“如履平川”了，从此成为一名脑外科专业医生，后来还担任了重医附一院院长。而那一切都根源于朱祯卿为脑外科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1976年，“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朱祯卿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外科学界的发展动向，提出了把脑外科专业细化，在医疗实践中提升专业理论研究水平的设想，这被学界称为脑外科“亚专业”研究。朱祯卿首先向医院建议，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手术显微镜，解决了脑外科手术的关键设备问题。接着在脑外科开展了脑动脉显微手术，创造了造影剂加X光片的神经介入动脉造影技术。在全国神经外科学界，重医附一院成为最早使用这两项技术的医院。
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朱祯卿把脑外科亚专业研究设想付诸实施，他把脑外科医生分成五个专业组，每组确定一名学术带头人，定位研究一个方向。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陈复仁、蒋万书、唐文渊、郑履平和杨维成为最初的亚专业研究组负责人，他们分别带领一个团队从事神经疾病研究、癫痫病研究、介入造影研究、垂体瘤治疗研究及小儿神经外科研究。就这样，各专一行，在西南以至全国引领了神经外科亚专业研究发展。
脑动脉瘤的治疗是神经外科的重点，该病也是巴蜀地区多发病种。朱祯卿带领全科人员一起攻关。重医附一院脑外科在全国最早开展神经介入动脉造影技术，解决脑动脉瘤手术定位问题。那时还没有CT技术和设备，做动脉瘤诊断和手术定位主要凭经验判断。朱祯卿指导医生们采用造影剂加X光片方法，相继解决了脑动脉造影、脊髓血管造影、海绵间窦造影等难题，实际上探索出了增强CT的前身技术。
垂体瘤治疗是朱祯卿教授的专长，数十年间积累了无数手术病例，也在全国神经外科学界树立了声誉。为深入研究垂体瘤的病理规律，寻找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他让郑履平医生主攻这个课题，并提出了结题要求。这让郑履平有些意外，他到脑外科的时间不长，对于承担这个课题心里没底。朱祯卿对他说：“垂体瘤治疗研究，国内最先搞这个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但那是北方经验，治疗对象以北方人群为主。而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我们应该探索一条自己的路子。实际上就全国而言，垂体瘤治疗的手术病例做得最多的还是重医附一院，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也为垂体瘤治疗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条件。这几年你在脑外科也接触了不少病例，我看你做手术时特别细心，也有很多心得。你大胆地干，没有攻不下来的难关。”
郑履平听了，心里涌出一股暖流，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来回报恩师。
在解剖学上，脑垂体位于人的头部中央，居于大脑中枢神经核心位置，是内分泌系统的控制阀。通俗地说，就是人的生命运动总指挥部的核心指挥室。在病理上，一旦脑垂体发生病变，如垂体瘤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进而影响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造成痴呆、癫痫、神经错乱等病症以至死亡。郑履平接受课题研究任务后，带领自己的专业组潜心研究，对每个病例的发病机理、治疗进程、手术效果、后续治疗都做详细记录与分析，对成功的病例和失败的病例进行对比分析，从中找出规律，总结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以后的数年间，郑履平专业组在朱祯卿教授的指导下，取得了数十例垂体腺瘤切除手术的成功记录，并创造了经口入路切除、经鼻中隔入路切除、经蝶窦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手术方法，使重医附一院在脑垂体外科诊断和治疗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颅内动脉瘤手术属于最尖端的外科技术领域，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成为神经外科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由颅内动脉局部臌大而形成的动脉瘤对健康危害极大，当它体积增大时就会挤压脑神经，造成睁眼不能、失明等神经症状，一旦破裂出血可导致病人偏瘫、昏迷甚至立即死亡。其手术目的，就是把脑内动脉瘤瘤颈夹闭或阻断其增大，防止再出血。要做到这点需要在术前和术中准确判断动脉瘤的位置、大小、指向及其与周围结构的关系。而颅内空间狭小、构造复杂，大小血管异常丰富，手术中既要根除病灶，又不能伤及正常血管、神经和延髓。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大出血，导致手术失败，危及患者生命。
毕业伊始就在脑外科工作的唐文渊，跟着朱祯卿教授做过很多脑手术，积累了丰富经验，朱祯卿让他承担了这个亚专业课题。唐文渊在朱祯卿的指导下，采用“阻断技术”治疗颅内动脉瘤，取得了成功。所谓“阻断技术”，就是在开颅后找到病变部位，把动脉血管壁上扩张的“囊泡”（通常很小） 剥离出来，用细小的钛合金夹，夹住瘤子与血管之间的系蒂，阻断瘤子的血液供给通道，使其失去营养而自然萎缩消失。那时钛合金血管夹国内无法生产，用银夹替代进口血管夹效果又不好，成了一个技术瓶颈。重医附一院在朱祯卿积极建议下，从国外进口了十个钛合金夹用于科研性治疗，但数量有限，用一个少一个。朱祯卿和唐文渊十分珍惜，每次手术前都作好充分准备，手术中更是十分小心，确保钛夹放置在颅内既起到治疗效果，又不产生副作用。唐文渊专业组的颅内动脉瘤阻断手术在西南地区最早实施成功，也使重医附一院脑外科的临床医疗水平站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此基础上，朱祯卿积极组织各个专业组进行理论研究，提高神经外科教学水平。在他的指导下，重医附一院脑外科在全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形成一个学术高峰。由朱祯卿教授领衔主研的“颅内动脉瘤外科治疗”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唐文渊教授领衔主研的“经股静脉插管腰段硬脊膜外静脉造影”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郑履平教授领衔主研的“海绵间窦造影、经碟显微手术的研究”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蒋万书教授领衔主研的“选择性杏仁核切除治疗颞癫痫”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脑外科的医生们为这样的成果欢欣鼓舞，更感念恩师的学术造诣和远见卓识。1994年，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为庆祝朱祯卿教授从医50周年、神经外科建科 35 周年，特别编印了一部论文集，收入了包括朱祯卿 20 篇主要论著在内的118篇论文。科内其他医生的98篇专业论文，很多也是经过朱祯卿指导、修改完成的。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煌煌大观的学术成果，正是朱祯卿教授带领医生们艰难跋涉，攀登医学科学高峰的真实写照。多年以后，医生们仍然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朱祯卿教授几十年的无私奉献，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不可能在20世纪下半叶站到全国学术前沿。
1994年春季的一天，成都双流机场，一位头发花白而精神矍铄的老者，从一架国际航班飞机上走下来。在机场出口，一个捧着鲜花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上前，把鲜花郑重地献给老者，亲切地叫了一声老师。“啊，唐文渊医生！你怎么来啦？”老者神情里充满意外，紧紧握住唐文渊的手，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唉，我们也有十年没见面了吧！”
“是啊，是啊。一别十年，大家都很想您，知道您要回来参加神经外科的纪念活动，都非常高兴。”唐文渊说罢，向老者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位老者就是朱祯卿。
“谢谢你，谢谢同事们。唉，你专程从重庆赶来成都，也太辛苦了啊！”朱祯卿眼眶湿润了，拉住唐文渊的手久久不放。唐文渊说：“您是我永远的老师，对我这辈子的道路选择都给予了帮助。我来接您，向您表达下感恩的心情还不应该吗？不仅我，科里所有的医生也跟我一样，他们都想见到您，希望能再听到您讲课呢。”
1983年10月，朱祯卿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因车祸意外，造成高位截瘫。已到退休年龄的朱祯卿教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倾尽毕生心血的岗位，与妻子林琦一道去美国照顾女儿。朱祯卿学生时代的朋友周念椿教授当时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院长兼神经外科主任。他曾经读过朱祯卿的中文论文《100例脑动脉瘤的直接手术》。当他听说在事业顶峰的朱医生为了女儿而去了休斯顿，无限婉惜。他很快给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神经外科主任Grossman教授打了电话，介绍了朱祯卿的情况。
贝勒医学院是美国的一流医学机构，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同时向全世界引进人才。而在此之前，却很少有中国医生来到这里，美国医生也不知道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状况，印象中是很落后的。看到朱祯卿教授翻译成英文的《100例脑动脉瘤的直接手术》，医学院院长非惊喜，特意安排他作一次学术讲演。朱祯卿用流利的英语进行演讲，介绍了神经外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特别是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亚专业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听讲的美国医生们既感到新颖，又有些惊奇，对中国的神经外科医学刮目相看。贝勒医学院立即聘请朱祯卿教授来院担任神经外科教授，主持癫痫病研究室工作，重点研究癫痫病灶的组织化学定位技术。
朱祯卿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工作，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同时把西方神经外科医学的最新进展介给中国同行。在此期间，朱祯卿一直关心着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的发展，时常通过越洋电话与医生们讨论手术问题，也把国外的医学动态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们。
那以后，不少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到贝勒医学院朱祯卿教授的研究室参观学习，一道工作，其中包括上海医学院华山医院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史玉泉教授。当年在上医，正是史玉泉与朱祯卿最早开创了“南派神经外科”，朱祯卿又将其在重庆发扬光大，形成“北有天坛，南有上医，西有重庆”的中国神经外科新格局。几十年间，两位老友一直联系不断，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中国神经外科医学的发展，两人尤其对神经外科的学术传承给予了高度关注。
1983年，全国神经外科专业学术会议在天津召开，中国神经外科学界代表性专家史玉泉、朱祯卿、薛庆澄、王忠诚、段国升等坐在主席台中间。会上，朱祯卿特意安排了唐文渊和郑履平发言，介绍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亚专业研究经验，会后又将两人引荐给史玉泉相识。史玉泉与他们热情交谈，又对朱祯卿感慨地说：“老伙计，你干得太好了！上医的神经外科在重庆有了这么好的传承人，我看着也高兴啊。”
朱祯卿教授退休后，蒋万书、唐文渊先后继任神经外科主任，陈复仁调去重医二院创建新的神经外科并任主任，郑履平担任了重医附一院院长。他们也跟恩师朱祯卿一样，在为病人治病疗伤的同时，着力培养年轻一代，带出了大批神经外科人才，还送了一批年轻医生出国留学。支兴刚、孙晓川、霍钢等人学成回国后也成为了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的骨干。
2011年，国家对全国重点临床专科进行资格评审，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顺利通过评审。北京来的评审专家组组长、全国著名外科专家鲍圣德教授在评审时特别强调指出：“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医学专科，从朱祯卿教授那里传承下来，几十年没有中断，这一点尤其值得充分肯定。”
人类社会自建立以来，各种知识技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医学事业尤其如此。中国的神经外科医学从创建到发展，再到新一代的传承，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是一个经典实例。而它的创立者朱祯卿教授为此作出的卓越贡献，也将为人们永远铭记。不仅医生们记得，很多与他有过医患之谊的病人也记得，因为他还有一个职业特征鲜明、重庆味道十足的绰号——“朱脑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