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尽心血为苍生
——记呼吸内科创始人王鸣岐教授
发布时间：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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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6岁末的一个上午，薄雾缭绕，天气清冷。声名遐迩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庭前院内人潮涌动，患者如织。我们循着一栋略显陈旧的宿舍 楼稍感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去觐见中国著名的呼吸内科医学专家、重医附一 院呼吸内科创始人、原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王鸣岐教授。之所以用觐见一词，那是因为刚刚阅读了鸣岐先生的简历，对其在呼吸疾病研究上的成就景仰不已； 更因为他已届96高龄，他既是我们年龄上的父辈，又是我们知之甚少的医学大家，无论学术或生命，都已经高踞于我等难以企及的峰峦之巅。
虽然已近百岁高龄，腿脚已不如当年矫健，耳朵也已重度听障，但是一谈起昔日往事，鸣岐先生顿时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1921年农历3月16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2岁即随父母迁居上海，后就读于宁波同乡会第十小学和澄衷中学。其父早年就读于赫赫有名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创办诊所，毕生致力于救死扶伤济世为民的医学事业。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更因为目睹当年上海滩绝大多数穷苦百姓有病没钱、求医无门，人民群众体质羸弱，被东西方列强耻笑为“东亚病夫”，他从小便立志要做父亲那样的人，别无旁骛，医学救国！
说到此，先生兴致甚高，提高嗓门说：“我12岁考入位于唐山路1927号的上海澄衷中学，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有一次老师问我长大做什么？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要学医，悬壶济世，救助4万万缺医少药的同胞，揭掉我们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他的回答赢得了全班同学的掌声，也得到了老师的赞许与鼓励。
王鸣岐没有食言。1939年夏高中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六年制本科，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医学事业。1939年的上海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包括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被占领，上海医学院只能搬到位于法租界的华山医院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本鬼子在校门口设了岗哨，规定学生进出必须鞠躬，血气方刚的王鸣岐和部分同学不愿向鬼子低头，发誓“宁可不上学，也不向日本兵鞠躬！” 因此只能暂时停学回家。
在上海、南京沦陷前夕，国内许多名校已搬迁到大后方西南地区，其中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辗转香港、越南、昆明，最后转移至陪都重庆，在歌乐山一个叫作龙洞湾的小山村驻扎下来。1942年春，在重庆歌乐山国立上海医学院的院长从大后方发出消息，欢迎滞留沦陷区的同学们前往重庆入学，共兴抗日救亡之大业。
得此消息，同学们兴奋不已，聚在一起商量怎样才能逃出日寇戒备森严的上海。此时平沪线、陇海线已被日军占领，从北线去渝已无可能，他们决定从南线走，走沪杭线再转浙赣线，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逃离上海。
那一天，王鸣岐和他的50多位同学抹黑了脸，手脚也涂了灰泥，穿上农民的衣裳，腰上拴一根绳子，肩上搭个口袋，装扮成去绍兴老家找粮食的饥民，闯过了日本人的重重关卡，穿过了诸多土匪横行、流氓结队的三不管地区，终于到达了国统区的浙江省金华市，找到了设在金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接待站。 接待站发给每位去渝的同学2000元路费，让他们结伴前往陪都入学。
此后的经历和所有流亡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无异，成群结队，互相帮衬，热情洋溢，势不可遏，当年成千上万的流亡学生就这样涌向抗日大后方，涌向陪都重庆。好在王鸣岐他们有一个强大的母校支持，沿途还有许多校友学长帮助，加之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路途虽然遥远坎坷，却挡不住他们抗日报国的激情。
02
出渝入渝，使命在身
“王老，这么远的路程，又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您一个上海的洋学生吃得下那样的苦吗？”我问。
“没有觉得苦啊，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那才是一种痛苦！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看着他们横行霸道杀戮中国人，心中常常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逃离上海，奔向自由，是求之不得的幸福的解脱。”
王老说，国立上海医学院当时是国内唯一中国人自己办的医学院，名气很大，沿途各省市州县诸如江西南昌、广西桂林、贵州贵阳等地几乎都有上医的学长，有的已经是地方医院的院长、主任，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怀着一腔热血，怀着抗日报国的决心踏上征途，翻山越岭、餐风露宿等等艰难困苦早已不在话下，顷刻间都化为乌有。他们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当地抗日政府、抗日团体的热烈欢迎，他们也常常组织抗日演讲，举行街头演出，控诉日寇汪伪在沦陷区的暴行；还利用所学知识，为沿途百姓诊治疾病。尤其是在当时南方抗战的中心城市桂林，他们只要别着一个自制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校牌，就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抗日剧场，免费欣赏当时流行的诸多抗日剧目，观看国内最著名艺术家的精湛演出。在贵州金城江，他们不期碰上了可怕的瘟疫，同学们并没有逃避推诿，而是主动积极地加入到当地医疗队伍中去，用他们所学知识给老百姓治病，为上医的校徽增添了光彩，也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交口称赞。
蒸汽火车、木炭汽车、小火轮、小木船，当年流行的交通工具他们几乎都坐过，最常用的就是两条不用买票的腿，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的山山水水就这样留在了他们的身后。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王鸣岐和他的同学们终于来到了大后方，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重庆，来到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歌乐山上的临时驻地——小山村龙洞湾。
为了让各位了解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前世今生，我们先来读读下面这些文字：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国立医学院，由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1932 年独立建校而成。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由国立中央大学 1927 年在上海创办，是中国国立大学所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初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2月改名为国立江苏大学医学院，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大陆解放后，于1952年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升格为大学，改成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复旦大学，保留上海医学院名称。
国立上海医学院旧址坐落于沪上医学院路138号，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于 1935—1936年建造，为著名医学家颜福庆等人创办的国立医学院主楼。现在为医学院院史展览馆。
真可谓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只可惜漏掉了在重庆的八年历史。
王鸣岐在这样的一流医学院里学习了六年，终以优异成绩在重庆毕业，而后去了远郊的璧山县、铜梁县等地医院就职，以实践他救死扶伤的少年梦想。他说，与他同年入学的100多个同学中，坚持下来拿到文凭的只有30来人，可见当时淘汰率之高，也可见上医对学生要求之精，考核之严。
王鸣岐毕业之年恰逢抗战胜利，国立上海医学院很快就搬回了上海。思念故乡，亲人召唤，王鸣岐也立即辞了工作随着返乡之潮回到了故土。因为英文打字熟练，被上医院长介绍到联合国上海救济总署医疗组工作，并获得了华山医院院长的信任，后来才正式就职于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历任肺科住院医师、助教、主治医生、讲师，及至1956年升任肺科副教授。
195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为了改变中西部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要求东部沿海城市采取分身法，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把医学院和医院搬到中西部去，以增强人民体质，建设伟大国家。作为新中国医学界首屈一指的上海医学院，人才济济，医术精湛，自然不能置身于度外。
消息传来，上医院内院外顿时炸开了锅，各种态度各种议论纷纷嚷嚷，每一个人都在思考都在猜度自己何去何从？笔者完全理解他们彼时彼刻的心态，上海毕竟是当时中国最繁华最先进的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要永远地向它告别，告别得来不易的安定生活，告别父母兄弟至爱亲朋，去到一个遥远荒僻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一级教授钱悳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华山医院院长，老专家不愧为精忠报国的典范与楷模，他受命组织一批精兵强将前往重庆，支援甫建不久的重庆医学院。卫生部要求去重医的必须是技术骨干、业务好手，上医组织了400多人的医疗及教学队伍。院里原定王鸣岐一人前往重庆，后来考虑到他夫人王文溪一个人留在上海带三个孩子也不容易，因此，决定让他们一同前往。
王鸣岐先生说：“钱院长谆谆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能忘记抗战时收留了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重庆人民，别忘了歌乐山龙洞湾的老百姓！从大处说，此去重庆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从小处讲是为了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在重庆求学三年，那里的村民对我们流亡学生可好了，待我们就像亲生儿女，现在他们缺医少药，我们应该去报恩！”
年过半百的钱悳院长在学院威信极高，可谓一言九鼎，因为他不仅仅业务能力超群，更是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表率。为了重医建设，他甚至捐出了全部家产 20 万元人民币。20 万元在当年可不是小数，应该不少于当今的 200 万元吧？他捐出的不仅仅是钱，是他对人民卫生事业的一片赤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王鸣岐的积极带动下，他所在科室的一批年轻人主动请缨支援重医，王福荣就是其中的一位。王福荣当时大学毕业不久，正在副教授王鸣岐指导下工作，他说王鸣岐老师年轻有为，治学严谨，经常指导他们做病例研究，帮他修改学术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心中的偶像。王老师带头去重医，我们能不去吗？上医历来有个好风气，那就是四海为家，为国献身，钱院长、王教授一带头，科里一批年轻人都报名了。
眼看行期将至，王鸣岐对他们说，你们过去立马就要上任，赶紧作好充分准备，一到重医立即开课，参加门诊。一行人于1958年8月16日到重庆，同年9月1日就正式开始了工作，一面上课教学，一面开始门诊，并开办了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20个肺科专科病床，为重医的教学医疗工作走上正轨出了大力。
王鸣岐的儿子王健、王冬每每听到父亲讲述这段历史，总要故意和父亲斗上几句嘴：“您老人家倒是听话了，进步了，可我们和妈妈吃老大的苦了。”刚到重庆时，重医附一院的外科大楼刚刚建好，家属区外还是一片农田。他干脆把孩子们借留在儿科医院的小茅屋里，托护士姐姐照看着，自己去忙着筹建科室、开门诊、筹办病房，将为病人服务作为最急迫的事来做。来重庆不到4个月，他就扔下3个幼小的孩子和没有安顿好的家庭，听从组织安排奔赴川东南最艰苦的酉阳县“上山下乡、除害灭病”，一去整整半年。 后来有了幼儿园，夫妻俩就把孩子送住幼儿园，全身心投入建院、门诊、教学工作，周末才去接孩子回来。王冬当时只有三岁半，进不了幼儿园，王鸣岐干脆把他年龄改成四岁，以“蒙混”过关。
王健是王鸣岐先生的长子，他继承父业如今栖居深圳，也已经是著名的医学专家，可是要他说说父亲的故事却颇感为难。“他太顾工作了，我们是聚少离多，难得见面，从小如此。”他说父亲对他来说形象高大威严，只觉得他有做不完的事，出不完的差，一回家就钻到自己的书房里写写划划，很少和他们交流。他和姐姐弟弟都是妈妈一手带大的。但是他们又常常为父亲事业有成、受人尊敬而倍感骄傲。后来才知道父亲来重庆牺牲了很多：优裕的工作条件，美好的生活环境，就连工资也调低了，上海是八类地区，重庆是三类。他们姐弟都曾为父亲遗憾，甚至觉得他太傻太痴。长大了才懂得，父亲是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牺牲，也作出了在上海做不了的成就和贡献。他说，父亲是有追求的人，舍小家而顾大家，孜孜矻矻，兢兢业业，终于也成了医学界的大家，成了我们人生的楷模和典范。
03
呕心沥血，肺科诞生
王鸣岐对此并不讳言。他说，那些年我的确愧对妻子儿女，心中只有公事没有私事，平日只有工作没有私人来往，也很少考虑家庭孩子的需求。那个时代绝大多同事都如此，以献身事业为己任、为光荣，没有考虑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空间。如今很多人也许不理解，兴许认为我们那一代人太痴太傻，但是没有我们这些埋头苦干傻干的知识分子，重医就不会有美好的今天。
有其父就有其子。王健理解了父亲，也就成就了自己，成就了三代医学世家的传奇。令人钦佩，令人仰慕。
站在今日的重医附一院门外左观右视，你只会看到繁华到极致的街景，车水马龙，光怪陆离，万头攒动，人流如织。你绝对难想象王鸣岐一众402人从十里洋场来到荒僻的大坪场镇的情景。大坪这个浮图关上的小镇，当年四周可都是荒山野地和乱坟岗子，重庆医学院以及它的附属医院，就建在大坪西南的一片荒野田地之中。
王鸣岐是现代医学的忠诚仆人，心中揣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他一门心思放在他的科学研究上，所谓生活条件——住房、待遇、饮食等等仿佛都不在其视野之内。作为国内著名的肺科专家、上海医学院的副教授、月薪168元的青年才俊，他却对土房茅屋司空见惯，不以为陋。最早的办公室是土屋，宿舍是土屋，孩子的幼儿园是土屋，他都不在乎，兴许因为有了歌乐山小山村龙洞湾的经历；唯有医院、诊室、实验室等等教医设施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就是这样一个淳朴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纯净的人。
他可以不争待遇和地位，但是却从不放弃他坚守的阵地。
建国初期，国内很多医院都没有建立独立的呼吸专业和设立呼吸内科，所有肺部疾病统统归到大内科进行诊治。可是大内科已经不能应付越来越严重的肺科疾病，尤其是肺结核的传染蔓延已成为国内重大疾患。重医成立之初，是否成立独立的呼吸内科曾有不同意见，王鸣岐常常为此和他们直面相争，但是效果甚微。后来他通过多方途径了解到，欧美国家医院都是有独立的呼吸系科专业的。可是当年在一切崇尚苏联的政治环境下，我国的医疗系统总体上是排斥欧美国家的医学思想与实践的，因为怕犯错误，医院专业设置不愿意也不可能采纳欧美国家的做法。
王鸣岐是聪明人，既然欧美无法效仿，就去找找苏联老大哥的资料，看他们是否设置了这一专业？通过多方途径他终于了解到列宁格勒医学院有呼吸专业。他说，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向相关领导提出要求：既然苏联老大哥都有，我们为何不可设立？而且，坚定、执着地为建立肺科上下奔走。
再文弱的人也有倔犟的一面，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效果。在得到了四川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和重医科研处处长的鼎力支持之后，重医肺科于1958年成立了，这是我国西部地区首先创建的呼吸内科专业。它的雏形非常柔弱稚嫩，开始仅有20张床位、5位医生和1名护士长，在一个由砖头临时砌起来的非常简陋的病房里开展工作。5位医生包括他和王宠林、王福荣、张治、蒋秀贞，护士长 为陈曼丽。当时内科毕业的医学院学生都希望去心内科，不愿意到肺科，人们片面地把呼吸病等同于结核病，认为那是“一人肺痨，全家遭殃，无法治疗”的疾病。如此，使得搞呼吸疾病研究诊治的医生灰头土脸，很不受重视。但正是由于王鸣岐的一直坚持和不懈努力，才使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呼吸专业得以保留和发展，成为国内首个呼吸内科专业，现在该学科已成了有影响、有实力、有建树、有成果、出人才的医学圣坛，为同行骄傲，世人瞩目。王鸣岐先生功不可没！
04
高原卧雪，二院创业
肺科初建，百事待兴。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囿于历史条件限制，国力羸弱，科技落后，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我们几乎得不到世界上最新的技术和设备，给教学和医疗带来了许多困难。五十年代肺结核流行，这可是从旧中国沿袭下来的被称为绝症的传染病，此病很难痊愈，开放期尤其贻害无穷。 要研究肺结核，可堂堂重庆医学院居然没有设备，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了一台35毫安的小型X光机，下班后打起电筒到鹅公岩一带去搞肺病普查，结果14%的受检人被检查出不正常。因没有这么多病床，就创立“地段自办疗养室”，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大部分病员都痊愈或减轻，并为地段培养了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严重的病人收治在重医肺科病房。这小小的X光机可不是白借的，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承担建设机床厂数千员工的年度体检。有了简陋的设备还不行，因为医院的患者较少也不具代表性，他就常常带着青年医生吴亚梅跑到人群聚集地，乃至跑到长江边上的鹅公岩，到处搜集地上的痰液，看见痰迹就像看见宝贝一样，趴在地上做成标本带回医院化验，以取得相关医学数据。
记得那天王老讲到这一段，与我同去的一位青年朋友连连摇头说“好恶心”。我也觉得很恶心，但是在献身医学的医务工作者眼中，那些可能含有宝贵数据的肮脏痰液恰恰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是制服病魔的不二真经。这一点，上了点年纪的都深有体会，旧社会，肺痨就等同于死亡，如同今日的癌症；正是有了王鸣岐、吴亚梅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白衣战士，疾病才得以控制，肺结核这种“一人肺痨，全家遭殃”“无法医治，只能等死”的谬传才得以匡正，从而树立了“预防为主、尽早诊断、早期治疗、预后良好”这一医学上的新观念。
王鸣岐不仅仅在医术上精益求精，更注意人的思想道德的培养修炼。肺科成立初期，大多数医学毕业生不愿意来这个略显寒酸、“人烟稀少”的小科室，科室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匮乏。自然，也吸纳了一些被大科室以种种理由拒之于门外的男女学生。他慧眼独具，来者不拒：“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和优点，要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加以培养，尽量去留住人，尽量去发现他的长处，其他科室不要的人，我们都要，就让他们到肺科来！
当时有一位品德欠好的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共事，但是王院长却坚持把他留了下来，苦口婆心，教他做人。业务上则亲自传帮带，悉心培养，终于使之政治思想业务能力大有长进，被同事和病员接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心血浇灌百花艳，王鸣岐的辛勤耕耘获得了丰收，重医附一院肺科面貌一新，人才辈出，培养了一批全国知名专家如吴亚梅、罗永艾等。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在鹅公岩寻觅痰迹的女弟子，也已经成长为呼吸内科主任。
王鸣岐一向认为自己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拥护者，无论何时何地。回顾一生，这位有52年党龄的老专家说，这是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指向重庆，就到重庆来了。”“西南地区缺医少药，需要沿海地区来支持，党要上海医学院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我二话没说就来到了重庆。”这是被问及为什么来重庆时，老人一再重复的两句话。但凡党叫做的事，必须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老人说，当年沿海地区按照中央要求搬进内地的同类学校可不少，很多因为条件太艰苦，师生吃不消，又回去了。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重医，还有新疆医学院和安徽医学院。在那个年代，党的指示是至高无上的，每每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句经典语录。王鸣岐等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的忠诚。
1959年冬，学院接上级通知，派人加入国家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的高山病研究小组。重医最先派另外两位同志参加研究小组，但一位推说有肝炎，另一位推说专业不太对口，最后由王鸣岐接受了这一艰苦的任务，进藏赶赴四川甘孜、西藏昌都，跟随进藏部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他二话没说，给科内同事简单交代了工作，于1960年春出发。研究组同行的有重庆医学院的申某某讲师和重医附一院检验科的黄尤奎技师等，以及四川医学院的8位同事。他们尾随进藏训练的新兵队伍行进。高原地区一年中有大约半年时间气温在零下20多度，在此条件下大多路程是骑马或步行，偶尔也乘坐帆布篷大卡车。
说起进藏，如今的年轻人两眼放光，那是多美的差事啊！高原雪山，白云蓝天，碧水圣湖，仙境一般的世界。可那是经济不发达的1960年啊，进藏的道路是一条简陋的泥石公路，也就是今日318线的前身。有一首歌叫《歌唱二郎山》，就写的是川藏公路艰险状况。
二呀那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
古树那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其实二郎山还不算最险，后面还有数不清的高山大壑激流险滩，更有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垭口雪原冰川。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他们，也不知天高地厚就这样上去了。棉衣皮靴雪镜是有的，吃的喝的也不成问题，可那是四五千米的高原，缺的是氧啊！年近不惑的王鸣岐居然和小青年一起熬过来了。
然而最危险的不是山路，是叛匪。那时西藏平叛结束不久，零星匪徒四处流窜作乱，时不时在山崖上放冷枪，有同事不幸中枪牺牲。各种耽搁使得行军太慢，一路上又少有兵站，他们就把军大衣铺在卡车上，大伙就在车上睡觉，挤成一堆，不分你我。王鸣岐副教授可是当年极为稀罕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也和小青年们挤在一起，不分彼此同甘共苦，让他们既惊讶又敬佩。车过炉霍，山口海拔超4000米，呼吸困难得让人受不了，高山反应强烈，那些新兵蛋子都熬不住，王鸣岐却从不喊累从不叫苦。到理塘时适逢大雪，雪到大腿深，汽车走不了，只好拉上板车走。饭煮不熟，天天吃夹生饭，啃冷馒头，馒头冻成了冰，咬不动，就放在汽车水箱上暖一暖。一直走到巴塘，地势稍缓，方才吃上了糌粑牛奶。行军途中，他们还要采样、化验，用一台手摇计算机计算，进行血气分析，为高山病的防治提供了最真实的科学依据。
就这样一路走到甘孜。到了甘孜才发现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了，遍街垃圾，粪尿横陈，疾病蔓延。王鸣岐立马决定就地进行医学研究和卫生教育，举办卫生讲座，培训当地卫生人员，以改变老百姓的卫生观念。黄尤奎说，王鸣岐教授无论事大事小，事必躬亲，哪怕练操洗衣扫街，也都亲力亲为，不要年轻人代劳。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发出差补贴，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按照月工资的30%计算，二是按日计算每人每天1元。王鸣岐拿的副教授工资，每月168元，30%就是50.4元，可是多数队员月工资仅30元上下，补贴就只有9块钱左右。王鸣岐主动提出，大家出来工作都很辛苦，补贴就一样吧，每人每天一块钱！
时下大家对于一块钱可能不屑一顾，可那时的一块钱可真是钱哪，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八九块钱罢了。我想，为什么黄尤奎几十年后对这件事依旧念念不忘，是因为他从中看见了王鸣岐的崇高人格和毫不利己的精神。也正是因为那一代人风清气正，才带出了重医这支思想过硬、医术精湛的优秀队伍。
川藏高原高山病研究收获颇丰，王鸣岐一行完成相关论文37篇，连同十多箱研究资料一并交给上级，为进藏人员的生命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又投入到教学、科研、门诊等实际工作中去。王鸣岐此时却不知晓，组织上又将委以重任，紧接着把另一副担子压到他的肩上。
原来，此时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抽调专家赴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王鸣岐为此数度赶赴格尔木等青藏高原腹地，跟随建筑部队进行艰苦的实地调研。当年的研究目标就是准备要在青藏高原缺氧区建设铁路，他们实地采集了大量数据，科学论证后提出，解决大规模人员缺氧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封闭式车厢供氧。这在当时绝对是超前性的研究建议。
令人欣慰的是，现今青藏铁路供氧正是采用了王鸣岐他们的建议与措施。2007年青藏铁路开通，笔者曾由西宁乘全封闭有氧列车造访拉萨，沿途经过了戈壁荒原雪山垭口，最高处海拔5072米，同往者都生龙活虎如履平地没有任何不适。想想如果没有王鸣岐一众探索者的研究成果，如何解决列车通过海拔5000多米缺氧与高寒地区这一世界难题？
前文已述，20世纪60年代大坪以西还是一大片农田和荒地，邻近也只有几个国防工厂，居民寥寥。重医附一院作为教学医院，远离主城，交通不便，病人稀少，不利于治病救人，也不利于学生的教学实践。1963年秋，王鸣岐刚刚带队去阿坝州巡回医疗回来，钱院长找他谈话了：“鸣岐呀，刚从藏区回来吧，辛苦了！本该让你好好休息几天的，可是这件事有点急，一直在我心头放不下，所以找你谈谈心。”钱悳先生笑容可掬，语调轻缓。
王鸣岐是聪明人，一听老院长口气，就知道有事情了，有新任务了。但他万万没想到，钱院长是让他去划归重医不久的重医附二院担任业务副院长。这重医附二院如今早已赫赫有名，跻身于国内最佳三甲医院行列。据2015年全国最佳医院排行榜，重医附二院专科名列 94 位，科研学术得分 63 位，乃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
可40多年前的重医附二院，位于渝中人口密集地段的临江门，是由1892年创建的民营宽仁医院为基础成立的，基础薄弱，设施简陋，解放后更名为川东医院，之前曾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 （即今第三军医大学） 实习医院。从当时的各方面考虑，川东医院的职工更愿意归属第七军医大学，但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省人大从全局出发，为使重医尽快成长发展，决定将川东医院划归重医，更名为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据说此前重医附一院向附二院先后派去8批医护工作人员，都被以各种理由赶回来或气回来了。一句话，人家不愿意，人家不欢迎。可是这所医院必须得接。于是，钱院长想到了王鸣岐。王鸣岐这个人温文尔雅，心态平和，和很多上海男人一样，见人未说话脸上就漾起了笑容，容易被人接受；又是上医过来的青年才俊，30来岁就做了副教授，业务上镇得住场子。你要去领导人家，业务上、管理上总得要有几刷子！
王鸣岐听钱院长讲完，立马站起来说：“院长，我听您的，我去！”
“小王啊，此去不能再反悔啊，一定要把附二院改变成为能够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医院，再回来见我哟！”钱院长语重心长，一直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
王鸣岐连声说道：“院长您放心，搞不好附二院我绝不回来见您！”
王鸣岐义无反顾去了重医附二院，一头扎在医疗和教学之中。奇怪了，这次王鸣岐一众人没有被赶走，还深深地扎下了根。王鸣岐有他的招数。初来乍到，你必须谦虚谨慎，广交朋友；你必须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你必须放下架子，平等待人。如此等等。王鸣岐有过硬的医术，有丰富的经验，还有在上海华山医院、重医附一院总结实践出来的现代医院的管理套路，附二院的同仁不得不服。王鸣岐说，我是来干事的，又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发展医院壮大医院的，他们为啥要赶我走？不会的。很快，他就和老员工们打成一片，如鱼得水。经过数年努力，重医附二院在很多方面都转入正轨，还破天荒地施行24小时全天候接诊看病，成为渝中半岛最有名的医院之一。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渝中解放碑一带成为派性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武斗突起，硝烟弥漫，重医附二院所在的临江门，常常受到从嘉陵江对岸某兵工厂打来的炮火袭扰，百米之外的大街上也常常杀声震天。形势紧张，物资供应也成了问题，上医过来的在重医附二院的人中的绝大多数，纷纷带着老婆孩子从水路、陆路回了上海，只留下8个人一起维持医疗工作，原本熙熙攘攘的医院顷刻间冷寂如旷野。上海的老父亲获知重庆情况，一连打了几个电话叫他带着妻子儿女返回相对安全的上海。这期间市区的医院全都关门了，只有附二院还开着，有一天一个病人被板车拉到医院，检查后诊断为阑尾穿孔，病人说医院都关门了，找了3天才找到这里。王鸣岐立即叫上外科主任郁解非和麻醉科的一位年轻医生，自己作为手术助手，3人一同完成了手术。面对这种情况，王鸣岐说，重医附二院再关门病人就没有地方看病了。他一咬牙把老婆儿女送上火车，送去上海，自己单身一人留了下来。
王鸣岐面子大，胆子也大，居然找到武斗双方的造反派头头，与他们谈妥：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允许医院开展医疗活动，以救治病人。在此期间两派必须停止武装冲突。于是王鸣岐每天上午带着15个重医附二院医务人员，在马路边上坚持对外门诊，维持基本的手术和治疗，在非常时期维护了群众的生命与健康。他说，我不会离开医院，也不会介入派性争斗，无论是哪派的伤病员都一视同仁，尽力救治。医院的老工人胥汉卿被他的精神感动，组织了70多位职工协助他，为急需救治的老百姓看病发药，一直坚持到数月后军代表接管医院停止武斗。
05
老骥伏枥，嘉木长青
从1963年始，王鸣岐在重医附二院工作了整整11年。1974年，年逾五旬的他奉命离开了已经颇具规模的重医附二院，回到重医附一院任副院长和肺科教授，依旧干他的老本行，主持医疗一系教学科研工作。
此后的王鸣岐可以说一路顺风顺水。1977年升为肺科教授，1980年至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1979年至1991年王鸣岐兼任重医附一院呼吸病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 年 7 月，年届古稀，作为正教授的他本应退休，可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技不可缺，时任重庆医科大学校长的周雅德先生特别报请教育部批准，挽留他一直工作到76岁方才正式退休。也是在1991年，王鸣岐与上医肺科两位教授崔祥瑸、萨藤三共同编写出版了《实用肺脏病学》，洋洋95万字，印刷4次共24000册，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国内医学院校必备的经典教材。
王鸣岐所担任的学术任职不胜枚举。1979年以来，他担任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系病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诸多职务，历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系病分会常务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四川省卫生厅科学技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医学会理事、常务理事，重庆市医学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防痨协会重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重庆市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华结核和呼吸》 杂志编委、常务编委、副总编辑、顾问，《四川医学》副主编，《国外医学呼吸分册》特邀编辑，《重庆医学》编委等等。
王鸣岐先生先后发表有关肺结核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肺心病、肺功能测定、呼吸生理、肺癌、肺部感染等论文70余篇，参编医学专著10本，其中任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肺病学卷》 副主编，任 《实用肺脏病学》 主编之一。 在尘肺、血气分析、煤矿工人的肺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较深，撰有《煤矿工人的肺功能测定》《简易重复呼吸法测定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评价》等论文。
回到重医附一院的王鸣岐，主持科研教学工作。虽然他已经年近6旬，却壮心不已，除了经常亲上讲堂，还不遗余力地鼓励指导青中年教师登台教学。有时为让青中年教师达最好教学效果，不惜耗费时间体力辅导他们反复预讲，并为他们逐字逐句纠正教学语言，演练每一个姿势，书写每一条板书。真可谓呕心沥血，替人作嫁，寸断肝肠。
他身为主管科研的院领导，自然得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带领、指导、鼓励青中年教师医护人员开展科研活动之上。除了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联系杂志社、出版社，发表他们的论文外，医院还给了众多作者奖励以及提前晋升的机会。
尽管工作如此繁杂，他还兼任医院工会主席一职，为广大职工谋福造利，解难纾困，就连创建幼儿园、子弟校这类芝麻小事他也亲自过问，亲作亲为，据此赢得了广大职工的敬重与拥护。
我们来听听他的老同事老部下是怎么评价他的。
王福荣：我们是跟着二王来重医肺科的，在上医时，他就是我们的偶像和楷模。王院长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听党的话，打起背包就出发。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上高原、去农村、建二院、搞科研、勤教学、带学生，能做的事都做了，而且样样出色。他对我们又严格又放手，使得我们肺科人才辈出，好几位都当了院长，足见其榜样的力量。
06
德昭世界，光耀后代
陈曼丽：我是随王院长一起来重医的，他对我要求可严格了。记得有一次对我的汇报不满意，他声严色厉地说：你这样只能打50分，不及格，不要以为你是护士长，如此永远只能是个中级。我回去立即把所有的 X 光片看了一遍，第二天再向他报告，他眉开眼笑地说：这次为啥做得这么好？100分！此后每次我去看望他，他都笑着说，我批评过你，你还来看我？我们去看他，还不准我们带东西，带了也得拿回去。
罗永艾：王老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教案、课题、论文，但凡经过他手，那就是一字一句、一个字母、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记得有一篇文章经他改了8次才获通过，就连查房也必须定时间、有预案。他有一句口头禅：人命关天，必须从严。这对我们一生都是座右铭。
张天敏：我来肺科不久，听过王鸣岐院长的一次讲座 《抗生素的临床应用》，受益匪浅。有一天我下夜班回家正在睡觉，被王福荣院长电话惊醒，让我去参加司徒院长的抢救。司徒院长被诊断为肺部感染，病情危重，许多院内外专家会诊一直认为是院内感染，但是使用了许多高级抗生素也不见好转。这使我想起了王鸣岐院长的讲座，怀疑是不是存在二重感染？我当时很年轻，推翻不了专家们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论断，于是我每天开10多张化验单，把他的痰液、尿液、大便、血液标本反复拿去化验，结果查出来是曲霉素感染，而后对症下药，终于让司徒院长转危为安。另外还有一位年轻人，支气管扩张伴感染住院，抗生素对其医治无效，我依然循头次的思路，找胸外科李朝先医生会诊活检，果然是曲霉素感染。这两次成功将病人治愈，得益于王鸣岐教授的那次讲座，他说作为医生不能拘泥于教条，要学会思考和思辨，这才能让你的医术愈加精进，有所发现和创新。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教诲。
王教授的大儿子王健告诉我：记得那时常常夜半一觉醒来，父亲还在小小的台灯下伏案疾书。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帮别人修改论文稿件。在他书桌上摞着一尺多厚的文稿，几乎都署着医院各科医生的名字。乃至医院的许多资深医生，都曾被他“请”到办公室或家里讨论他们的论文，直至夜阑时分。父亲常常不顾及他们的身份或职位，也不怕他们有微词，始终坚持近乎苛刻的态度，字斟句酌，一遍遍让他们修改论文，连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有时我问他何苦如此呢，他说他是许多重要医学杂志的主编或编委或主审，必须从严要求。科学来不得一点马虎与虚假。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当时许多人论文写作能力有限，只有这样严格要求，才能尽快提高青中年教师、医护人员的论文撰写能力，提高他们论文的科研水平和中稿率。正因为如此，父亲为医院各科培养出一大批医教研精英，为医院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医院的不断起飞铺平了道路。我曾在他60大寿那年，为他精心选购了一盏台灯，意喻他就像台灯一样照亮了别人，消耗了自己。
有趣的是，重医附一院的同事们把王鸣岐、王宠林、王福荣、王正中四人戏称为肺科的“四大天王”，不仅仅因为他们都姓王，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医学领域的确成果丰硕，名扬医界。
1958年8月，王鸣岐教授、王宠林教授以及王福荣、张治、陈曼丽、钱之文等同志一起赴渝组建重医附一院肺科，从无到有开设肺科门诊，成立肺科病房，并建立了肺功能实验室。肺科创建之初条件简陋，人员缺乏，但是依旧承担了医学院1961级在校生的内科学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授课、示教和生产实习等方面的任务。1960年成立肺病学教研组，医疗及科研设备也不断增加，在肺功能实验室的基础上，又设立结核菌实验室，重点开展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结核病的防治研究。他们还积极参加重庆市及四川省的呼吸系统疾病专业学术活动，王鸣岐和王宠林两位教授在促进和提高地区专业疾病防治及学术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70年代，成立了由王鸣岐、王福荣、王正中、吴亚梅和徐华国等同志组成的重医附一院肺心病研究小组，参加全国肺心病研究协作组，研究小气道疾病的闭合气量改变和肺气肿的肺功能改变、肺心病酸碱失衡的临床意义、慢性阻塞性肺病气道可逆性和中枢敏感性测定及中枢驱动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肺科成立由王宠林、张治、罗永艾及黄习臣等组成的肺结核病研究小组，参加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结核病尤其是耐药结核病和防治在国内处于领先或先进水平。1980年，经四川省卫生厅批准成立呼吸系统疾病研究室，王鸣岐任主任，王宠林、王福荣任副主任。1981年内科学 （呼吸系病学） 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王鸣岐、王宠林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还开展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病的防治，并添置了纤维支气管镜设备，开展对肺癌早期诊断的研究工作。此期间成立的脱落细胞室和细菌室在肺癌、肺结核等疾病的诊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6年科室在西南地区率先开展选择性支气管动脉介入治疗肺癌、大咯血等疾病，是国内呼吸病领域少有的自行开展该技术的呼吸内科。
21世纪至今，建立亚专业，推动学科发展。
经过近60年的不断发展，几代人的拼搏进取，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现已发展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重庆市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教委重点学科、重庆市睡眠呼吸疾病中心、重庆市肺部肿瘤综合治疗中心、中国肺癌联盟西部地区首个肺小结节诊疗中心、国家呼吸与结核病药物国家药物临床研究基地，重庆市唯一一家独立拥有脱落细胞室和细菌室的呼吸内科，并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近年历次重大呼吸相关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禽流感、人猪链球菌、甲流等，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都作为组长单位参加救治。科室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居重庆市首位，在国内呼吸内科领域不断提升。
这些成绩的取得，少不了王鸣岐等“四大天王”的言传身教以及科室所有专家教授、医务人员的戮力同心、精益求精。
我接触到的重医人，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他的学生抑或孩子，均众口一词地说，王鸣岐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把全身心全部精力献给人民的卫生事业的人。尽管长期处于院校系科领导岗位，却从不以权谋私，始终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在各种场合都在表达他的这些观点：
“人在艰苦的环境下才能成长。”
“吃苦越多，前景越大。”
“医生，不应该只考虑金钱，更要看重医学事业。”
“做一个好医生，要多在临床实践，对患者要有责任心。”
好多听他讲过这些警句名言的中青年，都说印象深刻，将铭记一生。
来重庆工作后，王鸣岐可以说任务不断，东奔西忙，赴藏区研究高山病，去酉阳除害灭病，在江北除害灭病等等，前后五年中有三年半时间不能回家。山高路远，邮路闭塞，通信也是难事。时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他妻子王文溪一人守着家，除坚持口腔科正常工作外，还要为三个年幼子女提供衣食住行，生活格外艰辛。但是他们夫妇从没有向医院和组织要求过任何帮助，也没有领过一分钱的补助。
王文溪长期在重医附一院口腔科护理一线工作，中年以后积劳成疾，身体渐衰。直至妻子从护理一线以中级职称退休，他也没为妻子谋取过任何一个轻松的岗位或职务。哪怕只须吹灰之力，只需一句话，可是他没有！
改革开放初期，身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的他，主管科研教学，可谓大权在握。其时国内掀起了出国留学进修的热潮，他亲自联系了国外数所医学院校，前后输送了数百名重医人出国进修培训考察，却没有利用职权送自己的两个学医的子女出国深造。
至今他还记得，他联系上医旅美校友张治道先生，资助了9名教师去美进修；张先生还为重医助建阅览室一间，赠送英文书籍400册，每本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鸣岐先生对笔者说，学校时下已过壮年了，可谓人才济济，名家多多，应该把重医校友会办公室设立起来，可以互通信息，加强交流，邀请知名校友回来讲学，也可以走出去学习提高，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有能力的校友，还可以为母校提供设备、仪器、图书资料，进行师资培训等等。96高寿，依然关心学校建设，关注人才培养，笔者不由得为王老的高风亮节唏嘘感慨，击掌叫好！
他的小儿子王冬告诉我，父亲已到祥瑞之年，身体康健，精神也好，得益于每天坚持写毛笔字。他说写毛笔字能让人心境平和，可降血压。王老有遗传性高血压，近年一直未用药物，血压也控制得很好。老人家的记忆力非常好，说起几十年前的人物事件如数家珍，就连每个人的名字、时间、地点都能清楚说出来。几十年如一日，他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他的书房里，堆着满满一屋子他视为珍宝的书籍，不仅有医学类书籍，还有各种文学名著等等。更令人称道的是，他高龄却并不迂腐，年轻人会的电脑他也运用自如，每天晚上还会用电脑看新闻，打字整理文稿，还会用电脑收发邮件。
王健始终记得父亲反复说过的一句话：“重医附一院是我们自己的医院，我们永远是重医人！”这句话蕴含着老一辈重医人对学院、医院的全部深情，也寄托着老人对重医未来的美好祈愿。60年无怨无悔，60年含辛茹苦，60年奋斗不息，一个崭新的综合性的一流医科大学、重医附一院已经在中国西部崛起，乘时代之东风，直上万里云端。
但是人生总归有遗憾。
王鸣岐先生对我说，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是在他父亲弥留之际，未能亲往病榻告别。王老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翘楚楷模，也是以忠孝为纲常的文人典范，他克己奉公，诲人不倦，却摆脱不了身为人子的悲伤。其实，鸣岐先生应该可以释然了，因为你早已遵从了父辈的教诲：医学救国，倾尽心血为苍生；建发达强大的国家，洗东亚病夫之耻辱！哈哈，看我今日强盛之中华，正是由您，由他们，由我们一起倾力建造。
先生应无憾，令尊亦无憾，当惊世界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