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的追求
——记李宗明教授的极致人生
发布时间：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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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万物都在追求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完美。
——泰戈尔
1986年9月中旬，横穿基辅而过的第聂伯河风平浪静，秋日的阳光洒在河面上，反射到两岸的错落有致的楼房，与河里的倒影交相辉映，构织成一幅立体的巨大油画。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与会者正在专注地聆听一位身板挺拔的中国教授用流利的英语作报告。
这位中国教授便是四川省科技顾问团成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68岁的李宗明教授，他应邀到此宣读两篇有关人工肝的论文，向与会人员介绍中国人取得的重要成果。
重庆医科大学是国内最先研究人工肝的机构，李宗明是这个研究团队的领头人。
1943年，李宗明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奉命北上，去地处松嫩平原的齐齐哈尔筹建创办第一军医大学。第二年回到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出任内科副主任，后升为主任，从此和内科结下不解之缘。以后来到重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仍做内科主任，后任副院长。长期的临床工作，让他接触了大量患者，特别是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渴望再见蓝天白云、阳光树叶的垂死患者期盼的眼光，犹若一根根芒刺，扎进他的心里。有没有办法能够挽救这一个个急性肝衰、肝昏迷以及中毒患者的生命？
救死扶伤，是每一个医生的天职，是每一个医学生从走进医学院校那天起就立下的人道主义誓言！
“文革”结束后，科研的形势大好。已晋升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的李宗明提出了进行人工肝研究的设想，拟通过进行人工肝研究，努力达到像人工肾脏一样的效果，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他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团队，开展人工肝脏研究。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其研究涉及医学科学的方方面面。李宗明遴选了各科室的相关医生和技术人员，共二三十人参与。这个前景光明、普惠众生、具有开拓性的医学研究课题，很快就得到四川省科委、卫生厅的大力支持，并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获得了80万元科研经费，可见这个研究项目在领导、专家心中的地位之高！
要进行这个前无古人的人工肝研究，即研制一个机器来代替患者的肝脏功能，谈何容易。且不说“十年动乱”使得停止不前的中国科技在这方面毫无资料可参考，就是西方国家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也是少之又少。
这是一条人类还没有开拓的路，等待提出设想的李宗明及其团队的成员来动脑筋、想办法，一步步地走出来。
人工肝研究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肝功能衰竭的动物模型，用药物引起动物肝功能衰竭。1979年，化学教研室的徐昌喜和汤先觉在国外文献上发现，国外Keppler等发现D-氨基半乳糖可以诱发小鼠肝功能衰竭。李宗明满脸喜色：“市场上有没有？”
“国外有，但价格贵。”
李宗明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自己搞，怎么样？你俩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不信搞不成功！”李宗明举了一下握成拳头的右手。
有了李宗明的一席话，徐昌喜和汤先觉顿觉信心满满，选取了猪喉管软骨作为基材，获取了D-氨基半乳糖，纯度达99%，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还为国内近百家研究单位提供了样本制品，在国内影响较大。这一成果于1980年荣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
动物模型建立后，如何通过人工肝把人体血液中的毒素吸附出来，让其像正常的肝脏那样净化含有毒素的血液，维持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需要进行人工肝的第二步研究，即吸附剂的研究。在研制D-氨基半乳糖的同时，李宗明就在着手考虑这个问题。
1972年，加拿大蒙特利尔McGill大学人工细胞人工器官研究中心华裔教授张明瑞先生发现活性碳有吸附作用，但对血液中的血小板和白细胞又有破坏作用，因此活性炭进入血液会引起栓塞。李宗明与张明瑞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带领徐昌喜、汤先觉、钮振、贾树人等尝试将活性碳与琼脂糖交联，制备出了比活性碳有明显改善的交联碳珠，发表了《人工肝脏辅助装置吸附剂的研究——交联琼脂糖包膜活性炭微囊的制备及体外实验》《人工肝脏辅助装置吸附剂的研究——交联琼脂糖活性炭珠的制备、体外吸附性能及血相容性试验》等多篇论文，得到国际国内相关专家的赞许。以后，又将交联碳珠进行改良，制成微囊，其效果比碳珠更好。这一研究结果发表于1986年的《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并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人工器官国际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处于大西南腹地、20世纪50年代才新建立的重庆医学院崭露头角，却让个别自以为是的老牌大学不满。1981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人工肝大会，会议由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重庆医学院共同主办。一时间，台下的某些与会者却在咬耳朵：“重庆医学院，他们能搞出什么？”“他们怎么成了主办成员？”
大家还在嘀咕，这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请重庆医学院副院长、人工肝研究课题组组长李宗明教授发言。”
李宗明走上台，向大家微微一笑，开始作报告。他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以及报告中不时冒出的英语名词顿时惊呆了在场的听众。与会者哪里知道，1979年，重庆市邀请外国医学专家来讲课，一时找不到同声翻译，李宗明既当报告会主持人，又兼同声翻译。一个女性私下里对邻座耳语：“你看，他就像里根呢！”
他的个人风范、语言和有科技含量的报告提振了重庆医学院的名声，从此，业内不但不低看重医，而且相信人工肝的研究在李宗明的领导下会填补国内空白，走向世界。
第二年，重庆渝州宾馆嘉宾云集，全国第二届人工肝大会在这里召开。四川省副省长、四川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康振黄任大会主席，李宗明任副主席。会上，李宗明发起创办了生物医学杂志，把国内该领域的顶级专家、教授联系在一起。
重医附一院消化内科在1979年拥有了人工肝研究室后，又借名声鹊起的东风，按标准配置了齐全的先进设备，包括气相色谱仪等，还建立了大白鼠养殖基地。李宗明不但全力促进整个研究的发展，还事必躬亲，就连对大白鼠的饲养，都悉心关注。
在养殖基地，他对王丕龙说：“王医生，建立这个基地不容易哟！你们科里也要时刻关注，千万不要让它们死了。”
王丕龙是1965年考进重庆医学院医疗系的，毕业后就进了重医附一院消化科，一直跟着李宗明，用学生的话来说，是李宗明教授的爱徒。久而久之，在李宗明面前，他也就没有了许多同事、同学对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李宗明那样的畏惧：“那是当然哟！大白鼠几天不吃牛肉，就要自己相食。这么金贵的老鼠，是你的心肝宝贝，我一定要饲养好！”
这些老鼠，还要上户口，凭证购买牛肉、碎米等食物。李宗明手伸进笼子，抚摸了一下栏边一个毛茸茸的大白鼠，说：“这些小东西，是我们人工肝实验的宝贝儿，缺不得呀。”
最后，又成立了人工肝细胞研究室，加上慢性透析治疗室，人工肝研究全面发展，不仅仅是在老鼠身上做试验，还根据研究实验得出的可靠数据、资料，应用在肝病患者身上，抢救了很多肝功能慢性衰竭、误食鱼苦胆等中毒的 患者。同时，还培育了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毕业后，或在国外工作，或在国内大型医院担任重要职务，对我国消化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工肝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原来默默无闻的重医附一院消化内科在重庆的地位，也提升了重庆消化内科在全国的地位。1981 年，李宗明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第三届人工器官国际会议，向与会者汇报了中国血液灌流治疗肝病的情况；同年，他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七、八届国际血液灌流学术会议，任大会组委会副主席、执行主席。1982 年，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人工器官国际会议上，他介绍了新型交联琼脂糖活性碳珠微囊的研究。1983年，在土耳其举办的人工器官国际会议上，他介绍了影响血液灌注流效果的因素。李宗明还与加拿大蒙特利尔 McGill 大学人工细胞人工器官研究中心张明瑞教授有多项合作研究。
内行都知道，世界上研究人工肝的领域有四巨头——除了法国、俄罗斯各一人外，便是加拿大华人张明瑞和中国的李宗明。在人工肝研究领域，他们四人可谓叱咤风云，无人能望其项背。
十年辛苦不寻常。在李宗明的带领下，人工肝研究团队共发表论文82篇，其中76篇论著（含10篇英文）、6篇综述。李宗明撰写的《人工肝的研究进展及其发展方向》收录在1985年的《中国内科年鉴》，撰写的《人工肝辅助装置疗法》收录入医学书籍《肝病治疗学》《肝胆胰疾病》和《人工器官》。
1991年，李宗明牵头的“人工肝基础实验与临床研究”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喜滋滋地回到家，晚饭时，同是四川省科技顾问团成员的夫人毕婵琴教授特地买了一瓶红酒，斟到玻璃杯里，端起一杯递给他，自己端起另一杯，深情地说：“宗明，祝贺你，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成功了！”
“婵琴，谢谢你！”李宗明抿了一口，说：“这是我几十年的心愿呀！你还记得吗，我从歌乐山来七星岗看你，就给你说过，看见住院的肝脏衰竭病人一步步走向死亡，多想有一种东西能够替代他们的肝脏，让他们告别死神啊！”
“怎么不记得？当初我还说你当住院医生，看见这样的患者多了，才产生的文学想象耶。”毕婵琴笑了笑，又举起杯子，说：“你十几年前执意要搞，当时我还为此担心呢！”
“其实呀，我早就动了这心思，只是那些年条件不行。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可能要早搞好多年！”李宗明举起杯子和妻子的杯子碰了一下，说，“就是参加了重庆市科学大会，听了方毅副总理的讲话后，才坚定了我的信念。政策好了，党和政府鼓励我们向科学进军，再不拼死一搏，我们就没有时间了。没想到，很快得到上面的批准，也得到了你的大力支持，你长期搞妇产科了解到妇女患者的情况，给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资料。所以，我要以我的名义并代表课题组敬你一杯！”
02
研制良药，造福病患
毕婵琴碰了杯，一口干了，笑着说：“你呀，这哪儿跟哪儿呀！咱们和课题组的人都是一家人，都是医院的一员。”
“对，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李宗明看着夫人，微笑着说了一句一二十年来媒体上常用的话，“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李宗明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止步，又在酪氨酸酶人工肝细胞、肝细胞悬液、云芝多糖等辅助装置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固相酶、模型动物血液灌流中的病理生理变化、血浆分离、肝病中的内毒素血症与网状内皮细胞系统功能变化、肝性脑病发病机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而又促进了腹水浓缩回输机器的问世。有关论文发表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Biomat Art Cell Art Org、Int J Artif Organs》《中华医学检验杂志》《中华消化杂志》，其科研成果已应用于临床，挽救了无数肝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
党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犹若阳光雨露。李宗明慧眼先行，带领团队夙兴夜寐，在人工肝领域的研究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者开创了前行的路径，成绩斐然，对中国的人工肝研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前者的披荆斩棘，探索开路，就没有后来者的节节胜利。
牛顿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应该说，后来的人工肝研究者、实践者是站在李宗明团队的肩膀上。
通往袁家岗重医附一院的路上，急冲冲地走着一个个男女老少。他们有的是从贵州乘火车、汽车赶来的，有的是从川北、川中、川东各地乘火车、汽车、轮船辗转赶来的。
还不到挂号时间，挂号室窗口外已排起了长队，人们在小声议论着：“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红水水药？”“那个药硬是好，这次我叫医生开多点，来一次不容易。”“有。上周我的亲戚给刘新才医生说来一次不容易，就给他开了一大瓶，一千毫升。”……
不明就里的排队者听了这些议论，问道：“你们说的啥子药哟？”
“叫不出药名，大家都叫它红水水。”
“治啥子病吗？”
“哎呀，治胃病、十二指肠病。好得很呀，吃个一两周、两三周，就药到病除了。”
这“红水水药”医学名称叫三钾二枸橼酸铋制剂，简称TDB，后来称为复方铋剂，就是李宗明带领的团队研究出来的。
长期以来，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折磨着患者。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李宗明就了解到这个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做医生后，一直在内科、消化科，几乎天天都接触这些病人。整个医疗界，面对折磨了人类数千年的溃疡，几乎无药可治，严重的患者，只有对其施行手术。
这些患者的溃疡怎么样？应不应该手术？谁也说不清楚。原因是溃疡在胃里、十二指肠里，医生看不见的，只能凭病人的叙述、腹部检查来分析判断。
如果能够观察到胃和十二指肠里面的具体情况就好了，至少可以做到对病情不严重的病例采取非手术的保守治疗。消化科医生们期盼着这个东西的出现。
其实，它的雏形早有显现，但很粗糙。1868年，德国人库斯莫尔借鉴江湖吞剑术发明了库斯莫尔管——一根长金属管，末端装有镜子，用它来直观地观察胃部病变。这是最早的胃镜，填补了人类肠胃检测的空白。从此，世界上有条件的医院，都开展了这项检查。不过，这种胃镜容易戳破病人的食道，有一定风险，医生们都不敢轻易操作。
1950年，日本医生宇治达郎成功发明软式胃镜的雏形——胃内照相机。遗憾的是，日本人的这种胃镜没有传到贫穷的中国，确切地说，中国还买不起这种才问世不久、面市不多的产品。
上海中山医院刚好有一台德国产的半曲式胃镜，面对患者是否手术的两难选择，李宗明决定率先用这个胃镜给患者检测，以确定胃部溃疡的真实情况。
这一在中国医学界超常规的大胆举动，同事们都暗中为李宗明捏一把汗：万一不成功？万一刺伤了患者的食道？……
患者拉着李宗明的手说：“李医生，你就拿我做实验。这病已害得我够苦了。你就伸进去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作怪？”
病人的信任是成功的基础。李宗明要用德国胃镜给患者做内窥镜检查，消息很快传遍了医院，大家都在祝福：“李医生，好样的，祝你成功！”
医院领导祝福，夫人毕婵琴祝福。
李宗明成功地进行了这次内窥镜检查，开创了上海市内窥镜检查的先河，也成为国内内窥镜检查的先驱之一。
从此，有了这一检查，消化性溃疡的真实情况就呈现在医生面前，不再像千百年来那样只凭表象观察了。不过，病情确切了，却没有特效药。李宗明陷入了苦苦的思索。“文革”中的一天，他从国外医学杂志上了解到，1972 年，Black合成了H2受体拮抗剂，并获得专利，对消化性溃疡及其他高胃酸分泌疾病的治疗开创了新局面。1976年，甲氰咪呱（Cimetidine，Tagamet，泰胃美）进入临床，对消化性溃疡有很好的疗效，随即受到世界各地的重视与广泛应用。 这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一次革命，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消化性溃疡的手术率明显下降。
获得这个消息后，已恢复内科主任职务的李宗明如获至宝，立即找到郏济芳、刘新才、廖玉贞、蔡定楝等消化科的同事，说：“国外已有了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我把文章翻译出来，我们来研制。”
大家一致赞成：“好，你赶快翻译。”
为了扩大研制队伍，尽快取得成功，他找到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刘为纹教授。当年在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做住院医生时，他俩就住在一起。刘为纹很高兴：“好，早点搞出来，用于临床。这个溃疡呀，太缺特效药了！”
“真的如介绍的那样好，我们就和药厂一起研制，生产我们自己的甲氰咪胍。”
很快，实验室试制出来了，动物试验效果很好。1978年，李宗明带领的课题组和重庆医药工业研究所合作，研制出国产甲氰咪呱并用于临床。以后，在重庆西南制药一厂、上海及江苏等地相继投产。通过临床使用、观察，李宗明、郏济芳、刘新才、刘为纹等发表了《甲氰咪胍的疗效评价与不良反应》《甲氰咪胍治疗消化性溃疡及急性胃黏膜病变并发生消化道大出血》《国产甲氰咪胍治疗十二指肠溃疡40例的临床及内窥镜疗效观察》等报告，最早报道了应用甲氰咪呱治疗消化性溃疡以及消化道出血的疗效。最终证实，该药与进口的泰胃美疗效一致。
李宗明早就从国外Paullus 报道中了解到另一种治疗消化溃疡的药的配方，
03
严谨治学，率先垂范
04
只争朝夕，学生楷模
决定自己研制。1978年，他把郏济芳、钮振、高思奇、王宜嬿、禇承祎、王丕龙、周绍端和药剂科的朱治本等人召集到一起：“今天，我们聚集一起，又成立一个研究小组，开展对胃黏膜保护剂——胶体铋的研制。”
“研究铋？有资料？”郏济芳问。
“有。”李宗明挥了挥手里的一叠资料，说，“老外早就用于临床了。它的配方我也在国外科技情报上查到，翻译出来了。”
“又是拿来主义。”不知是谁冒了一句。
“这不是拿来。我们要根据医院以及你们多年来临床了解的中国患者的情况，对他的配方进行改造。因地制宜，研制出适合我们患者的药物。”
按照分工，各自投入了紧张的研制工作。褚承祎负责用阿司匹林治疗老鼠的溃疡，进行基础实验，搜集老鼠的尿液、血液成分等。经过研究组成员的努力，在国内率先研制出三钾二枸橼酸铋制剂 （TDB），即复方铋剂，并应用于临床胃和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治愈溃疡率达到了80%—90%，发表了《复方铋剂治疗消化性溃疡121例临床及内窥镜疗效观察》《复方铋剂治疗十二指肠溃疡46例临床及内窥镜疗效观察》等5篇报告，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85年分别获四川省医药卫生优秀成果四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以前治疗消化性溃疡，只有胃舒平、碳酸氢钠和氢氧化铝等常规药物，效果一般。重医附一院的复方铋剂试制出来后，患者只服用三四瓶就痊愈了。由于这种药物系红色液体，玻璃瓶装，患者就简单称之为“红水水药”。
药物研制出来后，病人不了解此药，还不容易接受。李宗明要求消化科的医生每周二都去门诊宣传、免费发药。
这种药里面的重金属铋对患者会产生副作用，但重医附一院的“红水水药”和市面上类似的铋剂产品相比，副作用小得多。病人用后，感觉疗效比原先服用的其他药，甚至市场上的同类药都好，于是就口口相传：“重医附一院有种红水水药，治疗胃溃疡好得很！”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市内及周边各地区的许多患者都闻讯而来，再也不需要医生们去宣传了。
上海市一领导患了溃疡，久治不愈，偶然获悉重医附一院的“红水水药”，要求服用。消化科专门用玻璃瓶子装好，再细心包装后寄去，那位领导服了， 效果很好，很快治愈。
此药成为重医附一院的保留自产良药，成为千百万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仙丹灵药。
走廊里，李宗明站在一间教室的前门外面，侧耳听着。教室里，从上海医学院分配来的康克非老师正在上临床检验课。
李宗明这次选择上课铃声响后，待康老师关上教室门，开始上课后，他才轻手轻脚走到门外。前次，听高思齐老师的课时就弄得有点儿尴尬。
高思齐1956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分配到重医附一院内科，一直在李宗明手下工作。不管是门诊看病，还是住院医生，高思齐都很不错。因为是教学医院，每个医生还有教学任务，作为老师，高思齐也讲得好。一天，李宗明去听他的课，事先没打招呼，就提前坐在后面的学生中间。
上课了，高思齐走进教室，打开讲义，接着前次的课讲了起来，突然发现李宗明坐在下面，心里不由一紧。
李宗明诊病、上课，是找不到任何瑕疵的，他也要求其他医生不管是诊病、撰写病历，还是讲稿、讲话、板书，都不能有丝毫差错，所以大家特别怕，尤其是年轻人，担心在他面前丢丑。李宗明要求作为医生，要讲医德医风，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老师，要备好课、讲好课，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所以，临床医院的医生受着双重考验和要求，一个好医生，必须是一个好老师。这是李宗明对大家、特别是对年轻医生的一贯要求。
高思齐知道李宗明的严厉，但不知道李宗明会这样“不请自来”，而且还“暗中埋伏”。现在，他就坐在学生中，万一讲课中出了纰漏……想着想着开了小差，结果是越担心越紧张，越紧张越出问题。身上不断冒出热汗，他脱了一件衣服，一会儿还是觉得热，又脱去一件，汗水还是不断从额头冒出来，讲话也一反常态，板书也没有过去规矩了。学生都感到奇怪：“高老师今天怎么啦？”
下课后，李宗明没有批评高思齐，反而笑着说：“高医生，都是老熟人了，今天怎么这样紧张？”
“就是你突然来了噻，一紧张就糟糕，丢丑了。唉！”
“下节课，我不听了，你就不紧张了哈。”李宗明拍了拍高思齐的肩膀，笑着说。
李宗明总结了经验，知道一些原本熟悉的医生有这个特点，就分而治之。这次听康克非的课，他就不进教室，站在门边听。
康老师讲授、板书都发挥得很好。李宗明也很满意。可是，康克非在板书后转身的一瞬间，不经意看了门口一眼，从门缝中看见了站着的李宗明，突然心跳加快，紧张起来，语速也变了，板书的手也抖了，额头上开始冒汗了……
以后，同事们故意问他：“听说你讲课，讲着讲着突然紧张起来，你怎么啦？”
“还怎么啦？”康克非笑着说，“我突然看见李主任站在门边，就紧张了。真是不争气！”
“都说李主任不怒自威，其实他是金刚面、糍粑心，要求我们个个都像他一样成为全能型人才。”
他不仅随机去听课，凡消化科的年轻医生每次讲新课都要试讲，他还要去听，这成为消化科不成文的规矩。同时，他事先还指派人给年轻医生修改讲稿，最后他还要亲自改。内容、语句、修辞、文法，主谓宾语搭配等等，他都要一一推敲。如果要增加讲的内容，必须把这内容涉及到的参考文献的来源，甚至是原文弄清楚，直到交给他过目。他说：“我们这是医学，要做到有案可查，语句要清楚，符合标准语法，不让人产生歧义。”
他对讲课如此严格，对编撰的文章更是如此，对下级医师的要求绝对的一丝不苟。一次，他看了王丕龙参与撰写的一篇文章，要求他说明引文的来源，王医生回答了。他还是不放心：“王医生，你去把原文给我找来吧。”直到王医生把刊登在西安的一个杂志的原文找出来，让他看了，他才高兴地说：“这就对了。王医生，科研呀，重要的就是认真！”
“文革”后，李宗明担任全国内科学教材《内科学》第二版的副主编，因为主编事情太多，主要的工作都由他承担。该教材五年再版一次，以后李宗明又连任副主编两次。除了审核其他篇章外，对消化章节中他撰写的部分，更是严格把关，力求内容科学实用。写好后，他说：“王医生，你拿去把它抄工整。”
王医生在抄稿子期间，遇到问题，就到李宗明家里去。李宗明说：“你就在我家里抄。
这边王医生抄写，那边李宗明对抄好的稿件一字一句地修改，就像流水作业。到了吃饭时间，李宗明修改完抄好的稿件，说：“王医生，你就在这里吃饭。毕老师不在，我去弄蛋炒饭。”
很快，饭炒好了，他边吃边说：“王医生呀，这稿件催得紧，我就拉你们的公差了。你看，你抄了，我又改了，”他望了一眼桌子上的稿件，“我还要找人刻，然后油印出来。否则，我们着手写的稿件，交给出版社，万一哪个字句人家编辑们认不出来，弄错了，就不得了啦。这是医学教科书，动辄就关系到人命呀！所以，一个字、一个图的某一小部分，都不能出问题。责任大如天啊！”
李宗明参加编写了《实用内科学》（从1957年起他就参加编写）、《临床胃肠病学》《内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肝病治疗学》《中国内科年鉴》；主编《人工器官》及《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第三版，任《医学百科全书：消化分册》副主编以及《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消化杂志》等数十种杂志的主编或副主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百篇。不少科研论文，尽管他是主研人，但在论文署名时，他的名字总是署在后面，或者不署名。每次要给他署在前面，他都予以拒绝：“都是你们辛苦做出来的，我是头儿，不能什么都抢先。”然后笑着补了一句：“我都有名了，你们的路还长！”
在医疗卫生界，他确实名声响亮：系中华医学会资深会员，中华医学会名誉理事，亚太地区肝病研究会终身会员。曾任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科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分会副会长、重庆分会会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人工器官分会副主委，重庆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及四川省和重庆市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省、重庆市科协副主席。他还与医药工业研究所合作，率先研制出胰功肽测定并用于临床慢性胰腺炎的诊断。
重医附一院有不少青年医师到国内医疗单位学习进修，如：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不少专家一听说是重医来的，就关切地询问李宗明教授的身体情况，表现出对李宗明教授的崇敬之情。
“84岁的李宗明重出江湖，招收研究生了。”这消息在重医校园内、重医附一院里不胫而走。
这事儿还得从消化科主任陶小红说起。2002年，他要去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波士顿医学中心分子生物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工作，但又带着张秉强、向廷和张霞三个研究生。出国了，研究生交给谁带？不出去，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最后，校领导分忧，党委书记王丕龙带向廷秀，黄爱龙副校长带张秉强。 还有张霞，交给谁带？其他老师的任务都很多，不可能再增加。陶小红是泸州医学院毕业的，1984年成为李宗明的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了消化科，临床、教学、科研并驾齐驱，很得李宗明的喜爱。李宗明听了陶小红的叙述，恳切地说：“你出去深造，我来带张霞。”
张霞对李宗明一直心怀崇拜，知道他亲自带自己，高兴得无以言表。这一年，重医招生办也借此传扬，在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堂而皇之地写上了李宗明的大名。
李宗明亲自给张霞挑选课题，10万科研经费全用于她的课题研究。张霞写的硕士毕业论文摘要的英文部分，李宗明一字一句修改，不放过一丝瑕疵。后来，该论文获得了优秀。
这期间，有两次神奇的事儿使张霞对李宗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老年患者，因长期腹泻、腹胀、纳差住院，病因一直查不清，腹泻为少许黏液便。李宗明带着张霞查房，通过仔细的查体和肛门指检，最后判断为粪块堵塞肠管，指示给予灌肠通便。通过灌肠，果真排出了粪块，患者康复出院，再未复发。
还有一年轻女孩儿，腹痛剧烈，每天打止痛针缓解疼痛，胃镜和肠镜等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李宗明做了直肠指诊，说：“是直肠癌，再做一次肠镜吧。”
大家都说，肠镜才做了，没发现异常。李宗明坚持：“再做一次！”肠镜复查，果真是直肠癌。张霞激动地说：“李老师，你太神奇了。”
“只要你重视检查，日积月累，你一样可以神奇。”李宗明平淡地说，“一个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练出来的。”
“李老师，我一辈子也做不到。”
“功到自然成嘛。张霞，你记住，凡是腹痛和腹泻的患者，一定要做直肠指检。”李宗明谆谆告诫，“这是我几十年积累的经验。”
李宗明的这个“经验”，早就名声在外。四川省某老干部长期便血，在成都几个医院检查，都没有查出原因。李宗明出差去成都，被请去会诊。他指诊后说了三个字：“直肠癌。”后来病情的发展，确如他所料。
05
诲人不倦，帮扶不止
八十多岁的李宗明一边带着张霞，一边还要为老年科病房每周查一次房。
他始终没有放弃有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患者的工作，更没有优哉游哉地打发对他来说日渐宝贵的时间，颐养天年。妻子毕婵琴也是早出晚归，天天到妇产科门诊坐诊。两个人都是“只争朝夕，不用扬鞭自奋蹄”。
2002年6月，李宗明应邀给消化内科开一个《酒精性肝病》的讲座，以培训科室医生。当时他的肺功能已经很差，离不开氧气管，行动需要轮椅辅助，但他没有拒绝，而是一如当年，认认真真地手写了5页讲稿，还亲手绘图案以明示。其讲稿的字迹工整，图案线条明晰、图示清楚，没有修改和涂抹的痕迹，彰显出持之以恒的严谨学风。讲稿的复印件，给听讲者每人一份。
在内蒙古包头医学院附属二院已工作5年的张秉强，因为仰慕重医附一院消化内科的实力，才报考了陶小红的研究生。尽管没有像张霞那样直接受教于李宗明，但却幸运地成为那次讲座的听众，得到了讲稿复印件。李宗明的师德医德和医教研的口碑，经过这次讲座得到了铁的印证。张秉强拿着复印件，感叹道：“这是学习、传承的经典，我要好好珍藏。”
一个84岁的老人，做一个自己十分熟悉、随口即来的讲座，却要事先亲力亲为写讲稿、画图示。放眼四顾，有多少人能如李宗明者？且看时下，各种各样的讲座层出不穷，讲台上的不论名士还是达人，尽管他们口吐莲花或滔滔不绝，又有多少像李宗明这样一丝不苟地对待学问、对待听众？
随着银发浪潮的出现，重医附一院成立了老年科病房，让马映雪去牵头。
这是难有借鉴的新科室，人手少，涉及诸多病种。怎么才能办好呢？马映雪首先想到了李宗明老师，希望他能给自己以帮助和指导：“李老师，我想请你帮我把老年科办好。”
马映雪这次专门来请李宗明老师，让我们的思绪暂时又回到了多年以前：马映雪是1957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来重医的。当学生时，李宗明多次给他们上课，风度翩翩，声音洪亮、口齿清楚，不带讲稿，板书漂亮极了。上课效果好，学生记得住。那时，在她的脑子里，学校里众多的讲过课的老师的排序中，讲得好的第一个就是李宗明。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堂实验内科学课，李宗明讲了胃液、胆汁的作用后，突然问：“怎么能够从病人那里取出来？”
06
克己奉献，尚有一憾
没有人吭气，只听到呼呼的翻书声。
李宗明用粉笔很快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取胃液的简图，讲解了一番后，从旁边的仪器箱子里取出一根橡皮管子，做了一个往自己嘴里插的动作，然后说：“现在，你们两个两个一组，相互做取胃液的手术。”
同学们面面相觑。
“怎么啦？不敢？记住，你们都是未来的内科医生，取胃液是一个内科医生的常规本领哟。”李宗明看着大家鼓励道，“多练习几遍，就会了。”
马映雪和一个男同学一组。她给男同学做，那管子老插不下去，主要是速度慢，一圈一圈地卡在了嘴唇外边。李宗明走过来，说：“马映雪，这个时候要讲速度，要快！”
他拿起管子，做了示范。马映雪照着做，成功了，多练几次，熟稔了。这样的基本功练习，学生们受益匪浅。转眼就毕业了，到了重庆医学院，她随时随地把李宗明作为学习的榜样，就连教学汇总都以他为楷模。尽管世事难料，命运多舛，李宗明的位置几经起落变化，但马映雪对李宗明的称呼没有变，从他给自己上第一堂课开始，她就一直尊敬地称呼他“李老师”。
“文革”狂飙从天落，李宗明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批斗他时，一个造反派对着他的右眼，直端端一拳打来，使其右眼视网膜脱落。造反派掌权，把一切都颠倒了，一个头儿宣布：“工农兵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医生的主角应该由我们来担当。李宗明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资格为人民看病，只有去做护士、护工。他的位置，由护士来坐，让护士来治病救人。”
第二天，李宗明和平时上班一样，早早地来到医院，深情地看了一眼他熟悉的内科门诊室，凝视了那把熟悉的椅子、诊病桌子，然后，去接过护士、护工的工作。他推着一车清洗干净、摆放整齐的便盆，进入病房，病人看见年轻的女护士变成了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开始是吃惊，后来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了。一个认识他的病人，趁他来洗脸、喂开水、发药时，小声问：“李医生，造反派不让你看病了？”
他点点头。
另一个他几天前诊治过的病人一脸担心：“李医生，我们以后看病，找哪个呀？”
“有医生的。你放心。”
“这不是乱整吗？让你这么好的医生来干护士的活儿，要遭天杀！”角落里，一个愤愤不平的声音飞过来。
尽管护士、护工的活儿，他从没有做过，但这工作流程他知道。一切为病人服务这一医护人员的天职，几十年前就牢记在他心里、融化在他血液中。不管是给病人洗脸、送开水、喂饭、测体温、发药，还是清洗病人用过的便盆，他都做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
根据造反派颠倒乾坤的安排，护士徐淑华做了医生，凭着自己当护士发药间接学到的知识，上门来的伤风感冒、头痛脑热的一般病人，她惴惴不安地还能对付，但大一点的病患，就没办法了。每天上班，只有暗中祈求：今天千万不要遇到疑难病症，千万！
但是，世间的病患千百种，哪有全是伤风感冒、头痛脑热的？这不，担心的事儿，偏偏就来了。徐淑华刚上班，就送来了一个消化道出血的病人。她的心里那个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她安顿了病人，马上去找李宗明。李宗明正在走廊里推着车，还没有进入病房，她几步跑过去，气喘吁吁地对李宗明说：“李主任，来了一个消化道出血的病人，我没有办法。只有你去诊治了！”
李宗明停下推车，迟疑了一下：“这……”
徐淑华知道李宗明考虑自己的身份儿，就说了一句：“李主任，救人要紧！”
“我知道……”
“干脆这样，你去处理了这个患者，就在那里看病。”徐淑华从李宗明手里抓过了推车，“这事儿，我熟悉，我来干。”
李宗明去了，很快诊治了那个患者，又接待了其他病人。快要下班时，徐淑华来了，趁没有病人，小声地对李宗明说：“你是内行，诊治病人，驾轻就熟。我是护士，打针抽血输液也是内行，这半天过得好快。过去那些天呀，我坐在这里，如坐针毡！重要的是，这样，只会耽误病人！”
李宗明点了点头：“小徐，我早就想这样了，但不敢说，怕破了他们的规矩……”
“不怕！我俩私下换。”徐淑华说，“即使他们知道了，我就说是我强迫你换的。我做医生，万一出了事故，影响了医院的名声，造反派也有责任噻。”
这样，每次上班后，二人私下里又把造反派颠倒过来的位置恢复了。尽管这是对病人负责，但还得偷偷地干……
由于有上面的那些经历，马映雪为什么特地找李宗明老师寻求帮助就不难理解了。
听了马医生介绍情况后，已是耄耋之年的李宗明爽快地说：“马医生，你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李老师，你教了我几十年，请你来查房。谁都知道，你查房最严格，通过这个严格来促进年轻医生的成长。”马映雪一口气说下去，“老年科要办培训班，请你来讲课，培训年轻人。还请你为老年科的发展出谋划策。”
李宗明笑着说：“最后一点要纠正哈，你们比我有经验。”
马映雪赶紧说：“李老师，你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站在被服务的角度，给我们想得更周全些呀。”
“那行！”
李宗明说到做到，把老年科当成了自己当年的消化科，投入了许多精力。后来，已经八十四五岁的他，在一场疾病之后，行动多有不便，他就坐在轮椅上和临床医生一道查房。每次查房前，李宗明都要求先把病历送给他看，还要简要介绍病人的情况。他说：“马医生，这是难为你们了，但心中有了数，才好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法说出意见。”
这个学富五车、技术超群的老医生，对待医疗的一丝不苟，对待病人的拳拳之心，深深地感动着老年科的医护人员。
病房静悄悄的，李宗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长期的劳累、马不停蹄的教学、科研、写作和培养人才，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最后被病魔击倒，生命垂危，住进了病房。经过医护人员的悉心抢救，把他从鬼门关处拉了回来。
护士给他服了药后，他闭上眼睛休息了。过了一阵，住院医生周绍端轻轻地走到病床前，观察他服药后的状况。突然，他睁开了眼睛，看见周绍端，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周医生，你辛苦了！……”嗫嚅着双唇，欲言又止。
周绍端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啦？静了静，周绍端小声问：“李校长，你有什么要求？”
他张开双眼，定定地看着周绍端，细声说：“周医生，我还有什么要求啊。组织上，你们把我照顾、护理得这样好！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是病人，我们只是按照你长期以来的要求做的。也许，我们还没有做好。”
“做得好、做得好！”说完，李宗明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周医生，我这一辈子没开过后门，没办过一件私事，只做过一件亏心事……我是党员呀！”脸上现出愧疚之色。
周绍端一听，觉得他这是不是在说胡话呀？看他神色，也不像，赶紧说：“李校长，哪个不知道你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呀？说什么亏心事哟。”
“你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有一次，我碰见副校长万立华，给他说了我外孙邓飞毕了业没有工作。他就给我安排了。”
李宗明有两个孩子。儿子李平毕业于重庆医学院，成绩优秀，根据条件，完全可以留在重医附一院工作。有同事对李宗明说：“你儿子成绩优秀，毕业后，可以到一院来。”
“我在一院消化科当主任，他妈也在一院，他怎么能来？不能乱了套。”
李平从来没有对父母提过要求，心想，凭成绩肯定到一院。即将分配了，
一天晚上回到家，李宗明说：“李平呀，你不能留在一院哟。”李平大吃一惊：“爸爸，为什么？”
“我是一院的干部，你留在一院工作，别人要说我的闲话，瓜田李下。”
李平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说：“爸爸，我是想留在一院，对你和妈妈有个照顾。妹妹也不在你们身边。”
“我知道你的一片好心。我和你妈妈也商量过了，她也赞同。她是妇产科主任，也是一个干部，也怕闲言碎语呀！”
最后，李平分配到附二院工作，以后又考取研究生，后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罗切斯特大学医疗中心消化与肝病研究中心工作。
女儿李珏，和大多数同学一样，1969 年到资阳县丹山区新场公社插队落户。以后，陆续有人被市里有关单位招工回来。好多人都劝李宗明，设法将她调回重医，他不答应。后来，李珏才被重庆第六棉纺织厂招到厂里做纺纱工。
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李珏调到绘图室当了绘图员。重纺六厂破产后，她到化工局图书室管理过图书，到科技处搞过统计，2000年就退休了。
李珏的儿子邓飞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工作。李宗明心里着急，担心外孙没有工作，闲着会受到社会上的负面影响。副校长万厉华原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听李宗明说了自己外孙之事后，就让公安局的老朋友给邓飞在公安局电镜室找了一个临时工作。没干多久，邓飞就凭自己的能力考到证券公司，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身为著名的专家、教授，消化科主任，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要把自己的女儿、外孙安排到学校、医院的单位，简直易如反掌。但李宗明就是不干这易如反掌之事。
周绍端听他这样反省自己，忍不住劝道：“李校长，你这个算什么事儿呀？”
“这是个事儿呀！在我心里一直鼓捣着……”
周绍端心里一阵难受，作为医院的一名老职工，耳闻目睹的事情一幕幕地浮现在脑际：又一次职称晋升评定开始了。李宗明成为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那个当年拳击他右眼、造成他终身视力下降的人也申报了晋升高级职称。有人好心地提醒李宗明：“他就是当年打你眼睛的人哟。”
“那是政治，这是学术。一码归一码……”李宗明说，“现在他学术上来了，达到了要求，有水平，就该评。”
“你呀，真是个好人！”
“那是个错误的时代，我相信他也是被裹胁进去的，”李宗明坦然道，“如今一切都进展有序，我们不能冤冤相报。”
那个人却在忐忑中过日子。自己的职称要过李宗明这一关，真是悔不当初啊！他想找人去与李宗明斡旋，他想直接找李宗明求情。
评审会如期召开。当研究这个人的职称时，李宗明不仅没有说不是，反而还对他的学术水平、科研成绩给予了赞誉。此人的晋升顺利通过。
春节的一天晚上，郑履平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妻子廖玉贞开门一看，是李宗明和毕婵琴夫妇。廖玉贞心里一惊：“李老师、毕老师，你们……”
“我俩来看看师母，给她老人家拜年。”李宗明说。
郑履平的父亲是当年李宗明的化学老师，有名的教授。不过，郑老师已经过世了。进门寒暄后，李宗明送上礼金20元，当时的他月工资是53.5元。郑履平予以拒绝，说：“我爸已过世了呀。”
“郑医生，师母还健在啊。我们也是一点心意。”
“李老师，你……”郑履平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没什么。你父亲是我永远的老师，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1981年，李宗明出席巴黎召开的国际血液灌流学术会议，任大会组委会副主席、执行主席。临行前，他却没有装行李的旅行箱。医院要派人去买，他不允许：“买个箱子干吗，平时很少用。钱要用在刀刃上。”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把装胃镜的那个箱子拿来废物利用。”
消化科添置了一台胃镜，有一个包装箱。把里面放置胃镜零部件的一格格格栅去掉，掏空后，他拍着箱子，笑着说：“看，这不就是一个旅行箱吗？”
他用这个装设备的包装箱，装好行李、资料，提着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周医生，你还没有走？”李宗明醒过来了，看见周绍端一个人还在病床边，问道，“你去忙吧。”
霍地，周绍端想起了一个长期以来流传在重医附一院、乃至重庆医科大学关于李宗明查房的事情，但一直没有坐实。趁这个时候，周绍端直接问他：“李校长，听说你检查医生的病历，看到不满意的就丢到地上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有，我有耶。”李宗明顿时脸上放光，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丢到地上，是丢在病床上的。病历上写的不清楚，又一问三不知。周医生，你说气人不气人？要是你看到了，都要丢。”
李宗明查房，要先看病历。这是他一直坚持几十年的习惯。个别年轻医生私下议论：“什么都不怕，就怕李宗明来查房。”
李宗明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83年加入他几十年来追求的中国共产党。
周绍端突然想到，几十年来，李宗明的所作所为，早就证明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他正是毛泽东提倡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007年3月19日，李宗明安祥地闭上了那双聪慧的大眼，告别了同事、告别了亲朋好友、告别了他最热爱的医学教育和追逐一生的科研事业、告别了毕生为之服务的人民大众，永远地休息了。
李宗明走了，正如徐志摩所说：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