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建国以来全国妇产科医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科学总结，并提出了新的规划。会议开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会场，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者，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临近结束，周恩来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在中南海家中设宴，招待全国妇产科医学界林巧稚、司徒亮等六位著名专家，并与他们座谈。邓颖超首先感谢专家们对促进全国妇女卫生事业作出的贡献，呼吁全国妇产科医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帮助广大妇女解除病痛。她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讲述了妇女更年期的烦恼，并拿出她自己撰写的一篇谈论妇女健康问题的文章，分发给专家征求意见。邓颖超的谈话情真意切，引起了专家们的共鸣。

中午时分，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众人见他行色匆匆，都很惊奇，纷纷趋前向总理问好。周恩来告诉大家，他因出差在外，未能全程参加这次妇产科学术会议，今天刚从广州返回北京，特意赶来向大家敬杯酒。

席间，周恩来逐一询问专家们的情况。当问到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司徒亮时，便爽朗地笑起来，说：“哦，你是广东人，在北京读的医学博士，在天津和上海工作过，现在落户在重庆？好哇，这几个地方我都待过，我们都是四海为家呀。你的大名我也知道，司徒医生这名字太响亮了，姓氏也来自周天子朝廷吧，你研究过没有？”之后，周恩来又特别嘱咐邓颖超拿出一盒葵花梗牙签送与司徒医生。邓颖超对司徒亮说：“这牙签就是你家乡广东开平的特产，恩来要我送给你，你就留个纪念吧。”

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这个小礼物，司徒亮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直到他2002年去世。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几代医生中，很多人都知道司徒亮主任那一盒牙签的来历，并由此记住了全国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在中国妇产科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把那盒牙签当成学科传承的一个象征。

司徒亮1912年1月生于广东开平，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求学并获得理科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1947 年 10 月赴美国留学，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及霍普金斯大学做妇产科临床研究。1948年回国后受聘为上海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司徒亮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兼妇产科教研室主任。1958年9月，司徒亮调任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并在妇产科主任岗位上一直工作了 21 年，直到1979年交棒给与他一道来渝创业的毕婵琴教授。

在重医附一院的发展历程中，司徒亮是妇产科的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而他对重医附一院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带出了包括毕婵琴、凌萝达、卞度宏、吴味辛、曹全荪、曹珍修、叶之美、邓小谷、张和声等一大批优秀的妇产科专家，带动了重医乃至整个重庆妇产科医学的发展。而吸引这些专业人才的动力之一，正是司徒亮教授在全国妇产科医学界崇高的声誉，以及他正直的为人和强大的人格力量。

初建时的重庆医学院规模不大，除基础医学部外，只有儿科系和医学系两个专业。附属一院也只有一幢五层楼房，分东、西两个病区，周围没有围墙，以人工种植的夹竹桃和一条浅沟为界，界外就是农田。病房大楼后面有一排平房，是由民国时期的旧兵营改造成的简易医生宿舍。医院妇产科规模也小，总共50张病床，产科和妇科各25张，设在三楼的东区。

医生的待遇也跟上海有很大差别，住房由一套变成一间，工资也因地区差别降低了不少。医生们一下由“繁华大都市”来到“偏僻小乡村”，落差可想而知。有医生也闹情绪，提意见，写文章，有的打起了退堂鼓，希望返回上海。其时恰逢全国开展“反右”运动，医院里也有人因此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为政治上的异类。

来重庆后，他忙着妇产科的组建和规章制度的建立。他对医生们说：“既来之则安之吧。医生嘛，走到哪里都是治病救人，也许这边的发挥空间还更大些，因为四川重庆医疗水平差，妇产科医生更加缺乏。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在城里儿科医院设立的妇产科门诊和病房，时间不长，已经名声在外，医生、护士都忙不过来。卞度宏医生和吴味辛医生还做了好多例疑难手术，也遇到不少困难。说明这里的确非常需要妇产科医生，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

卞度宏和吴味辛是首批来渝的上海支内医生。1957年5月，上海第一医学院派出各专业的医生先期来到重庆，在中山二路上的儿科医院开设了内科、外科、妇产科病房，设病床100张。妇产科只有20张病床，医生则只有两个主治医生、三个住院医生，除卞度宏、吴味辛外，还有黄良娟、戴钟英、刘伯宁，由黄良娟临时负责。同时任命司徒亮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主任，次年上任。那时的妇产科虽然新创，但工作很忙，市民都很信服医生们带来的“海派医术”。

1958年，重医附一院在袁家岗正式建成后，司徒亮主任与毕蝉琴副主任、凌萝达副主任相继来到重庆，妇产科的力量得到充实。从此重医附一院妇产科被誉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好的妇产科之一。

重医附一院妇产科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特征，很长时间内都是男医生当家。以司徒亮为首的五位男性妇产科医生，还被冠以一个响亮的群体绰号——“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除了司徒亮主任外，还有主治医生卞度宏、吴味辛、戴钟英和蔡汉钟。

吴味辛1954年毕业于安徽医学院，毕业前一年来到上海妇产科医院实习，受到司徒亮教授的指导和赏识，毕业后分配到东北一家工厂医务室工作。工厂医务室事务繁杂，但专业性不强，女职工生孩子也不会到医务室来。吴味辛感到了自己学的专业有被荒废的可能，于是写信给司徒老师，希望能回上海妇产科医院进修。司徒亮很理解他的想法，同时也担心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妇产科医生从此被埋没，立即同意他回院进修。此时适逢上海第一医学院分出大约三分之一的医生和老师去重庆创业，当得知恩师将受命组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后，吴味辛立即主动报了名。吴味辛的妻子倪济苍当时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广慈医院的内科医生，刚怀上孩子。她父母都是上海人，家境殷实，条件优越，坚决反对女儿去重庆，要求女婿也留下来。吴味辛跟着妻子回娘家，对岳父岳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是经司徒老师同意才回到上海的，而司徒老师是全国著名专家，跟着他去重庆，对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司徒老师都能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去支内，我是他悉心培养的学生，这时候理应紧紧跟随老师去创业啊。再者，我和济苍一道去重庆安家立业，夫妻同心，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您二老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她和孩子的。”

岳父岳母听吴味辛这样说，又见女儿也态度坚定地站在女婿一边，便不再反对，依依不舍地送女儿女婿登上了赴重庆的江轮。1957年5月，吴味辛与妻子一道，成为建设重医附一院的首批开拓者，并在司徒亮的带领下，为妇产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被患者依赖的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五朵金花”之一。由于优异的医学水平和突出的行政能力，吴味辛先后担任了重医附一院妇产科副主任、计划生育系主任、医院副院长，直到成为重庆医科大学校长，为重庆的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吴味辛曾多次感叹，若不是司徒老师的指导提携，自己的专业之路肯定难以实现。

“五朵金花”中的卞度宏，是师从司徒亮时间最长的学生。卞度宏1946年考入上海医学院，1952年毕业分配至上海妇产科医院，以及后来到重庆筹办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一直都受到司徒亮老师的重视和培养。司徒亮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版妇产科教材的编委之一。在司徒亮的推荐和指导下，卞度宏在其后第二版至第五版中都是编委之一。解放后妇产科第一部大型参考书《妇产科理论与实践》，卞度宏也随司徒亮老师参与编写。司徒亮是全国有名的尿瘘专家，卞度宏长期担任其第一助手，在其亲自指导和培养下，也成为名望甚高的尿瘘手术者，曾任尿瘘和子宫脱垂两病防治组川东地区组长，受到当时省卫生厅嘉奖。卞度宏曾任重庆市四届妇产科分会主任委员，还曾任国务院学位评议组第三届评议组成员，并获中国医师协会首届妇产科医师奖，这些成就都是在司徒医生的熏陶和关怀下取得的。

与卞度宏相似，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另一朵“金花”戴钟英，也是与妻子一道双双支内来到重庆，并成为司徒亮的创业团队骨干的。

戴钟英和妻子刘伯宁原本是上医的同学，1955年同时毕业从医。在大学期间，两人都曾聆听司徒亮的授课，实习也跟着老师参加临床查房，对司徒教授的大师风范和渊博知识景仰有加。当司徒亮向自己的学生们发出赴重庆创业的征集令后，两人都主动从沿海不同医院申请支内，成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首批创业者。在司徒亮主任的指导和关怀下，戴钟英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学 成就突出的妇产科教授，后来担任重医二院的业务副院长。1978年，为提高妇产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司徒亮特别安排刘伯宁回上海医学院进修妇产科病理学。刘伯宁进修回来即筹建了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病理室，成为当时全国妇产科有独立病理诊断室的唯一单位。刘伯宁也在司徒亮的指导下，从一个年轻住院医生成长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副主任，并最终成为全国知名的妇产科病理学专家。她编撰的《人类胎盘病理学手册》成为研究胎盘病理不可或缺的参考专著。

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以司徒亮为首的男医生们都以医学造诣和临床手术享誉山城，当然，这说法也并不全面，重医附一院妇产科更多的还是女医生。自妇产科成立时起，打主力的女医生就有毕婵琴、凌萝达、刘伯宁、叶之美、曹珍修等人。司徒亮主任十分注重对年轻医生的培养。1962年，作为重医附一院副院长的司徒亮，与左景鉴院长一道，把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多年行之有效的医生岗位责任制度移植过来，在医院各个科室建立医生岗位责任等级制度，在现有医生职务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总住院医生职务，形成由科主任（副主任）、主治医生、总住院医生、住院医生、实习医生的五级岗位责任体系，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限，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总住院医生除了必须住在医院，随时做好常规的医务责任、参与手术、病房管理和一般工作安排外，还要负责住院医生与主治医生的工作衔接，处理急诊和突发情况，以及第一时间介入处理医患矛盾等等。因为责任重大，总住院医生通常在年资较高、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住院医生中提拔担任。在确定妇产科总住院医生人选时，司徒亮主张起用年轻医生，他说：“现在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人口出生率提高，新生婴儿大量增加。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必须加快速度，以老带新，帮助年轻医生成长。有时也要打破常规，在重要岗位上让年轻医生挑更重的担子。

在鼓励下属医生勇挑重担的同时，司徒亮又把自己的工作方法传授下去，包括教给年轻医生们“夹纸条”。这是他多年的工作习惯，即把重要的事按顺序用纸条记下来，夹在记事本里，既提醒自己，也向下属医生做好交代。后来，“夹纸条”也成为妇产科医生们普遍的工作习惯。

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年轻医生不仅从司徒亮教授那时学到了好的习惯，更受到了好的制度熏陶。妇产科组建初期，为保证科室工作的有序开展，促进医疗水平提高，避免差错发生，司徒亮主任和毕婵琴副主任一道，为妇产科制定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如：

每天上午必须有主治医生查看病房，对责任内的病人提出当天的治疗计划和准备方案，对重大手术及需要会诊的病例提出建议报科主任决定。

每周必须有科主任巡视查房。主任查房时，主治医生、总住院医生、住院医生及实习进修医生都要先做功课，准备回答主任提问。包括护士长也参加科主任的巡视查房，并将病例牌带至病床旁，以备主任查看。

值班医生必须作好每天的工作记录，认真书写病人病历，由其上级医生负责检查，核对。如有错误，必须及时纠正修改，不能影响下一班医生的工作。

值班医生在结束工作离开病房前，必须把责任内的病人完全查看一遍，确认病人病情稳定，可以交接，才能离岗。

住院医生必须自己动手做三大常规检查——查尿、查血、查大便，打针也不能只吩咐护士做。

住院医生不能离开病房，要做到跑勤点，跑快点。

这些制度既保证了妇产科的工作秩序，也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出了标准，除了“文革”动乱时期外，数十年间成为历代医生奉行的“宝典”。很多老医生回忆往事，都情不自禁地感念司徒教授为妇产科乃至重医附一院健康发展奠定的制度基石。而这块基石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摇，也跟司徒亮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息息相关。

作为医院的副院长和妇产科主任，司徒亮一直坚持每周亲自查房，并主持每周一次的门诊讨论会。他让医生提出疑难病例来分析，他特别强调如果病人有停经、少量流血、腹痛等症状，病史比检查更重要，一定要仔细问诊，不能轻易排除宫外孕的可能。对于接生问题，他十分强调自然分娩，没有明确的手术指征，绝不做剖宫产。这些具体而微的言传身教，也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人才培养打下了具有“司徒特征”的深刻印记。

1950年秋季的一天，上海红十字会华山医院，一个年轻的代理实习医生意外地参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营救，亲眼目睹了一个因难产而大出血的病人，奇迹般地被医生从濒临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这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医生就是后来的重医附一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司徒亮。而那个代理实习医生名叫卞度宏，后来也担任了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主任。

那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时，国内很多教学医院都抽调了医生参加志愿军医疗队，导致国内医院内的医生紧缺，于是紧急征召各个医学院尚未获得实习资格的高年级学生，到医院充任临床医生的助手，称为代理实习医生。正在上海医学院妇产科读四年级的卞度宏等见习医生，也被派到华山医院做代理实习医生。

这天，轮到卞度宏与一位主治医生值班。突然，一个码头工人模样的男子，拉着一辆平板人力车送来一个病人。男子满头大汗，棉布衣衫也湿透了，一进医院大门就大声呼叫：“救命哪！医生救命哪！阿拉的女人快要生孩子啦！现在大流血了！”

值班的主治医生对病人紧急检查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病人的生命体征很差，气息微弱，已经呈休克状，而且羊水中伴有大量出血。值班医生立即输液抢救，同时请来当日值班的上级医生包括司徒教授。

那时司徒亮担任上海华山医院妇产科教研组主任，已是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司徒亮一看产妇病情危急，也不多说，一边穿好手术衣、戴上消毒手套，一边叫护士迅速拿来子宫腔纱布卷，亲自动手将胎儿、胎盘娩出后，立即将长长的纱布卷送入子宫压迫止血，其操作娴熟，有条不紊，旁边参加协助抢救的医生们都聚精会神，睁眼凝视。

奇迹就在司徒亮的手中出现，产妇很快止住了血，血压逐渐升上来，心跳和呼吸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终于被抢救过来。

司徒亮那一连串操作，十分果断、坚决，没有任何犹豫、迟疑。卞度宏和其他在场医生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惊奇不已。后来在重医附一院妇产科，已经成为司徒亮主任助手和搭档的卞度宏，特地向老师请教，他那套抢救经产妇大出血的技术是怎么练出来的，在产科医学上有怎样的价值。司徒亮回答说：“我这个急救手法，是当年留学美国时从医院的临床实践中学到的。你必须明白，西医妇产科治疗分娩大出血，最强调手术果断处置，抓住时机，分秒必争。因为孕产妇大出血是最危险的，谁遇上都麻烦。这就好比神仙跟魔鬼斗法，谁抢到先机胜利就归谁，不能有半点犹豫，也不能心存侥幸。当然西医妇产科技术也分两派，一派大刀阔斧，一派细致入微，好比中国古典诗词也分成两派，一派豪放，一派婉约。”

时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让司徒亮的手术风格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另一种豪放。不过，这次站上手术台的却不是他本人，而是另一个年龄比他小得多的学生，她叫程绮馨，是个道地的重庆妹子，1958由求精中学考入重庆医学院，1963年毕业分配到重医附一院妇产科。

不过，一开始程绮馨并没有打算当妇产科医生。她最喜欢的是外科，毕业实习也是轮流转，一周在妇科门诊，一周在产房，一周在妇产科病房。在产科病房，程绮馨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社会经济好转，生育高峰到来，产科病房全部住满，走廊里也搭了临时病床，有的产妇等不及进产房，只好把孩子生在了走廊上。

而新的临产孕妇还在到来。实在没有病床了，妇产科主任司徒亮灵机一动，让住院医生叫上两个实习医生到他家去下门板来当临时病床。其中一个实习医生就是程绮馨。她听到这话一下愣住了，说：“这不合适吧，老师？要是师母不让我们下你家门板怎么办？”司徒亮说：“这个不用你操心，她不会为难你们的。”程绮馨还是不放心，固执地又问：“要是她坚决不让呢？”司徒亮瞪她一眼，说：“那就动手抢来，你们有三个人哪！”说得程绮馨一下笑出来。

程绮馨本来就认识司徒教授，在学院听过他讲课，对他举的手术实例和病理分析印象深刻。这次看到原本知识渊博、说话举止都严谨有度的著名学者老师，竟也有孩子气的一面，幽默得令人忍俊不禁，程绮馨对老师的尊敬之外又加上了好感。在司徒亮询问她是否愿意留下来当妇产科医生时，她便不再犹豫，答应下来，却又跟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让她不放弃原来的外科理想，跟着老师学开刀做手术。司徒亮笑着答应了，说：“好呀，只要你愿意，妇产科有的是手术让你做。”他也喜欢这个心直口快、聪明大胆的年轻医生，在自己做手术的时候，就叫上她跟着学。

程绮馨至今仍记得在实习期间参与的一个手术。患者是一个中年妇女，得了宫颈癌，要做广泛性子宫切除和淋巴清除手术，由司徒亮亲自主刀，一个主治医生和一个实习医生当助手，实习医生就是程绮馨。司徒医生动刀把患者体内的病变部分一点一点清除，两个助手负责拉钩——用器械把病人开刀后的肚皮拉开，以打开空间使手术能顺利进行。手术从早上9点开始，直到下午4点才做完。程绮馨看到老师好几个小时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的工作状态，更加佩服，并为选择做妇产科医生而庆幸。

几年以后，程绮馨已经可以主刀做手术了，但按规定还要在主治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过有一次也破了例。

那是“文革”期间的一天，程绮馨正在妇产科值班，来了一个病人，经诊断确定为良性卵巢肿瘤，可以手术切除。送她来就医的是美术学院国画系的一个教师。美术教师看她很年轻，妇产科也没有其他医生，怀疑地摇摇头，对她说：“我认识你们司徒医生，能不能请他来做这个手术。病人是我爱人，跟司徒医生也很熟。”

听到这话，程绮馨为了难，对美术教师说：“这可能不行，司徒医生现在不能为病人做手术，我请不来他。”

“为什么？”美术教师一脸的疑问。

为什么？程绮馨没有回答，只在心里问自己。

那时候，司徒亮已经被停了职，不仅医院副院长和妇产科主任的职务被停止，就连医生的处方权和手术资格也被取消了。因为医院的管理权已被造反派夺取，包括司徒亮在内的一批老专家，都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靠边站”了。造反派把他的手术刀换成了扫帚，让他在妇产科打扫病房和厕所。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波折，司徒医生默默地承受着，他打扫病房和厕所也很认真，把清洁做得一丝不苟，让造反派的人在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

老师遭遇的这些磨难，程绮馨都很清楚，但却无法跟上门求医的人说。看到美术教师期盼的神情，她只好对他说：“我去跟司徒医生说说，并请示革委会的领导，看怎么处理。”“革委会”就是造反派夺权后临时管理医院的机构。

“啊，千万别找革委会，司徒医生不能做手术就算了，别让他为难。”美术教师无奈地摇头。程绮馨看他那样，便答应他不去找革委会，只跟司徒医生说。

程绮馨在楼道里找到了正在用抹布抹楼梯扶手的司徒亮，她跟他说了情况，问他怎么办。司徒亮说，先收下来再想办法。

中午的时候，司徒亮找到程绮馨，提出了一个建议，由她来做这个手术。

“啊！为什么？我还没做过这种手术呢！”程绮馨很吃惊。

“实话跟你说吧，美术学院来的那个病人和家属都是我的老朋友。那个病人的父亲就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她是张大千与再婚夫人生的，年龄最小的一个女儿。病人家属，就是那个美术教师，是张大千最喜爱的一个学生，因为师生的缘分成了他的女婿。张大千跟我父亲是朋友，过去在上海我们两家常有往来。后来张大千去了台湾，就跟这个小女儿断了联系。现在他女儿有病找到我，也很自然，他们只认识我这个妇产科医生。只是现在做手术的决定权不在我手上，但病人的手术不能拖。现在只有你来接手做这个手术了，就算帮我一个忙吧，小程医生。唉，一个妇产科医生，不能为病人做手术，我这个医生也真是没有用了！”

看到老师眼里满是痛苦和无奈，程绮馨慌忙摆手，说：“那我就做吧。只是我还是没有把握。”

程绮馨的担心是真实的。那时她还是低年资住院医生，没有资格独立做这样的手术，通常是在高年资的主治医生指导下做。而现在，科里没有这样的指导医生，她因此心里没底。于是提出一个主意：“这样吧，司徒医生，明天安排那个手术。您设法先做其他地方的清洁，把时间留出来，在我做手术的时候，您一定要留在手术室里。那样您可以一边做清洁，一边看我开刀。这样既可以指导我完成手术，也没有耽误做清洁，造反派的人就没有借口整你了。您说好不好，老师？”说最后一句话时，她把对司徒亮的称呼改了回去。

第二天，有司徒医生在旁边看着，程绮馨心里变得很踏实了。打开腹腔后，她很快找到病变处，干净利落地切除了卵巢肿瘤。多年以后，程绮馨回想起动乱年月的那台特殊手术，对司徒老师的悉心指导仍然记忆犹新，认为那是她当住院医生时做得最完美的一次手术。

经历过动乱年代的磨难，司徒亮对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更加珍惜，还积极要求入党，他入党时已经年近七旬。后来司徒亮生了病，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还没痊愈，便蒙着纱布参加党组织生活。很多人为司徒医生的赤诚之心所感动，说他只讲奉献，不求回报，从不抱怨，一生进取的情怀，正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1988年6月，重庆医科大学党委授予司徒亮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年12月，司徒亮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荣誉。

如果说，治疗难产和大出血，司徒亮把豪放派产科手术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在诊断各种妇产科疾病时，司徒亮风格瞬异，让他的学生和同事也获益匪浅。

1960年到1961年，农村经济非常困难，老百姓饱受饥饿之苦。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浮肿病爆发，妇科发病率也急剧增加，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医生们也面临了严峻挑战。第一批从上海来到重庆，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的戴钟英医生，清晰地记下了两个农村孕妇的不同遭遇，也记下了司徒亮主任精致的医术和严谨的风格。

一天，正在值班的戴钟英接收一个患了重度贫血症的孕妇。病人虽然妊娠已近足月，但十分消瘦，人躺在病床上都不能睡平，下肢明显浮肿，血红蛋白极度偏低，心律非常快。内科诊断认为病人患有贫血性心脏病，针对性地使用了小剂量洋地黄纠正心衰。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病人病情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戴钟英向病人家属询问情况，家属摇头叹息，说她是被饿成那样的！又恳求医生帮忙救救她。但是已经晚了，洋地黄可以纠正心衰，却无法纠正贫血，当晚病人就死亡了。

过了几天，戴钟英又接收了一个症状与上个病人几乎完全一样的近足月孕妇。病人也是严重贫血，骨瘦如柴，下肢和外阴部水肿得厉害，皮肤都透亮了，躺在病床上也睡不平，心率加快，喘气不止，心力衰竭现象严重。司徒亮带着戴钟英和内科医生一起讨论，决定采用换血的方法来抢救。司徒亮把医生分成两个组，在同一时间内，一组从病人体内缓慢抽出红细胞极少、血红蛋白水平很低的血液200mL，另一组则慢慢地输入200mL红细胞正常、血红蛋白水平正常的新鲜血液。病人没有不适反应，安然地度过了第一天。第二和第三天又做了两次换血，患者的情况明显好转。在自己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司徒亮和医生、护士们想办法省出自己的口粮，为病人提供一些食品补充营养。接着，司徒亮又指导戴钟英用细针多点轻轻穿刺放液的方法，为病人极度浮肿的外阴消除水肿。病人终于在分娩出一个死婴后活了下来，外阴也没有损伤。

之后，司徒亮把这两个病例当成典型教案，在每周一次的查房时提出讨论，总结疑难病证的诊断方法，使年轻医生们获得教益。在1961年和1962年最困难的时期，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不但没有发生医疗事故，还成了医院里最好的科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