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医科大学幽静的图书馆大楼前，耸立着一尊简朴的青铜塑像，铜像的黑色大理石台基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钱惪（1906—2006），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在铜像前方不远处，有一株劲干虬柯、枝繁叶茂的黄葛树，这是重医初建时钱惪带领创业者们种植的纪念树 ，树下葬着他的骨灰。再往前看去，重医楼宇错落，生机盎然的宽阔校园尽收眼底。

钱惪是重医目前唯一的名誉校长，也是唯一获准身后将骨灰葬在校园中的人。

这座声名日隆的医学殿堂何以会给予老人这样的尊崇和殊荣？

“没有钱惪就没有重医，也不会有重庆卫生事业的今天！”

这是笔者在重医采访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退休赋闲的老教授们这样说，忙碌中的教职员工这样说，莘莘学子们也这样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重医人都这样说，没有异议，不闻杂音！

岁月流逝，寒来暑往。在这座铜像和这株黄葛树前，不知留下了多少祭奠者的花束、缅怀者的身影、景仰者的目光和创业者的思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称重医附一院）主任护师陈曼丽教授是在钱惪教授卧床不起时，陪护着他度过最后生命时光的人。这位当年与丈夫双双追随钱惪从上海来到重庆参加重医建设，从普通护士一直做到重庆市护理学会理事长的老太太告诉笔者，尽管年事已高，现在她每个季度仍会来钱惪的铜像前祭奠一次，跟老先生说说话 ……“没有钱惪老院长的引领和教诲，我的一生不会过得这样有意义！他在我心头一直是活着的，根本没有离去 ，也永远不会离去！”说这个话时，她的双眸灼然发亮，从里面我读到了一种无可怀疑的笃信，这也是许多重医人在怀念他们的老校长时常有的目光。

笔者是与钱惪先生的儿子钱元恕教授一起前往瞻仰钱惪老先生的铜像的。这位童蒙之年便跟随双亲从上海来到重庆，后来也就读于重医，并长期在重医工作的医学教授，一路上话语不多，几近沉默。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何以会这样，只是从其依稀可见的泪光中，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平静。分手后他从美国给我发来了一些有关他父亲的历史资料时，在微信中留言道：我想念我的父亲！后面连加了三个“流泪 ”的表情。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意识到他当时的心境。这又使我不由得联想起在参加老教授老员工的座谈会时，一些陷入回忆的老人开口哽咽、不知所言的情形......情到深处人无语啊！

由这座铜像和这株黄葛树所构成的这处特殊景观，已经成为重医校园中的一处情感磁场，一个历史见证和一种精神象征！

随着采访的深入，笔者心中油然升腾起一种强烈的追寻欲望：是什么样的 人生经历和人格力量，使人们对钱惪老人如此地高山仰止，感铭难忘？

1955年，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医药卫生事业落后状况的问题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国务院决定将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称上医）整体内迁，成立重庆医学院。后来考虑到上海的实际情况 ，改为一分为二，调集各系科共400余教职员工组成内迁大队，由学院的一位主要领导带队前往重庆，成为创建重庆医学院的基本队伍。动员宣示十分明确：此次内迁并非短期支援，而是永久扎根，也就是说，是没有回程票的 。而当时的上海和重庆，一个是有“东方巴黎 ”之称的中国最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一个是偏居西南的内陆城市，各方面的条件可谓天上地下。一直以来，上海人都将上海以外的地方视为“ 乡下 ”，不要说这样拖家带口的远迁，就是平时短期出差都会不习惯。而且由于存在“地区差价 ”，从上海到重庆后所有人员的工资都要相应调低 ，最多的可能减少达100元以上！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都不乏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但面对这种一旦决定去留，便是天壤之别，且一定终身的抉择，内心里也不能说都没有一点忐忑和犹豫，何况还有家属安置、子女就学等等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此番内迁动员牵涉面广，实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雁群远徙需要头雁带领，要使这项重大内迁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必须要有 一个有号召力的带头人，他不但要有足够的个人威望，还要有非同寻常的组织领导能力。市委和学院领导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时任上医副院长兼附属华山医院院长的钱惪身上。

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曾留学美国的钱惪教授，是国内顶尖的传染病学专家，他不但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且思想进步，医德高尚，深孚众望。当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就此征询钱惪的意见时，他当即表示：服从国家需要，决不辜负组织信任！

了解钱惪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慎言重行、一诺千金、说干就干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受命“组阁 ”那一刻起，钱惪便开始认真思考编制这次内迁建校需要的各类人才配置和具体对象，包括各系、科的临床、基研、实验 、技术的专业人才和行政、后勤等方面的管理人员等，获得批准后，即开始一个一个地约谈，认真地征询对方的意见，仔细地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钱惪推心置腹的恳切态度、将心比心的理解和关爱， 以及在交谈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之心、惜才爱才之情感动了所有的人。原本以为难度不小的组织动员工作进行得异乎寻常地顺利，几乎所有被选中的同志最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愿意追随钱院长，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多年以后还有人回忆说，钱院长真是爱兵如子又心细如发呀，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轻装远征，我们想到的事情他想到了，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也想到了，下来之后就亲自协调督办，一个一个地解决落实。在大家眼中，他既像是领导，又像是兄长和父亲。他说的话，大家都觉得靠谱，暖心！

这次大规模内迁所定下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当时都是身处各个关键岗位的骨干，为了不至拔了萝卜留下坑，做到走留兼顾，经沪川两地协调，决定根据新校建设的轻重缓急，分批分期地内迁。这样钱惪就肩负起既要考虑重医新建，又要考虑上医善后的双重角色，成了不折不扣的磨盘心，从1956 年打前站的第一批人马启程起，一直处于上下奔忙、两头操心的状态。

按照钱惪的计划，所有的搬迁工作应当在1957年中期完成，届时他将和最后一批离沪的同志一起奔赴重庆。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却使这项内迁工作暂时停顿下来，直到一年后方才重新启动。不想这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动却摆到了钱惪的面前：根据四川方面的建议，上级同意安排一位当地的老同志接任暂代院长的陈同生 ，出任新建的重庆医学院院长，原来内定由他接任院长一事搁浅了！ 陈同生在向他透露这一消息时告诉他，出于这个原因，他可以选择留在上海，而且组织上也会理解。钱惪知悉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心头虽有微澜，却并无他念， 当即表示 ：“感谢组织的关心！但我已经动员说服这么多同志去重庆了，事到临头我自己却变卦了，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那边更需要人，我还是要去，一定要去！”

陈同生动容地说：老钱呀，中国人讲故土难离，落叶归根，你却是老年出征，他乡扎根，难得呀！

老院长的话拨动了钱惪的心弦。上海是他的事业发祥之地，条件优越，人脉广泛，加上各级领导熟悉信任，可以说个人的事业发展正处于顺风顺水、大展宏图的极佳时期，而且他的老父和众多亲戚都在上海......然而献身新中国的建设和祖国的医学事业，为缺医少药的西部民众雪中送炭的一腔宏愿和激情，压倒了所有的私念！

钱惪的夫人张聿秀时任上医护校教师，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她理解丈夫的追求，作为相处多年的伴侣，她也深知丈夫的禀性，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对膝下的两个正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儿子的教育问题，却也另操着一份心 。当她从领导口中得悉，学院决定为钱惪保留上医副院长职务三年，三年中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回上医复职时，不禁怦然心动。她鼓起勇气向丈夫谈了一个想法：是否可以让她和两个孩子暂时留在上海，三年后再看情况最后决定去留。这件事钱惪事先并未告诉妻子，见她已然知情，只好敞开话题说道：“对组识上的关怀，我很感激，但这却更加坚定了我去重庆的决心。目前那边各方面确实都面临着很大困难——万事起头难啊！如果我悄悄留了后路，还能带领大家去义无反顾地去完成这项重大的国家工程吗！至于两个孩子，小时候吃点苦受点磨练，对将来的成长也不是坏事 。总之，开弓没有回头箭，破釜沉舟，举家内迁，重医就是我们的新家！”

妻子心悦诚服地认同了丈夫的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国家为重，事业为重，这就是她无怨无悔地相伴多年的丈夫！她钦佩他，尊重他，也从来没有拖过丈夫的后腿。

陈同生以一锤定音的口气问道；“老钱，这一去……真没有什么想法吗？”

钱惪答道；“有！那就是鞠躬尽瘁，不辱使命！”

1958年夏秋时节，钱惪在办理完这次大规模内迁的各项重大事宜，交代完自己名下的所有工作之后，怀着对上海母校的眷念和对新生活的憧憬，辞别了留沪的亲人，带着夫人和儿子溯长江而上，举家迁往重庆。客轮启航后，他久久地凭栏眺望，在心头默默地与这一方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那么多难忘的人生履历的江南故土告别。当客轮航行至江阴地界时，凝望着远处的江堤岸树和房舍田畴，一股浓浓的乡愁蓦然袭上心头，他仿佛看见了那一幢坐落在江南水乡深处的青瓦小屋和自己倒映在湖汊间的青少年时代的身影和从那里走向社会的人生脚迹......

1906年5月，钱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以耕读传世的秀才之家，尽管家境贫寒，父亲却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刻苦读书，将来能有所作为，光宗耀祖。他父亲亲自授课，并施以头悬梁、锥剌股的严苛要求，稍有不逊便戒尺侍候，为此几个孩子都没少吃苦头。排行老大的钱惪自幼聪明好学，深受父亲器重，但却对成天只是闭门死读经书感到厌倦，对外面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书刊则很感兴趣，经常偷偷阅读。父亲对此极为恼怒，只要发现便施以体罚，但事过之后，钱惪依然我行我素。父亲怒火中烧，干脆中止了他的学业，把他送到镇上的一家布店当学徒。当时的所谓学徒，不过是从店务到家事都要随叫随到的小帮工。在老板的吆喝支派下，钱惪上下门板，扛包取件，洒扫除尘，招呼顾客，每天从店铺开张一直忙到关门打烊，收工后还得为老板家里劈柴生火，看护小孩，洗衣服，涮马桶......只有晚上回到店铺搭床守夜时，才有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也就成了钱惪饱览群书、神游世界的最为舒心惬意的时刻。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不知伴随着少年钱惪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天文地理、医著药书、生物进化、人类起源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都是他涉猎的对象。没有了父亲的约束，他反而开始认真地阅读领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抱负和古代圣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则乐”的为人之道，以及“立身之道贵在不求于人而有助于人”的传世家训，都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他不甘自弃的苦读精神终于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老人托人去问儿子：是继续当学徒还是读书？钱惪喜出望外，立即表示想继续读书。

父亲将钱惪送进江阴南菁中学就读。这所在当地颇有名声的中学以“忠恕勤国”为校训，是一座尊重传统却不守旧的学校，要求学生熟读经典，匡正身心，同时开设体音美和各种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课程，物理、化学等教科书更是采用英文原版，这在当时的中学教育中，可谓凤毛麟角。而这恰恰是最令钱惪欣喜和激动的。钱惪在南菁中学如鱼得水，奋发苦读，几度寒来暑往，不仅文化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体魄和志趣也得到极大的锻炼和陶冶，成为一个胸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志向的青年学子。

1925年，钱惪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江苏医科大学预科。与学法律当律师、学政治走仕途等炙手可热的专业相比，医学在当时属于冷门，报考的年轻人并不多，他做出这样的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美丽的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却是血吸虫病等瘟疫蔓延夺命的渊薮！钱惪从小就亲闻亲睹了血吸虫病和其他疫病给乡亲们带来的惨重伤害，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为父老乡亲解除病痛。两年后，钱惪随该校毕业班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 （后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他宵衣旰食，苦读五年，于1932年以各科合格的成绩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前与他选择同一专业的4位同学，硕果仅存的只他一人。毕业后他先后应聘在上海同仁医院、南京中央医院担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尽管他胸怀报国之志和拯民之心，且在内科尤其是传染病学上造诣日深，但在那个国家积弱积贫，外患内忧，政府无暇也无心顾及民生疾苦的时代，他的满腹学问却难以服务于真正缺医少药的广大民众，更难以报效身陷疫区的父老乡亲。这使他内心里充满了痛苦，时时刻刻都在期盼着国家能慢慢好起来，然而眼巴巴地等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

随着淞沪抗战爆发和上海失守，江南大片国土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掌。南京危在旦夕，中央医院奉命准备紧急撤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了令他悲恸万分的噩耗：日寇进犯江阴前夕，时在家乡小学任教且已有身孕的妻子刘席珍和钱惪的二弟、二弟媳、五妹四人一起逃离家乡，但父母却难舍祖居的老屋，执意留守家中。四人在逃难途中闻悉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情形后，十分担心两位老人的安全，决定冒险回家将他们接走。不料行至半途，在一个名叫祝塘的地方，与一支日寇先遣队遭遇！日寇以他们拒绝“与皇军合作”而施以酷刑，四人坚贞不屈，痛骂日寇。敌人恼羞成怒，将四人残暴杀害，然后烧房焚尸。钱惪闻知噩耗，匆匆赶回江阴。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剧，钱惪痛彻心扉。料理完妻子和弟妹的后事，他挥泪泣别父母和家乡亲人：山河破碎，何以齐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后来钱惪的父亲钱晓朕痛定思痛，写下一篇名叫 《四德殉国记》 的文章，记述四位亲人惨遭日寇杀害的经过。文章传到大后方，被选入中学课本。据说当时老师朗读这篇课文时，教室里常常是一片哭声;钱惪匆匆赶回南京不久，便与医院的同事们一起踏上了漫漫内迁之路。在抗日救国的高昂热情激发下，这支从当时中国最高等级的医院里走出来的医疗队伍，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险，从南京到南昌，到长沙，到贵阳，最后到达大后方重庆，在远郊的高滩岩重新挂出中央医院的牌子，成为抗战大后方的医疗救助中心。在这个历经危难和生死考验的过程中，钱惪不知疲倦地救死扶伤，从内科代理副主任做到副主任，又做到代理主任。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和营养不良，使他出现了综合疲劳症状，但只要一走进病房，他疲惫的双眼立即变得炯炯有光！人们称道他精力过人，实际上他是拿命在拼啊！

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人手少，设备也差，从各地转送来的伤员和病人又多，工作起来真是不知白天黑夜！也是年轻吧，饿了扒几口饭，困了和衣躺上一会儿就没事了。大家都一样，心头好像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想法！”

1941年，国立上海医学院辗转迁移到重庆，在歌乐山深处安顿下来，并与中央医院建立起合作关系，钱惪被聘为上医副教授。当时上医的条件异常艰苦，所有师生员工都吃一样的糙米饭和红薯杂粮，都住在竹巴糊泥为墙的简易

棚房里，对教授们的唯一照顾，是晚上读书或写教案时特许使用两根灯芯的桐油灯！但他对困难都毫不介意，一手育人，一手救人，一门心思完全扑在工作上。晨昏朝夕，在从歌乐山到高滩岩之间的崎岖山道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来去匆匆的身影。

轮船在大江上不舍昼夜地破浪前行，悠然的汽笛声令钱惪思绪绵绵，又不禁回想起十多年前在太平洋上的那次归国旅程......

1944年，日本的败相渐显，大后方开始出现多年未有的乐观情绪。这时钱惪获得了一次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的难得机会。美国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和波士顿大学优越的学习环境，令他大开眼界，却也令他更加思念多灾多难的祖国。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同时无时不在关注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局势的发展，期待着早日学成归国，回报乡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钱惪兴奋得彻夜难眠，进修刚告一段落，便决定束装启程，返回祖国。

离开美国时，钱惪得到上医回迁上海的消息。在驶向祖国的海轮上，他对自己此番归去所想开展的工作，做了无数的思考，想得最多的是如何阻遏和消灭正在南方大规模蔓延的血吸虫病和其他寄生虫病疫情，这不但是国家战后重建所必须，而且关乎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未来！

他回到刚刚抗战胜利的祖国，出现在他面前的并非是他所想象的一个浴火重生的充满希望的国度，而是一个愈加黑暗混乱的魍魉世界！“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从上到下贪腐成风，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生疾苦愈加深重，连原来的一些事业有成的同僚也面临失业之虞或陷入典当度日的窘境。已受聘为上医教授的他，因学院无力支付员工薪水，竟也落到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的地步！

一些学生眼见老师家里断了炊，悄悄送去了一些米，他沉痛地说：国家坏到这种程度，连教授都面临饿死之虞，老百姓还怎么活啊！他将米退还给学生，在饥馑中依然坚持传染病学研究，思索血吸虫病的治疗和根除之道，然而最终仍只能坐困愁城，眼睁睁地看着广大疫区继续着瘟神肆虐、哀鸿遍野的惨剧！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建立，不但给了钱惪崭新的人生，也给他了一展抱负的天地。据普查，当时全国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其中尤以南方为甚，上海周边池塘湖泊密集，青浦县、嘉定县等几十个县都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无人村”“寡妇村”“罗汉村”（腹胀肚大如鼓） 和“棺材田”比比皆是，其状惨不忍睹。

“瘟神”不除，民不安生！在人民政府的号召下，钱惪像一个枕戈待旦的战士，迫不及待地奔赴血防战斗的第一线。

迎头便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遭遇战！当时华东军区的野战部队为准备解放国民党军盘踞的沿海岛屿而进行大规模的水上训练，然而不久即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发烧、拉肚子的群体症状，排查的结果指向了同一个罪魁祸首：血吸虫病！消息惊动了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都紧急动员起来，千余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疫情暴发区。钱惪被陈毅市长亲自任命为血防大队治疗顾问，与同事们一起废寝忘食地投入了这场只能取胜，而且必须速胜的恶战！

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只有酒石酸锑钾，这种静脉注射药剂需要高浓度的葡萄糖溶液配伍稀释，但因当时遭受国外封锁，国内一时无法找到如此大量的葡萄糖溶液。部队领导万分焦急，来电询问是否可以想到别的办法。钱惪经过缜密考虑，决定试用生理盐水代替葡萄糖溶液！这个大胆的想法使一些同事十分担心，因为这样做意味着要突破国际医学界已沿用了几十年用药规范，而锑剂的毒性极大，静脉注射药量稍微把握不当或小有偏差都可能酿成重大医疗事故，尤其是并发蜂窝组织炎引发大面积溃烂，严重时可导致急性心源性脑缺血，导致病人猝死，而且几乎无法抢救！大家都不明白一向以严谨细致著称的钱惪教授何以会突然变得如此“胆大妄为”！有些原本就感到给部队官兵治病责任非同一般的同事劝告钱惪：“我们毕竟是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万一有个闪失，你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钱惪的态度却十分坚决，说：“军情如火，不容贻误。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溶液在药理上相近，并非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东西，完全可以一试。但为了确保安全有效，可以先在我们医务人员身上做试验，我排第一个！”

有同事又提出为防万一，可否适当减量用药，一步步地来。钱惪却表示时不我待，坚持要在确保有效药量的情况下进行试验，他对大家说：“大家放手干吧，出了问题我负责！”在钱惪的带领下，整个团队同心协力，废寝忘食地投入紧张的工作，经过反复试验、观察、对比、研究，得出了用生理盐水取代葡萄糖溶液与锑剂配伍进行静脉注射，可达到同样治疗效果的结论，同时对于锑剂中毒所致的心脏和肝脏中毒也研究出了行之有效的解救措施。

按照国际通行的锑剂治疗血吸虫病规范，一个疗程需要20天以上才能确保达到治愈效果。钱惪研究血吸虫病多年，早就发现这个20天的所谓金科玉律过于保守，认为完全可能在更为精准给药并配以各种辅助治疗手段的同时予以调整缩减。他亲自带队下去做临床试验，并再三告诫大家，缩短治疗时间不能以降低治疗质量为代价，人命关天，必须慎之又慎，一切都需要通过科学证实，来不得半点马虎。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团队的反复试验和最终验收，将原来的20天疗程一举缩短为15天，后来又进一步缩短为10天，并总结为“锑剂治疗血吸虫病10天疗法”进行大规模推广。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治愈染病的部队官兵愈万人。

由于钱惪的特殊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授予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钱惪出席了首届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钱惪感触万千，他更深地懂得了只有将个人的事业追求融入到整个国家中兴的伟大事业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未久，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钱惪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担任上海医疗二队副队长，星夜开赴东北齐齐哈尔，展开对抢送回国的志愿军伤病官兵的救治。因伤病员大多都是身负重伤或身染重疾的官兵，工作量超乎寻常，加上一时不能适应当地天寒地冻的气候环境，医疗队的许多同志不久就病倒了，钱惪反复感冒，发烧咳嗽，周身酸软，不思饮食，上级领导和同事们多次劝他适当卧床休息，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我不能躺下！志愿军战士在前方舍生忘死地保家卫国，负伤生病后经过多少人千难万险地送回国内救治，我能躺得住吗！”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工作，但却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在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的同时，还对部队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使所在部队的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普遍得到提高，这些人后来成为组建解放军某军医大学的骨干。

一批又一批志愿军伤病员在钱惪和同事们的精心治疗下得到康复，钱惪也一次次地为官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事迹和伤愈后即要求重返前线的决心所感动，尤其是一些共产党员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种赤胆忠心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令他非常钦佩。在弹雨横飞的战场上，冲锋在最前面的总是共产党员，撤退在最后面的也总是共产党员，许多写了入党申请书的战士在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刻，都会向党组织表达一个同样心愿：如果我“光荣”了，希望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一个强烈的念头在钱惪的心底萌生了，他也要像这些共产党员和这些战士一样，怀着最崇高的人生信念去生活和战斗！

由于钱惪的出色表现，他受到志愿军领导机关的嘉奖。

从东北回到上海不久，又传来沈阳地区发生大规模洪灾的消息。钱惪再度请缨率队北上，在风雨和洪水中展开医疗救护。洪水完全退去后，他和同事们一直坚持到所有受灾地区的防疫工作全部完成，方才撤离。

再次返沪后，钱惪放弃了组织上安排的休假，全力投入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由于学养深厚，贡献突出，他被中央卫生部血防委任命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不久又受命主持编写具有重要医学临床价值的 《血吸虫病防治手册》。这是他早就有心要做，却一直苦于没有条件实施的工作，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令他倍感鼓舞。同时他也深知，这是一项一字之差都可能影响病人的康复乃至生命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他参阅了大量相关的中外论著，并将自己多年来对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的实践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真正做到了下笔三思，慎之又慎，达到了论必有据、措必可行、效必确切的高标准。为了检验和推广 《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他一次又一次去各省地特别是严重疫区检查指导工作，普及血防知识，辅导医务人员，深入到河边溪畔、田间地头、村舍农户进行疫情考察，与民众一起下水挖沟，清淤灭螺......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他应邀去无锡为血防培训班学员授课，行前突然得悉母亲在杭州病逝的消息，一边是恩重如山的慈母，一边是翘首以待的学员，牵心挂肠中，他想到母亲从小教育他“精忠报国”的往事，最后强忍内心的悲痛如约先去无锡为学员们讲了课，然后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在母亲的灵柩前长跪不起......

《手册》 的推广和实施，将我国的血防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血吸虫病死亡率大幅降低，其中疫情最重的江苏省的血吸虫病死亡率就由原来的 0.16％降低至 0.02％！即便是在全球的血防治上，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1950年，钱惪当选为上海市劳模。是年上海举行国庆大游行，当上医的游行队伍举着钱惪的画像敲锣打鼓地步入上海跑马厅 （即现在的人民广场） 国庆主会场时，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此前后，钱惪还作为主要担纲人之一参与了全国统编教科书 《传染病学》 的编写工作，先后三易其稿，为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由国家审定的填补空白的高校医学教材，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后他还与刘约翰主编了 《实用血吸虫病学》，与王其南等主编了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册》 和 《传染病学》《内科理论和实践》 等重要医学书藉。

1955年，钱惪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无比激动，决心要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自己的誓言。

而今，已属年过半百的他，就要离开这片连心的家乡故土和所熟悉的一切，奔赴遥远的大西南，去到那座出门就得爬坡上坎的山城，投入一场白手起家、重新创业的新战斗了。人说年过四十万事休，而此时已年过半百的他内心里却像脚下奔腾的大江一样，澎湃着迎接新挑战的汩汩豪情！

船抵武汉后须等候换乘小船进入川江，一行暂歇于武汉医学院招待所，刚安顿下来，钱惪便接到一封由中央卫生部发来的拟调他到中央卫生部履任新职的函电，称如他本人认可，即可从武汉直接赴京，重医方面的善后工作由部里出面协调处理。

一石激起千层浪。能到中央卫生部工作，在当时不但是莫大的荣誉，也意味着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善。然而面对着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钱惪却在不事声张中做出了决定：说明情况，婉辞盛邀。他对妻子说，我说过要为重医的建设贡献余生的，那边一大摊子事在等着我，同事们也都在期待着我去和他们一起战斗，我怎能自食其言，半途而废呢！

换乘的小轮船进入川江，在奇峰耸峙、江流急湍的三峡中艰难上行，有些太过险恶的江段，轮船憋足了劲也只能在原地打转，不得不靠岸上的钢缆绞盘拖引，俗称“绞滩”。在陡峭的崖壁栈道上，还依稀可以看到成排成串的纤夫奋力拉纤的身影。

有同行者惊呼：“这完全是在水上爬坡啊！”

钱惪笑道：“这就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有人搭话：“钱院长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乐观豁达，让人佩服！”

钱惪只是笑笑，没有回话。

其实，钱惪的心头远没有表面这样轻松。尽管当时重医已经正式挂牌招生，打响了第一炮，第一附属医院亦开始接待病人，社会反响也不错，可谓双双实现开门红，但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这一切的幕后规划者和推动者，他深知这仅仅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开端，远不是如有人所说已然打开局面。对于未来重医的发展，他心中早已有一个近期、中期和远期分步实施的宏伟蓝图。眼下的情况不过是近期蓝图的第一步而已！各种各样的困难还有待去一一克服！别的不说，现在袁家岗的新校址，基本上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坡，大多数员工只能暂时挤住在城内的一家儿科医院里，从那里到袁家岗上班路上就得折腾一个把小时。一些无房的年轻同志，更是只能将就居住在农户的土房中或者临时搭建的草棚里。白日里蛇虫出没，夜晚间老鼠乱窜，吓得女孩子们半夜不敢睡觉。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饮食，与当地同事、病人存在语言交流障碍，有些同志在与本地同事交往时，有意无意地显示出某种优越感而影响了彼此的团结，一些在上海属于很普通的生活习惯，却被一些本地同志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问题可谓比比皆是。而他作为这支支内队伍的领头人，也还有个与当地委派的领导同志如何团结共事的问题等等。除了可以预见的困难和问题，还有无数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测的困难和问题......而一切的一切，他都必须去面对，去担当，去思考，去解决！

江船经过屈原故里秭归时，钱惪油然想到了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重庆已然在望，他却越来越清醒地感受到“任重道远”四个字的分量。

重庆医学院为钱惪一行的到达举行了一个简朴而隆重的欢迎会。先期抵达重庆的上医人员簇拥在老院长周围，百感交集地倾诉着自己此来的感受，他们说：“老院长，我们还以为你会丢下我们不管了呢！结果上海留你你不留，北京要你你不去，却心甘情愿地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吃苦受罪，是我们连累你了！”

钱惪乐呵呵地说：“我们之间谁连累谁啊？你们不都是听了我的动员才来的吗！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后悔了，我现在就向他道歉！”

有人笑道：“你来了，我们就不后悔了！只是，你这么大的年纪，又有这么高的声望和待遇，却执意要来这里，到底图个啥呀？”

钱惪环视着大家朗声道：“图个啥？就图跟大家一起创这个新业，建这个新家呀！”

有人红了眼圈，说：“老院长，说实话，这两年，虽然你在上海，我们在重庆，但却时时都能感觉到你对我们的关心和牵挂，但终究人不在跟前，还是会想念的呀！现在你来了，我们的心也就安了，不去东想西想了！”

钱惪也动情地说：“你们是开路先锋，是大功臣呀！你们的辛苦和付出我都知道，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晒黑了，很多人也能吃当地的饭，说当地的话了，一些同志手上还起了老茧......说实话，我很感动，也很自豪。有人说，上海是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我要说，上海也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大本营，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们上医人不属于前者而属于后者！当然，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搞五湖四海的。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工作过，对重庆人耿直豁达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都留有深刻的印象，重庆人还有一个禀性，就是不排外！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地去开创共同的事业！不管是上海人、重庆人，还是来自别处他乡的人，现在我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重医人！重医就是我们共同的新家园！”

热情而真诚的话语激起满堂掌声，也温润了大家的心，无数双泪花闪动的眼睛，仿佛都看到了重医的希望和未来。

下来之后，周泽昭院长感慨地对钱惪说：“你的到来不但使上海的同志们吃了定心丸，我心里也踏实多了。今后我们就好好分工合作，齐心合力地把重医这件事情干好吧！”

周泽昭在医学上颇有造诣，但因长期在中央保健局工作，自感在创办医学院校和管理公众医疗上比较欠缺经验，在院领导分工时，就主动提出希望钱惪能在这上面多有担待。钱惪本身就是想来做工作的，见他态度恳切，也就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钱惪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访了所有上医内迁的同志和从各地聚集来的同志，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同时征求他们对基础教育、科系设置和门诊、住院治疗等方方面面的见解，然后集思广益，在校领导会议上，提出了认准方向、突出重点、以老带新、教医互促、打好基础、全面发展的办院规划，争取在几年的时间里，夯实教学、科研和临床三大领域的基础，引领和带动学院的全面建设，努力实现后来居上，尽早跻身省重点，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入全国医学高校的先进行列。

强大的师资队伍特别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是办好高等医学院校的基石。在刚过去的那场政治运动中，从上海来的不少专家学者和重要的业务骨干被打入另册，一些人害怕沾边受连累，不敢大胆留用他们。钱惪却站在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上，态度鲜明地提出：一定要争取留下这批人，做到人才不流散，并在政治上关心他们，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建功立业！在他的力主之下，重医在运动中被戴“帽子”的绝大多数专家和业务骨干都先后得以返回学校继续发挥所长，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重要举措，也为重医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一批栋梁级的宝贵人才。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钱惪对这些蒙冤受屈的同志并非只是着眼于临时的“利用”“救急”，而是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真正做到了“在政治上多关心，工作上要信任，人格上不歧视，有成绩要表彰”。当年，学院赴温江对一种突发的无名流行疾病进行调查巡诊时，一位姓范的“戴帽”学生在工作中不幸染病去世。钱惪对此非常痛惜。他面含悲戚地来到饭堂，大声地向聚集在那里的师生们说：“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噩耗：今天上午，小范同志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他是为了农民兄弟的健康，为了我们国家的医学事业而牺牲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这个饱含感情的宣示和褒扬措词令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一震，继而从内心里升起一种对面前这位无私无畏的老院长的由衷敬佩之情。多年以后，当时在场的人在追忆起这件往事时，仍记忆犹新，感佩不已。

在钱惪的努力下，重医的各基础教研室和临床科室很快就汇聚起一批事业有成的专家教授，也凝聚了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初步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相对优化的师资队伍和专业门类较为齐全的学术梯队。在设备不足、资料不全、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的状况下，大家奋力进取，默默奉献，在医疗、教学、科研三大领域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为重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钱惪肩负着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但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学者本分和专业求索，他一直兼任着传染病教研室主任之职，坚持参与教学、科研和医疗一线的专业学术活动。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基础和临床各科室坚持两周举办一次学术讲座或大型病案讨论，积极务实地参加四川省和重庆市有关学会的各种学术活动，在全校逐渐形成了浓厚、严谨的学术氛围，而他个人则既是活动的组织者，又是平等的参与者，更是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成为众望所归的引领者。

笔者在采访中听一位老教授谈到他年轻时在传染科参加过的一次至今仍记忆犹新的病例讨论会。当时传染科收治了一位病情表征极像细菌性痢疾的病人，根据各项医学检验指标，专家会诊确定为细菌性痢疾，但对症治疗却效果不佳。在讨论会上，钱惪经过反复询问病史，分析病案，认为病人所患极可能是肠伤寒。现场争论非常激烈，但最后通过病理切片检查，证明了钱惪的诊断完全正确。大家感慨；“姜还是老的辣啊！”

钱惪到重庆不久，即被委任为四川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主任。鉴于传统锑剂只能通过静脉注射给药，且血吸虫对其也逐渐产生了抗药性，他一直十分关注非锑剂的抗血吸虫病新药的发展。当他得悉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 不但疗效高，而且具有体外杀虫的作用，立即组织重医的传染病学、化学、生化、药理、病解、寄生虫学和放射医学等教研室的40余名教师、医生、技术员进行联合攻关。在整个研究试验过程中，他不但是总指挥，也是总监督，对每次试验从药品剂量、水质纯度到每一个步骤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经过反复试验、论证、确认，最后成功地将该药由静脉注射改为口服，疗程也由20天缩短为7天，而且治愈率也大大提高。在试验推广过程中，曾发现部分病人服药后产生血尿现象。钱惪十分重视，亲自组织考察调研，后来发现这种现象多发生在祖藉为两湖和广东的病员身上，经过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发现是这几个地区的病人普遍存在一种遗传性血红细胞畸形所致，后来经过采取相应措施，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一度令人迷惑不解的医学难题。

这一重要成果被认为在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使用，使重医一举成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

在这次联合作战成功的基础上，钱惪决定将感染科和流行病科两个教研室合并成传染病科重点教研室，达到了 1+1大于2的效果，新科室逐渐形成了在他的实际主导下，由刘约翰、王其南、张定凤三位知名教授分别领衔支撑的寄生虫、抗生素和肝炎三大领域，集教学、科研和医疗为一体的高水平团队，为重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的广大病患者解除病痛和防治血吸虫病、钩虫病、肝炎、阿米巴痢疾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性疾病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染病科亦一举成为重医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历史见证了钱惪的远见卓识和务实进取精神。

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甚至充满荆棘坎坷。

就在钱惪心无旁骛地投入重医的建设，为改变重庆和西南地区医学事业的落后状况而奋力拼博之时，意想不到的“麻烦”却找上门来。1959年，他因对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持保留态度而招致批评，被迫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参加学习，提高觉悟”。眼见刚呈现出良好开端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他直接领导的一些重要科研项目受到影响，他忧思如焚，不得不将相关工作转入“地下”，悄悄地过问和指导。好不容易得以“过关”回到工作岗位，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又使重医的发展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由于经费骤减，物资奇缺，基础科研难以为继，终至全部停顿，大部分人员都被抽调去充实人命关天的临床，包括钱惪本人在内。人们每天都看见他身穿白大褂出现在附属医院里，或坐诊或巡视病房或参与病情讨论，而且和普通医护人员一样轮流值夜班。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钱惪也没有丧失建好重医的信心，总是对大家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坐等形势好转，而要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克服困难，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医学检验是医学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没有精准高效的医学检验就不可能有精准高效的医学治疗。钱惪一直非常关注医学检验专业的发展，按照原来的规划，在医疗系和儿科系建立之后，就应该排到建立医学检验系，但当时维持医疗系和儿科系已经十分吃力，再建检验系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上面还一直在强调“要退够”！钱惪不得不忍痛叫停了建立医学检验系的议题。

但钱惪并没有停止对医学检验专业一以贯之的关心与支持，后来于1983年成立了医学检验系，并一步步发展壮大，使该系成为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的重医第二个“国家级学科”，成为“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医学检验研究会理事长单位”和全国最早的博士授权点。当然这是后话了。

随着灾害的持续，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许多医护人员，包括从上海来的不少业务骨干都患上了浮肿病，钱惪一家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肝炎。当时国家对他这样的高级专家每月都有一些肉、蛋之类的“特供”，但钱惪从未去领取购买，坚持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有一次老伴悄悄去买了一点“特供”的肉食回来，他发现后竟发了火，说：“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全校师生们都在系紧腰带共渡难关，我们为什么要搞特殊！”老伴以后再也没有买过。发到他手里的“特供”票，大多都送给了一些身体状况更差或家有老人孩子的同事。多年后一些同事对此仍感怀不已，说这已不是“相濡以沫”，而是在“解衣推食”啊！

一次学校后勤部门想办法弄回来一批鱼，按每人一条分发给教职员工。钱惪回家后发现自家分得的两条鱼个头比较大，不免心有疑惑，悄悄去一般教职员工家中察看，发现自家果然是受了“关照”之后，立即将鱼提回去要求换成跟大家同样斤两的。后勤的同志辨解说，这并不是搞什么特殊，而是考虑到你年事高，担子又这么重，需要加强一下营养而已。但他坚持不允，说如果不换，他就一条不要。后勤人员只得按他的要求办了。临走时他还特别嘱咐：“今后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

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些同志不约而同地聚到钱惪的家中，希望他能出面向政府要点钱改善生活。钱惪听后心情沉重地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政府的担子已经够重了，就像一个哺乳的母亲，她自己的奶水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再去索要，她就只有挤血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喉头哽咽，不再吭声。下来之后，钱惪将自己原来所交党费从每月50元增加到100元，并开始带领全家在自家后院里开荒种菜。他亲自挖土播种，浇水施肥，管护除草......劳动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果实，看着满院的白菜、南瓜、红薯、茄子......全家都喜不自胜。但在第一次收获时，他便让两个儿子将绝大部分蔬果都无偿送给了学校食堂和动物房，其后也一直坚持这样做。学校食堂和动物房收到蔬菜后，都如实写上收条交孩子们带回。当形势终于好转，勿须再送菜时，家里积攒的收条已达数十张之多。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钱惪除了承担着繁杂的校务工作，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医学前沿科技的进展，也一直未停止过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基础到临床，从西医到中医都是其关注的范围，先后在降低治疗伤寒的氯霉素剂量、阿米巴脓肿的治疗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具有实用推广价值的重要见解，一些重要成果后来先后获得全国科技成果奖和科学技术奖。他也依然坚持常年带师生下乡巡诊调查，特别是水网密布，血吸虫病、钩虫病等寄生虫病为害甚烈的川西疫区去得更多。排查血吸虫病人和血吸虫卵携带者，必须要从大便中检查是否带有血吸虫的尾蚴。这项工作从大便标本收集、清洗、盐水过滤、显微镜观察、尾蚴计数，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而且一做起来就是成百上千份，因为工作枯躁且又脏又臭，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示范，要求大家严格按照规范做出每一件标本的检验结果，以不漏过一个可能的病人。针对疫区病人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给药困难的状态，他又积极协助地方建立血防站，做到适时就近给药、观察，极大地改善了治疗条件和效果。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随着“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文革”的风暴骤然来临，大专院校成为首当其冲的蒙难之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口号煸动下，刚刚从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来，步入发展正轨的重庆医学院里，“牛鬼蛇神”“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铺天盖地，整个学院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钱惪也被写了大字报，遭到无端的非难，就在红卫兵准备大动干戈，召开揪斗大会，将“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两顶大帽子戴在他头上示众之时，时任院党委宣传部长的军转干部张丕德挺身而出，慷慨陈词：“钱惪确实是个大学者大专家，但他到底是属于哪个阵营的人，同学们应该是心头有数的吧！别的我都不说，只说一件事：从他入党之日起，就自觉自愿地以超过规定的十倍之数上交党费，在国家最困能的三年灾害时期更将其增加到每月100元，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世界上有这样热爱党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吗！......”一席话说得红卫兵们哑口无言。

在整个“十年动乱”中，面对重医满目疮痍的严峻现实，痛心疾首的钱惪，却抱定守土有责的决心，即便是在校园成为武斗战场，教学大楼成了两派对垒的阵地时，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不离开学校，还经常去探望留校的教职员工，慰勉大家说，派性不得人心，动乱不会长久，大家一定守护好重医！王其南教授回忆说，“我那时还只是传染科的一名普通医生，钱惪老院长去我家看望我的次数，比我去看望他的次数还多！”在山城武斗最烈之时，学校的薪资来源中断，教职员工中出现恐慌，钱惪知情后，毫不犹豫地将家里的全部积蓄倾囊借出，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稳住了人心。同时，尽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甚嚣尘上，他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治学思考，依然力所能及地进行着医学研究，仅针刺麻醉的镇痛效果一项研究，就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取得重要成果，并在后来获得全国科技大会表彰。

噩梦终于过去。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也吹进了重医校园。然而就在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正本清源，重新起步的时候，受到国内一些内迁人员或机构在平反纠错，落实政策时，纷纷返回原单位或原籍地的影响，重医也出现了这样的异动，尤其是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和委屈的同志，包括一些专家教授，先后有数十人以各种理由离开重医，其中包括一些当年追随钱惪从上海来重庆的教职员工和业务骨干，还有不少人也在明里暗地打听或联系出走事宜。广大师生员工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重医方方面面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批上海来的老专家老教授在支撑，如果他们离去，无异于釜底抽薪，将使重医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壳，不但会错失眼前的大好发展机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恢复！上级领导部门则既想留人，又感到棘手，因为从政策层面来讲，这些同志要想返回上海也都是事出有因，合理合法的。

稳定人心，留住人才，特别是各方面的业务骨干，成为关乎重医还能不能继续办下去的紧迫大事！钱惪及时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工大会，并发表了一个掏心掏肺、振聋发聩的讲话。

在大会上，钱惪向从上海和全国各地来的同事们提了一个问题：“大家当年是为什么来到重医的？”

见台下沉默不语，他自问自答：“至少上海的同志我是了解的，不就是支援内地，建好重医，为山城和四川人民造福吗？而当时大家所抱定的是什么样的决心呢？不辱使命，不当逃兵，不给上海人民丢脸！是吧？......这些年，大家作出了不少贡献，不少同志也遭受了这样那样不公待遇，受了一些委屈，但难道这就可以成为我们自食其言的理由吗？何况是在委屈得以纠正，苦难成过去的今天！退一万步讲，这些委屈和苦头能够怪罪重庆人民吗？上海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也一样经历过这些劫难吗？为什么要以离弃重庆作为‘报复’？同志们，这不公平，也不厚道啊！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对不起重庆人民。有一段历史，在座的可能有些同志知道，有些同志不知道。抗战时期，上医被迫内迁，沿途辗转流浪，在哪里都没能待下去，最后总算在重庆落了脚，并安定下来。当时从全国各地转移到重庆的人员多达百万之众，但当时重庆就这么大个地方，就那么一点产出，但重庆人民却敞开胸怀，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没有任何一点排外举动，没有赶任何人走啊！我们上医当时就是这样被重庆人民接纳的啊！如果上医没有熬过那几年，恐怕早就不存在了！没有了上医，哪里还有我们这些上医人？同志们，我们要懂得知恩报遇，不能忘恩负义啊！在座的不是共产党员也是接受党多年教育的同志，历史的使命和机遇已经摆在面前，我们不扛起来谁来扛呀！我个人先在这里表态：坚决留在重医！也希望大家都留在重医，我们一起秉承初衷，把重医办好！......”

语重心长的一席肺腑之言，不但感动了所有的人，也振奋了大家的心，会场上的一片沉默变成一片唏嘘，话音未落，脑外科专家朱祯卿已挺身而出，大声道：“生是重医人，死是重医鬼！我现在当众表态：从今往后，决不再提离开之事！”

在座的许多人也都动了感情，纷纷表态响应，会场上原本凝重的气氛为之一扫。

医学检验系的陈宏础教授是钱惪一手栽培的人才。年轻时他原本是上医华山医院的一名普通技术员，因为对医学感兴趣，考取了上医，却因轻度色盲被改送华东师范物理系就读。情急之下他向钱惪求援，钱惪为小伙子对医学事业的挚爱所感动，经实地考察证明其轻度色盲对观察显微镜确无影响之后，亲自写信给上海市招办要求网开一面，玉成其志，使陈宏础终于如愿以偿。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也是当年坚决追随钱惪到重庆创业的积极分子之一，后来在重庆结婚成家时，钱惪特意赠送“锦绣河山”被面一幅，以“祖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相勉励。他深有感触地说：“说实话，落叶归根，人之常情呀！钱院长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他不思念家乡吗？而且副院长一当就是20多年，做的却是院长的事，要说走，他的理由是头一份！更何况以他的名望和人脉，只要回到上海，哪个大学和医院不抢着要啊！所以他站出来这样一表态，大家都无话可说，无颜再闹了。这就叫榜样的力量！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钱惪在重医就跟定海神针一样，只要他一出面，什么风波都可以化解，什么纷争都可以摆平！真是这样的。”

但当时钱惪并未就此了事。下来之后，他来到一些确有这样那样的具体困难的同志家里，一个个地了解情况，更加细致地做工作。临床检验诊断学专家康格非的妻子已定居香港，并已在那边为他找到了待遇不菲的对口工作，封封书信催促他赶快去香港就职。钱惪反复找他谈心，希望他能留下来发挥一技之长，和大家一起共同建设重医，终于坚定了他留校创业的决心，为办好重医医学检验系和后来的检验医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

留下的许多老师都说：“当年我们之所以没走，完全是被钱惪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力量征服了！如果当年他不到重庆来，许多人都不会来。如果他走了，许多人都会跟着走——可以说，钱惪在关键时刻再次拯救了重医！”

1978年，钱惪众望所归地被正式任命为重庆医学院院长，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夙兴夜寐，拨乱反正，在“十年动乱”的废墟上二次创业，砥砺前行。当时学校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经费严重不足，想办法自行创收，政策又捆着手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姓了一辈子钱，却对钱一直很不在意的钱惪，不得不放下身段，一次次地亲自到卫生部和省里争取财政支持，但常常都是空手而归。当时经费比较充裕的交通部和冶金部都有意将重医收归为其直属院校，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学校发展所需的经费问题，但省政府却又不愿放行。钱惪忍不住当着有关领导的面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放手，不让走，但要放在心上！”

或许真是这话起了作用，在后来的年月里，上面拨给重医的经费逐年增加，重医也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总算挺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早在大学被砸烂关门的“文革”期间，钱惪就坚信作为人类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传承、探索和推进的重要场所，大学是非办不可的，并且深入地思索过在我们的国家办好大学尤其是医科大学所面临的问题。1982年，因患老年白内障不得不在家休息的钱惪，借助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写出了 《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 的文章，指出当时在我国医学高等教育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重大课题，强调医学教育必须强调质量，注重培养学生的医德操守和严谨认真的医风，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向社会提供能适应各种环境和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知识的大批合格的医务人才。文章发表后，在全国高校特别是医学院校和医学界中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有胆有识，有理有据，高屋建瓴，切中时弊”的办好医学院校的“必读”之文。

在抓好学校建设的同时，钱惪在学术研究上亦是老当益壮，进入丰硕的收获期，前后共发表有重大价值和影响的论文和著作20余篇 （部），还应人民卫生出版社之邀，主编了 《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应上海第一医学院之邀，参与了《实用内科学》 的编写，并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医学专业组成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和重庆市科协主席等职务；他还兼任 《中华医学杂志》 和《中华内科杂志》 编委、副主编和主编。尽管年事已高，誉满杏林，老先生还是秉承多年的惯例，不管是任职或兼职，都兢兢业业地参与实际工作，从不要有名无实的空衔。无论是对他所主编的刊物还是参与编撰的著作，也不管是自己所写还是他人所写的文稿，他总是逐章逐句地认真推敲，每个专业术语、每个标点符号都力求准确无误，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即便是对一些很有名望的大学者、大专家的文稿亦是如此，甚至要求一再重写的事情也并不鲜见。多年来，经他审读、修改、定板的同行和学生的论文和著作超过千数！经常有原作者感到他付出心血实在太多，请求他在已完成的著作或论文上署名，他却总是婉辞不就，称自己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当这些同行的论文获赞或获奖时，他甚至比自己获赞获奖还高兴，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学生所取得成就和成功，更是喜悦溢于言表，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我们这些办教育、当老师的人最大的寄望，也是对我们的最好回报呀！”

有道是，危难之际看大节，细微之处识人品。钱惪的一生中，他不但在国家有难、公域急需之时，真正做到了赤子丹心，奋不顾身，而且在日常的工作和为人处世中，其所表现出的高尚德行，同样令人感怀敬佩，有口皆碑。

1980年，从重庆科技界传出的一个捐赠消息，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热议的一大新闻，说是为了支持市科协礼堂的建设，重医的一位老教授无偿捐出了家中所藏多年的三十余两黄金！当时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市民，仍普遍拿着几十年不变的低工资，而被压抑多年的物质欲求却已打开了闸门，“向钱看”以空前的速度成为许多人的处世信条。而黄金，这个通行世界的硬通货，尽管许多人尚无缘一见，却已然是大家心目中的财富象征！毫无疑问，三十几两黄金，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笔金光耀眼的巨大财富！而这个人却在挥手之间将其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对于此事，伸大姆指的人当然很多，但瞠目结舌者也不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但在重医校园里，对此事的反响却相对平静，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的捐赠者就是他们的钱惪老院长，而老先生做这类事情，大家早已是司空见惯。

而在这个热点新闻的当事人钱惪的家里，却更是保持着台风眼般的平静。整个捐赠事宜从提出到决定，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天钱惪回家对儿子说：“市科协礼堂因缺钱上不了马，我想把家里的那点黄金拿去捐了，你看怎么样？”儿子回答：“我没意见，你再问一下妈吧。”钱惪便转身去找老伴张聿秀谈起此事。家里所藏的三十几两黄金是钱惪从医几十年一点一滴地积蓄下来预防万一的“老窖”，在以持家为念的老伴心目中，那是轻易不能动的。老伴轻言细语地提醒他：“家里就这点值钱的东西，万一遇上三灾两病的话怎么办？”钱惪说：“我们都有固定工资，也享受公费医疗，以后退了休也都有养老金，我看这点东西很难再派上用场了，捐给国家多少还可以发挥一点作用。”老伴说：“你就没想到留一点给儿孙吗？”钱惪说：“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人贵独立，儿孙切忌仰靠父母。我们供子女读书，让他们学到知识，这是应该的。俗话说，有薄技在身，胜过万贯家财。如果儿孙养成坐享其成的德性，反而会堕丧其志！刚才我已问过元恕，他支持！”老伴就说：“那就捐吧！”

后来听说工程款缺口巨大，钱惪又追捐了部分现金。

不管在学校内还是在医学界里，大家早就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他们的老校长，这位姓钱也应当不缺钱的学界泰斗，一辈子却始终没有学会一件事，就是如何为自己和家人花钱。他的钱最大的用途只有三个：上交党费，捐献公益，资助他人。所以有人一直感慨：钱院长“真像是从月亮上下来的人”！

每月100元的党费，这是雷打不动的。学校内的任何公益捐助，他总是名列前茅的捐助者。社会上的捐助活动，只要让他知道或遇上了，从来不会绕道而过。至于随机性的捐助，那就更是难以计数了。每次下乡做医学普查和巡诊，给农民看病时，他总会问一些病外的话题：家里负担重不重？生活怎么样？遇到确有困难的人，他便会直接掏钱相助，并认为这并不是所谓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一个从医者应有的仁爱之心。至于从媒体上闻悉的某地遭灾受难、贫困山区办学困难、农民家庭因病返贫，农村少年家贫失学，甚至异国他乡遭受灾害，都是他慷慨解囊的事由，工资捐光了，稿费、奖金、津贴......只要是钱，拿到什么捐什么，这只手进那只手出，难得有在口袋里捂热的时候。身边的师生为此经常提醒他：“俗话说，死水不经瓢舀，这样下去你的工资很快就没有了啊！”他却总是乐呵呵地回答：“这个月没了，还有下个月呢，没事儿！”

有人笑谓，这个工资级别在重医最高的老先生 （是建国以来四川省仅有的三个一级教授之一），可能也是重医最早的“月光族”吧！

多年来家人对钱惪所享有的“高薪”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家庭的日常开支一直是靠老伴不多的工资在维持，一家子过着与普通职工无异的俭朴生活。家里的床塌桌椅都十分陈旧简陋，摆放着一套老式木沙发的小客厅，就是他日常接待本校师生、学界精英、政府官员乃至外国友人的最佳场所。一灰一蓝两套卡其布中山装，一双圆口老布鞋，几双补了又补的袜子，就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一日三餐杂粮米饭、素菜清汤，在家里早已习惯成自然。他的两个儿子平时很少得到什么零花钱，更遑论沾他这个院长老爹的光了。两兄弟读中学时住校，当时学校的伙食比较差，每到周末同学们都盼着回家大吃一顿，以解口舌之馋，但他们回家所面对的，却是与学校几无二致的粗茶淡饭，因此有时不免发发牢骚，这时父亲却总是告诫他们：“你们到乡下去看看农民吃的什么，要懂得知足！”因周末照样公务缠身，钱惪经常外出，忙完回家后常常只能凑合着热热剩菜冷饭囫囵吃下，儿子们看在眼里，热在心里，后来也就很少再发这种牢骚了。

钱惪生前在重医工作46年，担任领导职务近25年，但他却没有因私用过一个公家的信封、一张公家的信笺，给同事、亲戚写信一律用废纸的背面。考虑到他写信大多都涉及公事，有一次学校办公室主任亲自给他送去20个公用信封，也被他断然谢绝。他因公出差的票据和看病的医药费，大多都被他揉成团扔进了废纸篓。

20世纪80年代初，省教育厅曾拨专款为他修建住房，图纸已经设计完成，准备开挖地基了，钱惪知情后，却直 接出面坚决制止。他和家人一直心定神安地住在几间旧房里。国家安排的老专家外出休养，他总是因为工作忙，极少前往享受。遇有难得的出国访问交流机会，他总是尽可能地让给相对年轻的同事，说他们将来的工作时间更长，出去学到东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钱惪无疑是有地位也有性格的人，但凡是与他相处过或打过交道的人，不管是病人、同事、朋友、学生、员工......都能从老先生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从医数十年来，无论病人地位高低，富贵贫寒，他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会在任何病人面前摆谱或表现出一丝烦躁，即便是对一些比较难缠的病人，也同样是做到“人到、口到、心到”，耐心细致地检查诊断，提出妥贴的治疗方案。他查病房时，总要让护士带上毛巾，在测体温或听诊时给病人盖上，怕他们受凉。有病人或读者来信问医问药，他总是尽量详实地给予回答，或转请有关医生作答；有同事委托他代办事情，他总是尽心尽力，无论是否办成，一定会给予回复。同事出差或出国了，他会爬几层楼去看望他们的家属，问询是否有事情需要帮忙；同事遇到困难或者有了思想疙瘩，他会主动上前关心，帮助解决和化解；甚至同事闹家庭矛盾或者两口子吵架之类的麻烦事情，他也照管不误，而且每每让各方心服口服。以至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重医，只要钱惪一出面，矛盾再大也会化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公正无私，处事中肯，都服他。

不过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钱惪也有一些在旁人看来太过“较真”的时候，笔者在采访中偶悉了老先生的几个逸闻：

20世纪80年代初，钱惪的学生张治道先生从美国给他来信，提出愿意资助10—15名重医的教师赴美进修。当时这种机会非常难得，知悉此事，许多人都跃跃欲试。钱惪却把选人的决定权全部交给了学校的附属医院和基础部，连一个机动名额都没有留下。校外办主任对他说：这个事本身就是冲着你来的，你的两个儿子都有条件，至少应该去一个吧！钱惪却挥挥手道：有本事自己去考，没本事不要指望我！拒绝给两个儿子任何“关照”。对父亲的禀性早就习以为常的两个儿子，对此都安之若素，自始至终没有在此事上表现出任何“非分之想”。一些当事人至今仍感慨系之，“无欲品自高，大公威亦重”，钱院长之所以在重医有这么高的声望和感召力，不是偶然的呀！

他的学生和多年的好友、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刘裕昆20世纪90年代初来重庆出差，离渝前去探望他，离开时因时间较紧，请钱惪派了一辆公车送他到机场。在路上他接到老先生的电话：按照学校的接待规定，他须自己支付车费。此事传回学校，一些人感到老先生这样做未免太得罪人了，而大多数员工却评论说，这才叫公私分明，以身作则！当事人刘教授则因为这件小事，对自己的这位师长愈加敬重，并时常以此自勉勉人。

那几年，在重医学生会所做的“你最喜欢的老师”的民意调查中，钱惪始终名列前茅。他获得了全院师生的衷心爱戴。

1983年，钱惪从重庆医科大学校长任上退休，两年后，受聘为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钱惪曾连任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再次当选后，他以自己年事已高，主动写信辞去了代表资格。

一段时间里，重医的不少干部甚至领导班子成员仍习惯性地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或要求对某些具体事项进行干预或施加影响，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他恳切地说：“支持新班子的最好行动，就是放手让他们干！”同时也表示：“不干预工作，但要保留观点，尽到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耄耋之年的钱惪心里依然装着重医的现在和未来，关注着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其退休后的 20 多年里，他难能可贵地真正做到了既谨守本分，又退而不休，将生命的余热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隔三岔五便会看见一个身材瘦高、鬓发如雪的老人从被大家习称为“山上”的重医家属区缓步而下来到校园。他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教学楼或图书馆里，时而在墙报前驻足观看，时而在教室外悉心聆听，时而在图书馆里向偶尔目光相遇的师生含笑点头或低头问询一点什么......这个时候，许多学生会把他当成一位尽管年事已高，却依然心系莘莘学子的老教授。他也会不时出现在学生食堂或宿舍楼里，看看伙食怎么样，问问饭菜是否可口，关切被褥是否暖和，水电是否正常等等琐事，发现有同学欲将尚可食用的饭菜倒掉或者涮碗洗衣时爱用长流水，他会温和地上前劝止......这时候许多学生会油然想起家里禀性难改的老祖父......发现地上有遗弃的垃圾秽物，他会默默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捡拾干净；发现有人攀摘花木或践踏草坪，他会急切上前阻止......这时候学生们会以为是遇上了某位退而不休的校园老花工或者特别较真的老年环保志愿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医的规模越来越大，认识老人的师生却越来越少，但老人却依然故我，如同和煦的春风般地出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成为重医的一道独特而温馨的风景。

不过老人也有拧紧双眉的时候，如有学生乃至青年教师行为失范的情形被他撞见却又不听劝告者，那就得领教“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滋味了。重医校园和重医附一院之间有一条马路，因车辆来往频繁，学校专门在这里架设了一座过街天桥，从早到晚桥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和桥下穿梭来往的车辆各得其所，令人赏心悦目。然而煞风景事情也不是没有：不时便会有人在桥上“天女撒花”，乱扔弃物，甚至以此取乐，让来往行人为之侧目。老人对此十分气恼，这天终于让他逮到一个“现行”。面对老人的批评，那位学生认了错，下桥将扔掉的垃圾捡起放进了垃圾桶。老先生下来后找到学校的分管领导，就这件事情严肃地谈起教书育人问题，他说，学校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缺一不可，其中传道也就是育心养德是首要的，对我们医学院来说尤其如此！从医者要有悬壶济世之心。如果我们的学生连起码的公德意识都没有，将来出去如何能为社会民众服好务！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工作做好啊！......那位领导同志心悦诚服，当即表示要立即采取切实措施，强化此项工作。

钱惪之所以能在桥上逮住那位的“现行”，除了他很关注此类事情，也因为他经常过桥到对面的重医附一院去。这座重医资历最早、规模最大的附属医院是重医的一扇窗口，重医的办学理想、教学质量、育人成果全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一些新的病症的和新的课题也常常是由这里首先发现和提出的。钱惪对其的牵挂和重视可想而知。许多当事人都回忆说，老校长在桥两边的态度是有微妙差别的，在校园里特别是在那些新生面前，他更像一个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长者，但在重医附一院他却成了一个明察秋毫、一丝不苟的严师。原因很简单，重医附一院是直接服务于病人的，人命关天，岂能掉以轻心！并且重医附一院的人多半都与他熟识，不少扛大梁的主治医生和部门负责人还是追随他多年的老同事。

来到重医附一院，钱惪会在门诊和住院两大部门的各科室到处走动察看，也会跟当班的医生护士点头招呼，道个辛苦什么的，但其最关切的则是收治病人的情况，有无疑难病患和处理不当的病例乃至医疗事故等等，一当发现问题就绝对不会放过，非得追根溯源，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如果当班医生诊疗有困难，他就会要求组织会诊或者亲自介入，直到解决问题。如果发现有医护人员对病人态度冷漠或粗疏失职，他会立即严厉批评，一点也不留面子。他也会时不时地查看一些年轻医生或护士所做的临床记录和病历，如果发现有语焉不详、敷衍塞责的情况，便会立即叫来当事人，举出众多因一字之误致人死命的重大医疗事故相警示，往往会让对方惊出一身冷汗，记上一辈子。所以好多年轻的医护人员，对老先生都是又钦敬又畏怯，既希望多得到他的耳提面命，又害怕有错被他揪着挨训。

然而在病人面前，老先生却永远温暖如春，关怀备至。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老先生发现有急难危重的病人，总会上前探询详情，向相关科室提出治疗建议。如果发现有病人需要住院治疗却因床位紧张住不进去，他会直接出面要求医院想办法腾出病床。看到因经济拮据付不起医药费之类的病人，他则会当场解囊相助......这类事情实在太多太多，大家都要习以为常了。老人的儿子回忆说，还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去医院找父亲，发现他正蹲在过道里与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病人说着什么，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钱给病人，又关照再三，方才离开。他想到父亲平时生活节俭，在用钱上非常“扣门”，就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要拿钱给这个人，父亲回答说：“他从很远的地方来，需要帮助。”

钱惪常说，医学事业，性命倏关；救死扶伤，职责所在。对病人关心、细心、尽心，是每一个行医者的本分。做医生的对患者绝不能有施恩者心态，从根本上说，医患关系是一种基于高度互信的平等合作关系。再好的医生，如果没有病人的配合，也无法“妙手回春”。病人言听计从把自己的身体暴露给你，把难与人言的隐私告诉你，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托付给你，这需要多大的信任呀！所以我们做医生的对病人也得有一分感激之心才是呢！

钱惪越到晚年越是看重学生的品行养成，如果在路上某位学生与他迎面相遇却视若无睹，他会立即停下，非常认真地质询：“为什么见到师长不主动招呼？”如果对方表示不知道他是老师，他会立马自我介绍：“我叫钱惪......”当对方大感意外或表达歉意后，他还会及时叮咛上一句：“大学生应该有起码的敬老尊贤的文明教养，医科大学的学生对待老弱病残人士更应怀有一种特别的关爱之心，你们将来能不能做一个好医生，这是第一课，也是第一关！”

多少年后人们才有所省悟：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较真”，其所表现出的不仅是老人“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的高风亮节，还蕴含着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百年树人的远虑卓识！

1998年，92岁高龄的钱惪做了肾癌切除手术，康复中又发现心脏有问题，不得不安装心脏起搏器，身体已明显地不如以前硬朗。但他仍不改退休多年养成的习惯，成天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师生，关心学校，关心病人，关心医院关心社会状况，关心国家大事......当然也关心儿孙，难得有真正清闲下来的时候。即便后来连续发生两次癫痫昏厥，他却依然故我，永远有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直到98岁高龄时，因肾脏等全身多器官衰竭，住进重医附一院，就此一病不起。